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行为体行为的分析需要把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分离开来。但是，对于预测行为来说，这样的分离只是再合并的前奏：从对方过去行为推断出来的内部过程与对方所处的环境必须结合起来考虑。要这样做，就要使用意向的概念。行为体的意向可以被定义为行为体在给定环境中将会采取的行动（如果是假设的环境，则可被定义为假如这一环境是真实的，行为体可能采取的行动）。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定义与通常对意向所作的定义不同。许多作者把意向定义为行为体计划做的事情或者行为体希望实现的目标。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是指国家将要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诸多行动，因为这是人们试图预测的行动。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意味着意向不能完全与承担风险的决心意愿这些概念分割开来。与这种概念化相关的其他问题在下文中再行讨论，但是意向这个概念比其他概念更加有用处。

在某些案例中，学者希望知道，如果不存在外部制约因素，国家会怎样做。决策者虽然不像学者那样急切，但也希望了解这一点。例如，如果美国处在无人反对的条件下，它是完全不干预其他国家，还是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还是侵吞它们的资源，还是改变它们的国内制度？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揭示一个国家的“理想意向”（utopian inten-tions）。探讨理想意向能够显示某一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即便是“侵略性总是潜伏的东西，也总是与一个国家在不受惩罚的条件下从事不正当行为的程度有着十分精确的相关关系” （下面的分析会反驳这种观点），国家希望其他国家怎样做仍然是会变化的。在17世纪，理想意向可能是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别国。在18世纪，国家强调的可能是保证出口但同时又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今天，国家的理想意向又不同了。不发达国家的理想意向可能是获取财富或许还有获取领土；苏联和美国的理想意向可能是传播它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体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可能什么理想意向也没有。

一个国家即便是在理想条件下也不侵略别国，除了对侵略的厌倦之外，还有几个其他原因：可能是因为从道义上反对使用武力，或者尤其反对对无力反抗者使用武力；也可能是出于“工具性和平主义”考虑，即认为使用武力对于实现目标是没有效力的，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个国家可能感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会损害国际体系的合法性，或者认为沃尔弗斯所说的“环境目标”（milieu goals）， 即类似国际法的发展这类超越国家边界的影响因素，只有在国家不受胁迫而进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促进。工具性和平主义更可能适用于这样一些目标：这些目标需要根本的内在信念的改变，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改变。当然，很难确定公开宣称的工具性和平主义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通常，只有在显然无法使用武力的时候才会考虑这样的做法。并且，一旦外部制约因素得以消除，决策者可能就会改变主意。

当然，国家几乎永远没有机会根据理想意向行事，所以，行为体和研究人员通常更加关心的是国家在可能面临的制约条件面前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由于许多定义中没有包含这一内容，所以会产生误导现象。例如，沃尔弗斯说：“可以这样考虑问题：所有国家都处于最大和最小的‘进攻倾向’这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只要能够取胜就必然发起进攻的国家，处于另一极端的是无论取胜的机会多大都不会发动进攻的国家。” 引语中的斜体部分是沃尔弗斯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他的理论中，在胜利很容易获取并且成功机会很大的条件下，除了那些理想意向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之外，所有国家都会发动进攻。据此，沃尔弗斯把大部分国家划归极富侵略性的国家之列。

问题及其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包含在艾奇逊讨论朝鲜战争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时说的一段话之中：“这一侵略行径不容置疑地表明……在任何有胜算把握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势力都有着在其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攻击和侵略任何自由国家的意愿和图谋。北朝鲜侵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表明即使是贸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险，共产主义也愿意在它认为可以取胜的时候诉诸武装侵略。” 艾奇逊的第一句话像沃尔弗斯的定义一样，表明在艾奇逊眼中苏联与其他许多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第二句话中，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苏联不但要扩张，而且即使在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仍会进行扩张。值得注意的是艾奇逊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他认为苏联明知美国会对北朝鲜的进攻做出强烈反应还一意孤行。根据美国此前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艾奇逊的说法并非完全有道理。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提出了风险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仅仅考虑国家是否在可能条件下企图改变现状，而是考虑国家愿意承担的代价和风险，就可以避免把大部分国家划归极富侵略性国家之列。风险意识的概念可以用来发展我们所说的国家“基本意向”（basic intentions）。比如，美国和苏联可能具有同样的理想意向——在全世界传播它们的国内政治体制，但是它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甘愿承担风险和做出牺牲的程度不同，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基本意向。同样，通常被认为是维护现状的国家在甘愿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付出代价方面，也有程度的不同。美国在制止共产主义传播方面愿意付出很大代价，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则不愿意坚决抵抗德国的侵略。

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在维护和加大自身利益方面愿意付出的代价的大小，把国家列入下面的四格表内。

惟一需要解释的是右上方的方格。这类国家认为它们现有利益太少，同时力图改变这种状态。只要它们认为有着一点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就会冒险发动战争。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纯粹的自卫战争不能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进攻性战争做出铺垫，所以被视作仅仅为维护有限现有利益而浪费宝贵的军事资源。希特勒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他说：“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什么都不是。”

