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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传统典籍当中，史学著作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四库全书》里面收录史部著作562种，没有被收进去，但是在存目里面的有1540种，加起来2102种左右。这么多史学著作，我们为什么要挑《资治通鉴》来读？或者可以反过来问，《资治通鉴》它有哪些特点是契合着我们今天人的需求的？这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今天打算从两个字上做文章，把这个问题讲透。这两个字，就在这书名里面：一个是“通”字，读史为什么要通？通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我们一直讲以史为“鉴”，那如何以史为“鉴”？把“通”和“鉴”这两个字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明白这部书的意义在哪里了。
第一个问题，读史为何需要通？我们首先要知道，《资治通鉴》是一部通史。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史”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断代史。什么叫做断代史呢？断代史一般是以一个王朝的兴衰为叙述范围。《汉书》就是讲西汉的，《后汉书》是讲东汉的，《三国志》就是讲东汉末年到三国归一这段历史的，等等。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几部通史，但为数不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史记》就是通史。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说，要看懂今天，就必须去梳理从古到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背后有哪些玄机，然后方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司马迁的格局很大。在我们传统史学中，向来是以“两司马”并称的，除了司马迁之外，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这部书，在书名里就明确地把这个“通”字点出来了，叫《资治通鉴》。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它不是一部断代史，不是仅仅关注一个王朝或一家一姓的兴衰，它是有视野、有格局的。
第二，我们看《资治通鉴》里面有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虽然它不局限于一个王朝，但它也是以王朝的兴替作为叙述线索的。所以它又不是专门史。所谓专门史，就是专讲某一特定领域的历史，如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现在很流行的妇女史、医疗史，都属于专门史。所以，我们要理解《资治通鉴》的话，必须要明白它给予我们的是历史大脉络，是宏观、通透的格局和眼光。这样一种视野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什么帮助？我打算用案例比较的方法，把它讲清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开头就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善于用长时段的眼光来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是片面的。这就体现出阅读通史的重要性，通史最重要的，就是能给予我们长时段的眼光，而不局限于一朝一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系年最早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三家灭智伯”事件，它是后来“三家分晋”的前提。从春秋到战国的过渡，很多历史学家是用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来区分的，即“三家分晋”。春秋时期的大国晋国，被三个大家族赵氏、韩氏、魏氏给瓜分掉了。所以在战国七雄当中出现了魏、赵、韩三个新国家，而春秋五霸中的晋国不见了。这是春秋向战国过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经常笼统地讲，《资治通鉴》是起于春秋战国之际。
但“三家分晋”有一个前提，因为在早些时期，韩、赵、魏三家并不是当时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比他们更强大的是智氏家族。问题是智氏家族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才华、能力非常强，但品德非常糟糕，为人处世毫无底线的这么一个继承人，这个人叫荀瑶，就是后来的智襄子。智襄子继位以后，运用他手里能够掌握的资源，不停地欺压别人，最后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把智氏家族给灭了。在讲述完这件事之后，司马光发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才德论”。其中，司马光就提出了是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的问题。司马光根据智伯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一个具备品德的人来说，拥有才华就更好了。因为才华能帮你把事做得更好。此所谓“才者，德之资也”。而对于一个有才的人来说，兼备品德同样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才华这东西它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固然能帮助你把事情给做好，但缺乏品德驾驭的时候，用它去做坏事，也能做得更为极致。所以必须用品德来驾驭才华，以确保才华用在正道上，这就是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所以才和德两者缺一不可。但事实上要人人都德才兼备，也是很困难的。很难随时随地发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这是现实状态。
接下来，司马光的评论也从理想状态进入了现实模式，万一你要碰不到这种才德兼备的，该怎么选择，怎么用人？而且司马光给设置了一个极端情景：假设你只有两种人可以选择，要么是小人，要么是愚人，你怎么选？小人是指有才无德的人，而愚人则是无才无德。很多人可能会想，小人和愚人，既然同样是无德，那至少选一个有才的吧。所以，多数人的结论可能会是选小人。司马光说，这么选就错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选一个的话，宁可选愚人，不要选小人。为什么？因为选小人的话，不是你制他，是他制你。选愚人的话，虽然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至少你还能够制得住他。所以司马光说：“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司马光这个观点和我们现在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调是要强调发展，发展就必须要有人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比较片面地强调才能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这几十年，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成绩的确不够理想，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懂历史、熟悉历史故事的朋友，马上会提出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曹操的“唯才是举”。曹操的成功，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解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就能用，不论有没有品德。因此曹操阵营的人才的确比其他阵营的人才占优势得多。有朋友就会觉得，这不是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司马光的“才德论”太迂腐了吗？身处在这曹操这个时代，如果用司马光这套理念来作指导，那岂不是只能等待失败的命运吗？所以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很多人可能都会对司马光的“才德论”提出质疑。
曹操在求贤令中说：“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当然我们从历史的效果来看的话，毋庸置疑，求贤令它是有正面效果的，是曹操成功的重要基础。但这就能说明司马光的“才德论”错了吗？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