导言

错误知觉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决策中常常发生什么样的知觉错误？对政治和其他行为体形象的认识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决策者怎样依据信息做出推断，尤其是从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中做出推断？

对于这些问题，心理学或国际关系学的专家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讨论。国际关系学专家假定决策者对世界的知觉通常是相当正确的，即使发生错误知觉，也被当作偶然出现的反常现象。本书力图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世界和其他行为体的知觉会偏离客观实际，这种偏离的规律是能够发现的，其原因也是可以了解的。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诸多不同的人都会表现出共同的错误知觉，而且可以发现无须深究个人的心理状态就能解释的不同人表现出来的重要知觉差异。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具体的决策，还可以解释互动规律，并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

如果说国际关系学者对知觉问题不太关注，心理学家却不是如此。心理学家的著作在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方面很有价值，但是，他们的著作也存在五个重要缺陷。第一，对于情绪因素的重视超过对于认知因素的重视。他们的讨论重心集中在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防御机制以及其他导致偏离客观现实的动机性因素，相对来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即便一个完全不受情绪左右、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也会依照极端模棱两可的信息做出判断。正像罗伯特·埃布尔森（RobertAbelson）所注意到的那样，“存在许多‘非情感’认知因素，因而导致了对客观世界的错误认识” 。

第二，几乎所有支撑这些理论的数据都是来自实验室试验。很难确定实验室环境和人为的试验手段是否能够反映真实世界中的运动过程。更加难以确定的是实验室中发现的影响因素，在与影响政治决策的其他重要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还有着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影响力得以显示，并且以在实验室测定的同样方式显示出来。譬如，试验很少赋予研究对象一种刺激力量，促使研究对象努力得到正确的知觉，但这恰恰是决策者最关心的问题。

第三，大部分研究充斥着很强的政策偏见，从而低估了利益冲突的成分，在一般国际关系研究和具体的冷战研究中都表现出这种偏见。

第四点与第三点有关，这就是国际体系结构以及与国际体系结构相关的危险和机会往往被忽视或是被误解。由于存在这四个缺陷，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文献具有“过度偏向心理学”的倾向，对行为的解释通常包含着对决策者的尖锐批评，并且使用了大量心理学变量。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可以从政治性分析中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比较具体地说，心理学研究对国际环境中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结果知之甚少，对为什么高度理性的决策者也往往认为他们必须极度谨慎和决不轻信这—问题缺乏分析。这些偏见也使心理学家只研究那些他们根本不喜欢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使用自己的理论去分析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政治家的政策偏好。所以，“强硬派”对外政策研究中确立的形象与推理得到了研究和分析，显现了阻碍合理决策的情绪因素和认知过程的运作，但是支持和解的观点和信念体系却从来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研究和分析。

虽然这些缺陷相当严重，但与第五个缺陷比较起来，前四个缺陷则不那么严重，并且比较容易改正。第五个缺陷是：许多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心理学理论，没有解释高度理智的人是怎样思考重大问题的。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主要经验证据的试验也很少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关于认识形成和改变的理论所讨论的多是对一个人来说无关紧要的认识，是他知之甚少的认识，是正确与谬误的后果对他无足轻重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人们希望建立严谨简约的理论，所以也就只能分析简单认识了。虽然这样的方式可能是理论建设的最佳方式，所建构的理论也许终将能够解释复杂的思维，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没有理由相信这类理论会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理智人面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式。正因为如此，埃布尔森承认，他参与建立的、常常用于对外政策决策的理论“很少考虑人的思维的活跃性。即使平庸之辈的思维也超出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又导致了一些……结论，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这些结论都是荒谬的” 。同样，彼得·斯珀利奇（Peter Sperlich）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最常用的认知相符理论（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可能相当充分地解释幼儿、智障者和某些病残者的行为，也可能相当充分地解释某些条件下正常成年人的行为，如受到恐吓时、在被迫处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在某一段被剥夺了物质生存条件的时间内或是在强烈情绪暂时控制了一个人的情况之下。但是，对于非危机情境中复杂的成人行为来说，这些理论似乎无法提供可靠和可信的解释。

一种可行的纠正方法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如果社会科学家要创立一种他认为与政治决策相关的理论，他必须承认他创立的理论与他自己的决策方式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里说的不是关于小事的决策，而是关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比如他怎样决定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式。虽然问题的背景情况不能忽视，但是，有理由相信政治家决策的方式与其他理智人面对重大困难进行选择和不确定知识和信息决定取舍的方式是相似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政治决策者比社会科学家缺乏理性、缺乏经验、缺乏了解环境的动机。尽管政治家面临的问题比科学家棘手得多，可以使用的工具也更加有限，但不能说政治家观察和思维的方式通常是科学家嗤之以鼻的。如果一个心理学家认为决策者根据证据进行推理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他自己处理重要专业数据的方式，那么，我认为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心理学家所建立的理论。

