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最新章节_姜鹏著

四

《资治通鉴》的作者用主观意愿选择史料的同时，也极其严肃地寻找历史的真实性，这才是最难理解的地方。我在演讲的开头，就提醒大家，不要跌入执着于真实性、确定性的迷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胡说八道了。前面我提到，在《资治通鉴》里，追求“真实性”和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里还得补充一句，消解“真实性”，是以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为前提的。当一个人根本不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而来消解“真实性”，那是不足以服人的。如果《资治通鉴》没有在追求“真实性”上下足够的工夫，也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事实上，《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现代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这套方法我们概称之为“长编考异法”。所谓“长编”，简单地讲，就是在尽可能网罗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前后通贯的历史叙事。所谓“考异”，简单地讲，就是从相互矛盾的记录中，考订出一个相对确定或更符合真实的结论。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在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吗？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做“长编考异”的时候，下足了后人称之为“考据”的工夫。我们今天讲考据学，大家马上想到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面旗帜。其实清朝人用的考据方法，绝大多数在宋朝人那儿都已经有了。笼统地说，清儒工夫绵密，宋儒格局宏大。但像司马光、朱熹这样的宋朝大儒，他们的考据水平，放在清代，那也是一流的。很多人看到乾嘉考据第一人戴震经常批评宋儒，他们也跟在后面疵议，没戴震的那点本事，却学了戴震的毛病，那是很可笑的。另一方面，戴震说宋儒错了，未必宋儒真错了。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司马光，其实他有比“真实”更高的追求，是对价值的追求。换句话说，宋儒的学问是要发挥社会功能的，清儒的学问是纯知性的。所以我认为，今天要谈文化复兴，宋儒对我们的示范意义更大。这是题外话。

我们具体来讲讲，《资治通鉴》是如何下考证工夫的。先举个汉武帝时代的例子。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这一年讲到“徙豪侠茂陵，族郭解”。这个故事本身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郭解是汉代中期布衣游侠的一个代表。秦汉以后，有一个传统叫实陵制度。秦始皇灭了六国，把很多关东大族迁到咸阳附近，防止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地盘上兴风作浪。汉代以后很多皇帝也是这么做的，为了降低地方抗衡中央的能力，把地方精英迁徙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很多时候就是迁徙到为现任皇帝营造的陵墓周围。把陵墓周围充实起来，形成城邑，所以叫“实陵”。这些精英在地方上都能呼风唤雨，现在政府把他们迁走，对他们来说就是鱼脱于渊。对老百姓来说，失去这些精英的领导，就成了乌合之众。所以这对中央集权统治是有利的。但什么叫“豪侠”，怎么样的人该迁徙，得定个标准吧。汉武帝那次迁徙，定的标准是家产300万以上的，都在迁徙实陵之列。郭解是河南轵县人，当地的大侠，在河南一带很有影响力。用现在的话说，是全国知名的“黑社会”领袖之一。这样的人该不该迁徙？从财产标准看，郭解的家产不足300万，不符合被迁徙的标准。但从中央精神的角度看，是要把有强劲地方影响力的人迁走，以确保地方的稳定。郭解这样的人，影响力远远大于很多有巨额家产的人。这对于地方官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迁郭解吧，怕被上级批评没领会中央精神；想迁郭解吧，又拿不出红头文件做依据。最终，一位杨姓的地方官决定，还是把郭解纳入迁徙名单。名单上报以后，发生一个小插曲，抗匈名将，也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亲自出面为郭解求情，对汉武帝说郭解贫穷，不符合家产300万的标准，不应该迁徙。没想到汉武帝来了句，这个人有能力让将军你亲自为他求情，看样子家里不穷。汉武帝何等聪明啊，他也看出来了，关键不是有没有财产的问题，而是影响力的问题，能让卫青出面说情的人，一定非同小可。所以，这一求情，反而让汉武帝亲自定调，郭解被迁徙成了铁板钉钉的事。于是，郭解走上了被迁徙的道路。

但别忘了，郭解是地方“黑社会”领袖，是有团伙的。郭解刚被迁不久，地方上那位主张迁徙郭解的杨姓官员，就被郭解的手下给杀了，甚至这位官员的父亲也被杀了。杨家的人告状告到长安，结果去告状的又被郭解的人杀了，而且是“杀之阙下”，就杀在汉武帝的宫门口。这下汉武帝震怒了，这是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啊。于是下令，捉拿郭解。拿到以后狱审，把郭解以前犯过的案子都翻出来。结果发现，郭解做的案子尾巴都割得很干净，要么是别人出手替他干的，要么都已经过赦免了。依法论处的话，还真拿他没办法。这时候出现一位官员公孙弘。公孙弘说，郭解身为一介布衣，有仇家都不用自己动手，自然有人替他代办，这不也是操持生杀大权的一种方式吗？问题是，身为平民，怎么可操持生杀之权呢？平民而操生杀之权，不是和皇权叫板吗？和皇权叫板，那不是大逆无道吗？大逆无道的罪，能赦免吗？大家看，公孙弘的推论有问题吗？好像的确没毛病，逻辑很严密。于是，郭解就被定了大逆无道的罪，被族诛了。

这个故事在《史记·游侠列传》里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根据《汉书·武帝本纪》，汉武帝时代迁徙豪侠之民充实茂陵有两次，一次发生在汉武帝继位后不久的建元二年（前139年），一次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每个历史事件都要有相对精确的时间定位，郭解的故事也一样，到底是建元二年还是元朔二年，不能模糊，必须锁定。在《资治通鉴》之前，另一本编年体史书《汉纪》，是把郭解这件事放在建元二年讲的。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认为不对，因为故事里出现了卫青、公孙弘两个人物。卫青第一次出击匈奴是元光六年（前129年），公孙弘受汉武帝任用，最早也是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后的事。所以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因为那时候卫青、公孙弘都还没有在朝廷上发言的资格。根据这点，《资治通鉴》排除了建元二年的可能，把郭解的故事放在元朔二年。元朔二年，卫青和公孙弘都有相当的地位了，这个故事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