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些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教学、科研，还是文化推广活动，几乎都紧紧围绕着《资治通鉴》展开，积累了一些文字内容。今年恰逢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1019—2019），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我出一本纪念性的集子，于是有了这本小书。

全书收罗的十五篇文字，或是根据我的演讲整理而成，或是发表在报端、期刊的旧文，或是各类媒体的访谈摘要。因此，这本小书也就成了关于《资治通鉴》的“杂文”集。经张钰翰、高笑红两位编辑的精心设计，十五篇文章被分为三组。第一组五篇文章重在推介、普及，介绍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基本情况，如何选择阅读版本，以及现代人阅读这部著作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组文章应该可以帮助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找到门径。第二组五篇文章，是比较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曾发表在期刊上，或是为学术会议而准备，集中体现了我这几年对《资治通鉴》所作的学术层面的思考。其中也有思考未尽，有待日后充实的。比如《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司马光思想中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他在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同时，主张对军人、宦官实行严格的资序管理。但写作此文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理解这一矛盾的路径。这次看校样时忽有思绪，考虑到儒家对“学”的功能一贯重视，并承认由“学”而导致的阶层流通的合理性，那么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类似这样的缺漏，本次结集来不及弥补了，只能另行撰文完善。

以上两组文章，尽管最初是针对不同读者或听众群体的，但试图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治通鉴》的文本特征。不仅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不太容易分得清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很多专业学者也时常会忽视《资治通鉴》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两组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同一个主题：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史料的选择、剪裁、编排还是解释，作者都带有鲜明的立场和目的。我们面对的是一套被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本身。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无论多么经典的文本，都带有这个特征。越是经典、伟大的史学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种思想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审视作者立场、时代背景，检核、比较史源等角度，对该著作进行全面解剖。我在学校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整体框架和内容细节的，可以说是我这几年研究《资治通鉴》的关注焦点所在。第一组中有一篇《〈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是根据多年前我给本科生的一次讲座整理而成的。那时候我刚开设“《资治通鉴》导读”不久，这篇演讲稿基本上能代表我早期的基本看法。同一阶段，我撰写了《〈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学术研究》上，以《资治通鉴》中拓边与安内思想主题为例，分析了作者是如何通过选择、剪裁、编排史料达到自己的论说目的的，以及这种论说目的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何联系。通过这些工作，我把《资治通鉴》置入一个具体的产生背景，既有思想史意义上的背景，也有断代政治史意义上的背景，试图还原这个文本形成的动因与过程，以期获得更多文本背后的信息。

第三组五篇　文章，其中第一篇谈司马光和王安石经济思想的差别，也是根据我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囿于本人的经济学知识，可能会有些不全面、不确切的表达。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以往很多研究者简单地以懂不懂经济来区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组里的《一个曹操，各自表述》一文，是全书中唯一一篇与《资治通鉴》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之所以把它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在于解析历史写作是如何被利用的。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在这篇文章里是与曹操相关的历史故事），在不同背景、立场的历史写作者笔下，如何变得色彩各异，甚至截然相反。文中被用来分析的故事虽多出自《三国志》或裴松之注，但所揭示的问题、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与前两组文章形成强烈的呼应，即只有把历史记载看作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甚至不是史料），才能拨开迷雾看透本质。希望这篇“番外”，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题，即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其他传统史学经典，都有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一组里余下的三篇，两篇是访谈，一篇是在新媒体上和初学者、非专业读者的互动答问。其中《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这篇访谈是近期的，重点介绍了几经改革后的“《资治通鉴》导读”这门课程的主导思路，与代表早期想法的《〈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一文相比，有不少更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比着看。互动问答系列，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初学者与业余文史爱好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经与出版社负责人与主要编辑人员商量后，我们决定把书名定为《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主标题“稽古至治”四个字，采自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原文，但在字词的用法上有所变化。司马光的原文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编纂《资治通鉴》的本意，在这几句话里表达得非常清晰，是希望历史借鉴对达成至治有所助益。用“稽古至治”四个字来概括司马光修书的本意，应该是合适的。但在司马光的原文中，“至”是一个形容词，圆满、极致之意。以“稽古至治”来浓缩司马光的思想时，把“至”字变成了动词，取到达之意。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这里的“致治稽古”和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更接近，且“致”字更有强调达到之过程的含义。但几经斟酌，我们认为还是取司马光原表中的文字更妥当。

我不知道把写给初学者、普通读者的文字和专业学术论文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学术研究的专精化、细分化，早已使得学者们非常重视学术讨论的门槛、边界。在多数学者眼里，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历史学界情况也是如此。专业的历史学者都会思考“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讨论历史学的本质、研究历史文本、探索历史研究的技艺，但已经很少考虑“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了，尤其是它的社会功能层面。我认为，“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包含“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和“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两个侧面，两面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人们相信历史借鉴具有辅助政治的功能，这种认识影响了人们定义何为史学，如何修史。而在今天，现代史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存在于人们认知工具体系中，在现代学科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呈现出越来越专精的特点。在学者群体中，历史学的功能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术高墙之内。但这并不妨碍历史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社会各个层面运用着。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社会功能。专业的历史学者，真的能置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于不顾嘛？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观与世界观、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当扭曲的历史观塑造出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之后，历史学者这个群体应该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呢？

权把这本小集子当作一种尝试吧，我试图用它来展示如何把学术思考贯穿进文化普及领域，如何让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顾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让具备不同知识基础的读者各有所得。至于这么做是否合适，能不能成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姜鹏
2019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