如果说这些批评意味着我们不能把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原封不动地用于政治决策的话，那么它们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这些理论置之不理。置之不理的结果是忽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无法发现并且几乎无法解释错误知觉的规律。实际上，正是由于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学研究，他们才没有意识到错误知觉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如何纠正错误知觉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先选某一种心理学理论，然后试着纠正前面讨论过的缺陷，继而观察这个理论如何解释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这是一种可行的做法，但我采用了一种更加广泛、更具兼容性的方式。（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做弹性太大。）我借鉴了不同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和试验结果，借鉴范畴包括态度改变研究、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视知觉研究等。这样做的危险是会将不可通约的理论或无法类比的假定混淆起来，也可能有曲解这些理论之嫌。但是这样做有着双重优势，即：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解释能够受到像态度改变和视知觉这样不同领域里的理论的支持，如此一来，我们不但可以得到更加广阔的启迪，而且可以对我们提出的理论更具信心。这足以抵消第一种风险。第二种风险，即对心理学理论无法依其自身意义加以详尽讨论，则是值得一冒的风险。因为我的目的是理解政治。所以，尽管有些人批评指斥我的思考偏离了心理学理论原本的意义，我仍然只按有助于解释政治决策的疑团的方向对这些理论加以讨论和进行修正。

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理论原本不是用来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就是收集实在的证据。这里存在两个主要难点。第一，没有简易的方法确定知觉的准确性。很难知道一个人的知觉是什么，更难知道这样的知觉是否正确。丘吉尔对希特勒的知觉是否就是正确的、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对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知觉是否就是错误的——直到不久前还很少有历史学家对这个结论提出异议，但现在就连这样一个似乎十分清楚的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德国是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试图统治欧洲大陆？协约国的外交是否如此娴熟，可以无需牺牲与德国的平等地位就能维持和平？我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但是采取了三种方法来缓解这一难点。第一，我使用的案例是具有大量证据的历史案例，并且这些证据经过历史学家的充分研究，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很少使用像苏联的知觉和意向这类现时的案例，因为就现时案例来说，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不可能有充分的信心。第二，我力图注意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这样读者至少可以知道存在不同观点。第三，有些案例可以作为具有可能性但又属假设性的例子。这些案例至少可以表明某些知觉是存在的，而且知觉很容易发生偏差。

当然，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完全避免以上提到的问题，不过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我们可以不设问“这种知觉是正确的吗？”而设问“这种知觉是怎样从已有的信息中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般性理论解释知觉的准确与否。这与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在范畴较广的视知觉理论框架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视错觉问题是同一个道理。这里，心理学中关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学中关于行为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成果是直接相关的。我在许多地方使用了这种方法，当然我并没有试图创立一种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行为体对于同样的客体、环境和其他行为体的知觉。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适当的比较方式，就能够确定知觉中的规律性差异，这类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行为体对被接收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预先存在的对其他行为体的不同印象和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或者不同的亲身经历等。我发现这种方式十分有用，当需要解释决定个人知觉倾向的那些因素时尤其如此。

第二个关于证据的主要问题是，即使我们可以断定在某个案例中确有错误知觉现象存在，但如果这一案例不是典型案例，仍然无法做出一般性结论，也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许多知觉错误是偶发现象。我们能够发现可以想到的任何错误知觉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一种错误知觉是经常发生的，哪一种错误知觉比与其相反的错误知觉更容易发生，哪一种错误知觉是与前件相关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连相互关系都无法建立，更不用说确立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了。同样，对此也没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不得不采取一种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做法。我研究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仅选其中那些频率很高的错误知觉现象加以分析。我还寻找那些与我的理论不相吻合的错误知觉案例。对于我提出的许多假设来说，几乎没有与这些理论假设相左的案例。但即便这种证据收集的权宜方法不会导致错误结论，也会阻碍对复杂理论的验证，不利于发现微妙的或交杂着许多错综复杂变量的知觉规律。所以，缺乏贴切的案例样本并非意味着我的理论观点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味着这些理论观点只能反映比较明显的变量关系。

