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事件最核心的，无非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大要素。上面这个例子，就是以人物身份为线索，考订出事件相对合理的发生时间，纠正了《汉纪》的错误，也克服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对个别事件不注重时间精确性的缺点，体现出《资治通鉴》追求真实性的能力和方法。

再举两个例子。东汉后期著名的人物孙坚死于哪一年？这是个小问题，不牵涉到大局，且权威史书有明确交代，但《资治通鉴》还是认真对待，采用了不同于权威的结论。权威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都说孙坚死于初平三年（192年）春。再加上袁宏的《后汉纪》也说是初平三年。一般学者看到《三国志》《后汉书》的说法，就不再深究了。但《资治通鉴》编修团队注意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时使用的一份边角材料——《山阳公载记》。山阳公就是汉献帝。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时候用过这部书，后来失传了。《山阳公载记》里载有孙坚的儿子孙策上给汉献帝的一道表章。孙策在表章里面讲到，他是17岁失怙的，失怙就是失去父亲的意思。这下问题来了，孙策本人死于建安五年（200年）当时26岁。17岁失怙的话，往前推9年，应该是公元191年，相当于初平二年，不是初平三年。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山阳公载记》提供的信息和非常权威的《三国志》《后汉书》都不一致，怎么办？司马光他们决定采用根据《山阳公载记》推算出来的结论，所以大家看《资治通鉴》里孙坚死在公元191年，比《三国志》《后汉书》都少活一年。《资治通鉴》为什么这样决断呢？一，孙策不可能记错自己的年龄；二，孙策不可能记错父亲去世的时间。所以在这一个案例上，孙策的表章事实上比权威史书更权威。除非你有铁证，证明这道奏章是伪造的，很可惜，没有这样的证据。

这里看出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有两个特点。一，对历史细节不是浅尝辄止，并不因为有两种以上的权威著作记载了同一个结论，就轻易接受它，还是要仔细检验，体现出他们的严谨、认真。二，孙坚的确切死亡年份，并不是《山阳公载记》直接告知的，而是隐藏在孙策提供的一个细节（即他17岁失怙）的背后，是需要琢磨、推算的。这样的细节，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家都有可能忽略。这个问题，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意到了，《资治通鉴》的编修者也非常敏感地把它揪出来了。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消解真实是要有追求真实的本事的，没有追求的本事没有资格谈消解。好比谈恋爱，人家谈都不愿意跟你谈，那哪有失恋这回事情嘛。

前面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是有裴松之提醒在前，那再举一个《资治通鉴》编修团队通过自身努力挖掘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错误的例子。发生在公元220年的汉魏禅让仪式，也就是汉献帝和曹丕两个人的权力交接仪式，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这件事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又有两种说法，《三国志》说是十月庚午（28日），《后汉书》却说是十月辛未（29日），差一天。《资治通鉴》的原则是，能讲清楚的事情，一天也不能差。现在的问题是两部权威史著打架了，怎么决断？清代乾嘉时期史学考据最有成就的学者钱大昕，对《三国志》的评价高于《后汉书》，认为一般来说，两书不一样的地方，《三国志》正确的可能性大。作为宏观结论，我也同意钱大昕的说法，但并不见得每个细节都是《三国志》对，《后汉书》错。这里讲的汉魏禅让日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资治通鉴》最终把汉魏禅让的具体日期定在辛未日（29日），和《后汉书》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刻过一块禅让碑，这块碑直到今天还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块碑上刻的日子是辛未日。实物材料一般来说都是有很高的价值的，再加上有《后汉书》的佐证，《资治通鉴》就这么定下来了。这些例子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治通鉴》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高超的求真技巧。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我刚才讲的——传统史学家往往会在真实之外另有追求，尤其是对价值观传播的追究——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以为不以追求真实为唯一、最高的目的，就可以信口开河，不是那样的。把李靖、李勣的例子，和后面严格考据的例子结合在一起，就是我说的，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和对于真实性的消解，是同时存在于《资治通鉴》中的。这对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我来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一个是学术史上的例子。先举一个通俗的、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比喻一下，我跟你说，你老婆，或者你老公，对你既爱又恨，你能理解吗？爱和恨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它们经常共存于一体之中，这肯定能理解吧！

再举一个学术史上的例子，是关于物理学的。物理学里面有一个著名争议，就是光到底是粒子状的，还是波状。牛顿提出，光是从光源发出的一种物质微粒，在均匀媒质中以一定的速度传播。后来有一位叫惠更斯的物理学家，他反对牛顿的粒子说，惠更斯认为如果光是微粒性的，那么光在交叉时就会因发生碰撞而改变方向，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他认为光是波状的，提出了光的波动说。这两种说法完全不同，在普通人的头脑中，粒子和波甚至是不可兼容的两种状态。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后来爱因斯坦打破了一般人的想象，认为光既是粒子，也是波，具有波粒二象性。这对依靠经验来理解世界万物的普通人来说，的确很难理解，一样东西怎么会既是粒子状的，又是波状的呢？这明明是矛盾的嘛！但爱因斯坦说，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来类比《资治通鉴》中追求真实与消解真实同时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对于《资治通鉴》这样经典的传统史学著作，对于司马光这样非职业的伟大史学家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叙事是否真实来评判其价值。这就是司马光这样的传统史学家，比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职业历史学家高明的地方。

（本文原为“明德讲堂”讲稿，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f8JfEJKS+GA7u3dwy0K/sdXPPnzDmO/e7svTak/j0EHAMqy3H5RB33h/KhkIIg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