但在大多数案例中，国家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维护现有利益，付出较小的代价增大自身利益。国家往往使用自己的资源获取最为重要的利益，国家现有的客观和主观利益一般来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即使不存在这些因素，损失利益产生的痛苦要超过获取等量利益得到的喜悦，比如，丢失5元钱造成的痛苦要超出得到5元钱带来的喜悦。

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国家为保卫领土愿意付出的代价大大超出它愿意为增加一种其他重要利益付出的代价，比如侵占其他国家领土。相比之下，如果决策者不珍视自己现有的领土，而去觊觎周围的领土，就像17世纪的英国或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那样，国家原有利益的扩展就十分有限，并且，随着危险和机遇的变化，国家也会迅速从维护现状国家转变为反对现状国家。

上面的表格显示了国家为实现一般性目标愿意付出的代价。同样有意义的是考虑国家为保护具体利益愿意承担的风险和代价。人们可以正确地估计一个国家愿意承担的代价的大小，但是仍然会错误地认识这个国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目标。譬如，虽然英国和法国都高估了希特勒改变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带来的痛苦的决心（例如，英法没有意识到，如果英法坚决反对希特勒对莱茵地区的再军事化行动，希特勒可能会就此却步），但同时两国也都低估了希特勒为称霸欧洲甘愿冒战争之险的决心。

这种方式的概念化也有着自身的问题。一个不愿意冒重大风险的国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错误的估计，因而采取十分危险的行动。这样，国家的实际行为就与它的基本意向不相吻合。例如，苏联人可能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他们在古巴部署导弹所要承担的风险。 在许多时候，希特勒的草率可能不是因为他愿意承担极高的战争风险，而是因为他确信对方会畏缩不前。当希特勒的将军们以高度危险为理由不同意他的政策的时候，他并没有认为风险虽大但值得冒险，而是告诉他们没有什么风险。所以，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可能不在于甘愿承担已经意识到的风险，而是在于改变现状国家会把别的国家视为高风险的情境当作低风险情境。

政治家和学者在分析别国政策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国家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与对代价和危险的认识区别开来。随着我们加深了对这个行为体知觉的认识，我们注意的重点也往往会发生变化。让我们再用一下上一章讨论过的例子。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一系列解释，部分地取决于学者是否认为美国决策者相信那是一场高代价的战争。政治家如果想要预测别国行为、设计适当战略，就必须判断战争代价的高低。所以，艾尔·克劳在分析19世纪末德国冒险举动的含义的时候，强调“[德国]政府完全明白这一举动包含的敌意，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已经准备在英国进攻时保护德国的舰队” 。其他国家必须判定这个国家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冒很大的风险。这样做很重要，因为一个谨慎的国家可能误入险境，但如果它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遭到强烈反抗，就不会重复自己的错误；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清楚，那么这个国家即使知道环境危险，仍然会我行我素。对后一种国家行之有效的战略在前一种国家身上很可能行不通，反之亦然。

进而，一个国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现状。在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有限行动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重大后果。如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就可能无意中使其他国家认为它会要求这些国家支持它向对手发动武装进攻。一个国家向邻国做出让步则可能促使后者对第三国发动进攻，因而使这个国家改变政策，反过来对这一邻国发起进攻。还有，一个国家可能只希望寻求有限的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地破坏了现状。比如，人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由于德国的强大国力，加上它的战略位置，所以即使是小规模扩张都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后来，泰勒（A.J.P.Taylor）指出，希特勒很可能只希望为德国争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但他没有意识到，“实现这一愿望的必然后果是德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 对于与德国接壤的国家来说，只有在它们能够说服德国认识到其行动的后果、德国随之改变原来政策的情况下，这样的区别才有意义。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德国称霸欧洲是出于有心还是纯属无意，结果都是一样。

对自我行为的错误预测

我们把国家意向定义为国家在某种给定条件下将要采取或是可能采取的行动，所以，国家意向有时会不同于国家决策者想象中所采取的行动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这样定义是有意义的，因为研究人员试图预测的是行为体真实的行动，不是行为体想象中的行动。人们可能认为行为体总是能够正确地预测自我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旁观者可能比行为体自己更了解行为体的意向。

首先，当世界政治超出决策者思维范畴的时候，决策者也可能不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种情况司空见惯，许多事件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有时，他们知道某种事件可能发生，但却没有考虑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行动会受到环境中不可预测因素的强烈影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人拒绝向法国承诺在可能的德法战争中支持法国，理由是英国无法知晓战争的直接原因和具体情景。一位俄国外交官认为英国人总是这样做。他说：“全部外交艺术是隐藏自己的意图，这正是英国人超出常人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即使一个事件就要发生，并且是一个重要事件，但如果具体环境条件还不足以使人立即做出决定，决策者也可能不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对应行动，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智力上来说，做出决定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无法提出实际的和平条件，因为这样做会分裂整个国家。20世纪中期，比利时内政纠纷使比利时政府无法确定应该怎样对付德国一系列的虚假行动。1940年5月，美国海军参谋长致信太平洋舰队司令：“如果日本人向东进军（且同时并没有袭击美国领土），我们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认为在上帝管辖的地球上，没有人能告诉你怎么办。”

