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时段越往后，它的史料价值越强。讲到唐朝、五代的部分，《资治通鉴》有很多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时还存有很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实录，以及私家文集、传记，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有足够的一手材料可以参考。有人会说，宫廷实录也不一定可靠啊。对，司马光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请大家注意，“可靠”未必是司马光选择史料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司马光和现在很多职业史学家不同，不是以追求“真实性”为终极目的的。当然他也非常严肃认真地追求“真实性”，《资治通鉴》有很强的“真实性”追求规范。这个听上去很矛盾，其实不矛盾。在《资治通鉴》中追求“真实性”与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展开，这里先向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说追求“真实性”不是司马光的终极目标。

《资治通鉴》里面用过很多私人笔记，乃至于野史小说。举个例子，《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政变之前找过两个人，一个叫李靖，即卫国公李靖，戏剧小说里红拂女的情人。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演义》里徐茂公的原型徐勣，唐朝建立以后被赐姓为李，《资治通鉴》里这个人就叫李勣，封英国公。李世民分别找他们俩商量怎么对付大哥李建成。面对李世民的咨询，李靖和李勣是什么态度呢？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见于中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所写的《小说》。书名就叫《小说》。古人所谓的“小说”，其实就是今天人所谓的“段子”，姑妄说之姑妄听之的事。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人写段子，古人也写段子。今天的段子在网络上，过两天就被新段子淹没了。古人的段子一本正经地留在书本里流传到今天，你一不留神就上套，把它当历史了。“杯酒释兵权”“斧声烛影”都属于这类。这是题外话，回来讲刘《小说》如何描述李靖、李勣应对李世民。

刘说，当时李靖和李勣都推辞了，没有帮李世民出主意，更没有出面充当打手。换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靖、李勣都没有做政治投机，没有选择押宝，体现出两个人的品格。《小说》要表达的是这层意思。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见于稍微晚一点的《统纪》。它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编写的关于唐代的编年体史书。《统纪》里面就讲，李靖和李勣纷纷给李世民出主意，并主动表示愿意充当打手，帮他扫除政敌。对于《资治通鉴》来说，难题出现了。刘的《小说》、陈岳的《统纪》，各执一词，没有第三方材料可供佐证。该如何选择？《资治通鉴》绝了，绝在哪里？司马光明确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靠谱，但我决定采用刘《小说》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刘的说法体现出李靖、李勣这两个人厚道，用司马光的话说，传播这样的行为有益于风化，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正能量，能起到用正确的行为引导人的作用。这是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交代的。很多有多种记载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为什么取这一说而不取那一说，司马光都会在《通鉴考异》里交代。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正文里看到的，就是李靖、李勣不做政治投机，没有帮助李世民对付李建成。

请大家注意，司马光在这里的取舍标准是是否有益于人心教化，而不是真实、可靠。这与《资治通鉴》最根本的宗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相吻合的。对古人来说，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治世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像今天的很多职业史学家那样，写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弄经费。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家。仅用真实性、可靠性来评价《资治通鉴》，说得不好听一点，似有坐井观天的嫌疑。 PIKeOzzsa6asj4Dqv1satH3VIIwtSj5nEOyC0V6ifXK0qshXF5w4KuFUiSazwe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