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家读《资治通鉴》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读《资治通鉴》，读到的是什么？是历史本身吗？（学员回答：是。）我来告诉你：你错了。

刚才我们坐下来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讨论，觉得很不可思议，《资治通鉴》里面讲了这么多荒淫残暴的皇帝，一杀就杀几十万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迷局。不仅今天很多读者、业余文史爱好者，乃至于很多专业的研究者都没有跳出这个迷局：总是试图通过被写成文字的历史去追求过往的真实性。我们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历史吗？当然，我们是在面对历史，但不要忘了，我们和历史之间站着一个人，谁？为我们讲述历史的人。具体到《资治通鉴》，这个人，就是司马光。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我们读《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进入了历史，而是看到了司马光为我们讲述的历史，这一点必须要明确，否则我们会被误导得很远。

今天下午，大家请我来讲《资治通鉴》，深感荣幸。同样的问题，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在哪里？重点仅仅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本身吗？不。周汝昌讲《红楼梦》，很多人都觉得那重点一定是《红楼梦》。吴小如先生就曾和我说过，他说小姜啊，我跟周先生什么都能谈，就是不能谈《红楼梦》。我说为什么？他说一谈就掐起来。所以周汝昌谈《红楼梦》，重点是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理解，甚至可以说重点就是周汝昌，而不是《红楼梦》，这个道理简单吧。所以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也不在《资治通鉴》，重点在姜鹏。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请某某先生来导读《资治通鉴》中的隋唐部分，你们也会认为重点在隋唐史。错了，重点在这位某某先生。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流行写通史，用西方学术写作的模式，重新整理中国历史。钱穆先生有《国史大纲》，范文澜在延安编《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整套的《中国通史》，吕思勉也有《中国通史》，邓之诚有《中华二千年史》，郭沫若有《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很长时间里面是做大学教材的，等等。那么多大家从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都在写通史，写出来后本本不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中国的历史材料之丰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民族能够跟我们比。所以任何一种解释角度，都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给你解释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来。就像你跟你爱人，一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你要跟他（她）离婚，肯定找得到非常充足的理由；你要跟他（她）继续过下去，同样可以找到足以说服你自己的理由。

比如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他的问题意识，他组织材料的方法，他最后的结论跟吕思勉能一样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两个人已经比较接近了，同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对中国传统抱有温情。钱先生跟吕先生之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如果换成钱穆和郭沫若，一起坐在这里辩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根本问题，我想，允许打的话，一定会打起来。首先，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论，钱穆肯定不同意。钱穆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到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写《国史大纲》？钱穆一生的学术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中国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能不能走向现代文明？会不会有民主？他的回答是：能。所以《国史大纲》的根本精神也在这里。用今天的话讲，《国史大纲》就是通过重新整理历史，来为这个民族寻找文化自信的。郭沫若就不是这个想法。郭沫若传统学问功底也很深，是“甲骨四堂”之一，不可小觑。很多人因为看低他的人品，不愿读他的书，这个态度不客观。但从史观的角度讲，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并走得更为极端。他不会同意钱穆的观点，如果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民主，那要革命干什么？

就我本人而言，我站在钱穆这边。所以我一直认为钱穆才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主题。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读这些书，读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书，重点其实不是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重点是这个学者通过讲述历史希望你明白什么，《资治通鉴》也一样。这一点是首要的。 tH9hQggH0Z4C2qG+OLiXvLPXoVuxDKzoqcBWLHV0f4Qu5AG5UaIx3XLQI0L4ET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