最有意思的是，决策者可能会认为他明白应该怎样对付面临的形势，但他的想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原因。首先，人们可能错误地判断了事件对自己的情绪产生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会反对战争。几年之前，许多教师预测他们会反对在校园骚乱中使用警察，结果他们对自己行为的预测都错了。有没有人可以确切地预测，一旦核武器被使用，他会支持什么政策？决策者对这样的问题已经绞尽脑汁，精心设计的应急方案也已经制定，但是，一旦事情真的发生，实际的对应行动可能与这些在平静心态下制定的方案大相径庭。

第二个也是与错误的自我预测相关的因素是，事件可能使决策者重新思考他的目标和利益。厄恩斯特·梅（Ernest May）对美国决定放弃以前的计划、转而保护南韩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1月份，美国确定的政策是只在日本和菲律宾部署军力。到了6月，国家的政策却成为保护韩国……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改变了政策……而是美国有着两种政策。在韩国的情景中，必须清楚地区别这两种政策。在其他许多情景中也是一样。……1月份的政策是理智权衡的结果……[美国决策者]考虑了目的和手段，根据似乎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制定了政策……结果是制定了一整套深谋远虑的方案，这可以被称为精心设计的政策。到了6月份，北朝鲜发动了进攻，美国总统及其顾问并没有根据这套精心设计的政策审视发生的事件。相反，他们的思想跃入一个思维定势：任何地方发生的武装侵略都构成了对所有地方、所有国家的威胁。

在实际进攻发生的时刻，不做任何反应的代价比一开始显现出来的还要大。但相反的现象则更容易发生。决策者会决定，如果敌人进行挑衅，就做出强烈反应。但是，当事情真正发生之后，他却又改变了主意。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接受顾问的建议，即：如果美国的U-2飞机被击落，美国就应摧毁对方的反空导弹基地。但是，当美国U-2飞机被击落之后，肯尼迪却又决定不这样做。同样，约翰逊总统决定对越共袭击边和美国设施的行动不采取行动，但就在两个月之前他还说“只要美国方面受到袭击”，美国必将采取报复行动。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意味着决策者的目标和承担风险的意愿比人们想象的要灵活，则这也许是因为除非遇到震撼性事件或不情愿的抉择，人们平时往往不会审视他们自己的基本信念。

第三，决策者可能考虑过要采取行动，但如果事件发生时的情形与他的预测不同，那么他就可能不采取行动。这是美国决定放弃先前的考虑、转而保护韩国的另一个原因。直到冲突发生之前，美国一直认为任何共产主义侵略都是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依照这种逻辑，在朝鲜半岛这一具体地点浪费宝贵的军事资源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实际情况与这种逻辑判断是不一样的，北朝鲜的进攻是一次独立的事件，不是共产主义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美国来说，保存军事实力就不那么重要。如果不做出反应，代价则会很大，因为如若不制止这一试探，可能会导致其他地方遭受进攻。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英国在1864年没有履行援助丹麦抗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诺言。英国并未有意识地造势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因为英国认为它在需要时会保卫丹麦。但是英国的计划和承诺是基于一种条件的，即英国认为它会得到法国的支持。直到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政治家才意识到此前英国的行为已经疏远了法国，认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使英国没有履行它对丹麦的承诺。

第四，国内形势可能与制定计划时不一样，这也许是事件本身对国内形势产生的影响所致。所以，决策者可能发现，原先的计划无法施行，新的选择又出现了，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例如，朝鲜战争使美国得以将国防预算增加三倍，完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提出的、但当时无法实现的军备计划。1939年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国内压力在张伯伦改变绥靖政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决策者并非总是明白他们会怎样行动，所以，当别人认为他们对决策者行动的预测比决策者自己的预测还要准确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决策者的意向声明。俾斯麦的预测能力很强，所以收益甚大。在前面引用过的例子里，他放手进攻丹麦，因为他估计到法国不会支持英国，因此英国也就不会参战。同样，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猪湾行动计划，主要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果猪湾行动失手，肯尼迪总统就会改变反对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可能不会认为肯尼迪故意误导他们，但是希望肯尼迪在面临失败的情况下考虑问题，而不是在猪湾行动之前的正常情况下制定计划。他们这样做并非全错。当卡斯特罗的空军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时，肯尼迪授权美国海军使用无标记飞机掩护古巴流亡者乘坐的B-26舰船。 i37Oa8Cd5XxVwv22QKdYZZayws27HbK0PaSsmgX+1PYEuhwlZtEOWgBsjPv5dR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