这本书还有其他两个局限性。第一，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知觉现象，所以其他决策因素只是在与知觉相关时才会被加以讨论。我希望这一著作会加强我们对决策的理解，但是不会讨论决策的所有方面。我集中讨论知觉现象，也意味着我不会详细讨论团体或个人的信念体系的各个方面。第二，我没有采用研究知觉现象的两种常用方法：文化差异和自我心理学方法。相反，我发现研究同一文化中的、不太受到个人性格影响的错误知觉规律更有意义。这类规律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即便两个行为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仍然很容易相互产生错误知觉；另一方面也说明，产生错误知觉的一些重要原因存在于一般性认知过程之中，而不在于个体的心理失调。

最后，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地发现这本著作具有高度的非政治性，因为它所讨论的内容很少涉及行为体利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利益的概念很难解释我所研究的这类知觉和错误知觉。知道一个人的利益并不能告诉我们他怎样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也不能告诉我们他会怎样选择最佳途径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家什么时候会认为对方具有侵略性？与长期确立的认识不相吻合的信息是怎样得以处理的？认识是怎样改变的？认识又是怎样形成的？类似这样的问题涉及的是知觉过程，无法根据行为体利益做出回答。当我们审视政府结构的知觉的时候，会涉及利益问题，尽管利益和知觉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得到确立。比如军人比政治家更容易感觉到威胁。但是，在最高层次上，当对其他国家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极大代价的时候，利益分析方法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认为希特勒可以接受绥靖政策不是张伯伦的利益所在，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不是艾奇逊的利益所在，错误地认为自己对手的行为计划精巧、指挥有度也不是政治家的利益所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行进” 。譬如，马克思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都不能仅以利益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两种理论都无法单凭利益解释美国对越南等国家的干预行为。只有当决策者从内心就认定决不能让越南这类次要国家变成共产党国家，或是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时，美国的干预行为才能够解释得通。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解释了前一个观点，在这里只想指出，利益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相信世界是高度关联的。当然，如果把认识当作给定因素，利益的确能够解释政策，但绝不能因此对认识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同样，一旦把苏联视为富有侵略性的国家，那么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从精英利益出发，美国都会对苏联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但是，对苏联的这种认知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这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现在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第一部分叙述了背景情况。因为对知觉的研究是决策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第一章讨论了层次分析问题（level of analysis），明确指出了我们没有采纳的其他一些研究方式。第二章讨论了行为体意向（actor’s intentions）的概念，构建了一种理论框架，研究人员通过这一框架可以根据行为体过去的行为推测其未来行为。第三章分析了国际关系使用的主要心理学理论，表明这样的心理学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威慑理论家——都没有能够抓住他们之间的核心分歧，即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意向。

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决策者怎样处理信息，以及怎样形成、维持和改变自己对国际关系和其他行为体的认识。第四章根据科学研究的逻辑探讨了心理相符（psychological consistency）理论，区别了理性相符和非理性相符（rational and irrational consistency）两种现象，详细分析了人吸收外来信息并使之融入自己原有认识框架中去的倾向。第五章讨论了人脑中处于前沿位置的内容对其知觉的影响。如果他者的形象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消除，所以，尤其需要理解形象怎样确立的。为了这一目的，第六章探讨了国际关系历史、决策者国内政治体制、决策者本人的非政治性教育怎样造就了他的心理倾向，这样的心理倾向又影响到决策者对不同环境和其他行为体的知觉。第二部分中的这些章节，以及其他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认识和印象永远不会改变。为了不至于造成这种误导，我在第七章里借鉴了态度转变研究的成果，表明与自己原来的认识和印象不一致的信息的确会改变原有的观念。

本书第三部分讨论了几种常见的错误知觉。第八章分析了行为体趋于认为其他行为体比自己更加团结一致、更加精于谋划的现象。第九章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行为体将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视为独立的行为，而不是针对自己的行动做出的反应。第十章分析了关于愿望思维理论及其证据。我们必须对实验室试验结果和国际关系案例做深入的分析，因为对于证据和什么证据支持这一理论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像一开始显现得那样清晰。第十一章研究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问题。这一心理学理论与本书其他部分使用的理论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有相当大的不同，必须予以单独处理。我对这一理论与本书主题的相关程度进行了探讨，推导出几个假设，并据此对一些个案进行了分析。

最后一部分的一章讨论了决策者怎样才能够将错误知觉减少到最小程度。由于国际关系的信息十分复杂并模棱两可，知觉错误和其他决策失误是常有的事情，但可以采取措施，加强采用可靠信息的程度，减少决策者顽固坚持原有认识、不认真考虑自己所做行为就下结论的现象。如果说知觉是自发的，不受意识的控制，并根据这一标准把判断与知觉区分开来，那么，本书提出的这些建议旨在增强明确的、自我意识强的判断，减少决策者无视被拒绝采纳的其他多种政策建议而仅凭自己的知觉进行决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