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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是普鲁士少将、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他12岁参军，13岁参加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1792—1797），此后一生中又参加了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1806—1807）、1812年俄法战争，以及1815年反法战争。其间，克劳塞维茨历经普鲁士军校首届学员（1801—1804）、亲王副官（1804—1806）、法国战俘（1807—1809）、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参与者、普鲁士王子的基础军事课教员（1809—1812）等多个角色的变换，但不变的是他的勤于阅读和思考。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军事、历史、逻辑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在法国战俘营期间对法国革命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普鲁士在耶拿会战中大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撰写了《关于1806年10月战事的书信集》（后于1823年底又撰写了《处于最大灾难中的普鲁士》，再次进行反思）。在参与1815年反法联盟战争后，克劳塞维茨先是任军参谋长（1815—1818），后任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1818—1830）。在任院长期间，他有更多时间对涉及战争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着手尝试运用辩证法原理分析战争中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对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媾和、进攻与防御、战略与战术、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常备军战争与人民战争等诸多概念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83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突发急症去世，留下大量笔记和手稿，后由其夫人玛丽·冯·克劳塞维茨（1779—1836）整理，于1832—1834年出版。
克劳塞维茨曾表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被人遗忘的，而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会不时翻阅的书。”
但是他的著作起初并未受到重视，直到若干年后，经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元帅推荐，其著作才为更多人所熟知，而且其读者早已不仅是对军事感兴趣的人。
星移物换，时代变迁，但是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揭示出来的战争中的那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那些可以被视为真理的法则是不变的，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以作者的一段话来举例说明其中的这样一些法则（克劳塞维茨称其为“毫不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语句”）的话，那么这段话是：“防御虽带有消极目的，却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虽带有积极目的，却是较防御更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一并决定小的胜利；针对某些重点所取得的胜利能产生战略效果；佯动是弱于真正进攻的一种力量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胜利不仅体现在占领战场，还体现在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对方的军队，而这种摧毁大多只有在赢得会战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赢得的胜利，其战果才总是最大的，因此对于从某一战线和方向转到另一战线和方向，只能视为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较对手占优势时，才有权利进行迂回；只有具备前一条中的同样条件时，才能占领翼侧阵地；任何进攻在前进过程中都会受到削弱。”
有一种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也没什么了不起，依据是德国人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恰恰没有认识到，正是当时的决策者没有遵循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
，而是认为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在战争期间应该是军人说了算，才是德国人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德国人遵循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就一定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争还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民心向背等问题。
可以说，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很多理论和观点为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后世的很多政治、军事、战略家、统帅和普通读者也从中汲取了营养。时至今日，他的不少理论和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人们反思是否遵循或者注意到了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例如克劳塞维茨指出，“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友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就不能认为战争（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
，“人们总是将和约的签订视为战争目的已经达到，战争这个活计也就算是结束了”
。又比如克劳塞维茨指出：“贪图安逸会使一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热衷于交际的民族堕落下去。一个民族，只有其民族性格和战争历练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下相互帮衬，才有望在政治世界中拥有牢固的一席之地。”
警世醒言般的类似观点在书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和思考。当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和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有一些在学术上还有争议，其意义不在于也不可能对所有涉及战争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提示和提醒人们，当面临瞬息万变的情况需要做出决策时能够迅速地、下意识地想到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理论无法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无法通过在两侧堆砌原则而把人们限制在一条狭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论应该使人们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放手让人们进入更高级的行动领域，以便人们根据其天赋的大小运用所有集中起来的力量采取行动，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识到
真正
的和
正确
的事物。”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克劳塞维茨也认为：“拿战争与某种艺术相比，不如拿它与贸易相比，贸易也是人类利益和活动的一种冲突。距战争近得
多
的是政治，人们也可将政治视为一种规模更大的贸易。”
由于军事与经济活动在人员指挥与管理、形势的判断与决策等方面存在不少共性，因此作者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除了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产生诸多影响外，也在经济、商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成为一些世界知名大学或商学院的教学内容。相信广大读者，包括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战略等感兴趣的各界朋友，会从克劳塞维茨的这部经典著作中汲取所需要的营养，做出自己的思考，收获自己的心得。
笔者十岁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德语，1987年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毕业，之后从事军事外交工作，2017年退役。有读者可能会问，目前能够见到的《战争论》的中文版本已经不下七八种，为什么我还要来凑这个“热闹”呢？这主要是因为，对照《战争论》的原文和现有中文译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译文不够准确，而且有的涉及重要的概念和论断。例如原著中那句著名的论断“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其中“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而中文译本一般将此句译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另一个手段的延续”。这两种译法的差别还是不小的，有可能引起读者对作者原意的误解，甚至会令人误解作者认为发起战争的门槛并不高。又比如现有中文译本大多将Methodismus译作“方法主义”，而中文里并无“方法主义”这一概念，从而让读者很难理解，不明就里，而如果稍加查考，就会了解到作者以该词是表示习惯做法之意。类似的望文生义、词不达意现象还是不少的。究其原因，一是有的译者本人并不掌握德文，大多译自德文以外语种的版本，导致原文经过多次翻译转换后失准。例如，有的译者将出版原著的迪姆勒出版社误译为“迪姆勒费尔拉格出版社”，这显然是由于译者不清楚Verlag已经就是“出版社”的意思了。二是有的译者并不具备相应的军事知识。很难想象一位不清楚“翼侧”（Flanke）和“侧翼”（Flügel）区别，不清楚“主力会战”（Hauptschlacht）“会战”（Schlacht）“小规模会战”（Treffen）“战斗”（Gefecht）区别的译者会译好这部军事专著。此外，据了解，目前能见到的《战争论》中文译本似乎还没有直接从首版原著翻译过来的，而据不少读者反映，希望能看到未经后人修饰的首版原著的中文译本。好在现在可以很方便地阅读到近200年前的原著首版版本，例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著名的克劳塞维茨研究网站Clausewitz。com中查阅到。
出于以上考虑，译者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近期完成了《战争论》的翻译和校对，依据的版本是该书1832—1834年的德文首版，并承蒙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此外，在出版方的建议下，笔者尝试为全书和各卷分别撰写制作了音频导读，虽然听起来有些枯燥，但也许多少能有助于读者以阅读之外的方式了解作者的观点。
在翻译和反复校对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家人尤其是我夫人的付出，除承担了大量我本应更多分担的家务和枯燥的文字录入以外，她还指出了原始译文中不少欠流畅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实际上起到了第一读者的作用；感谢友人曹永娟女士和米伦费尔德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在语言、历史名词等方面答疑解惑；感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编辑们反复校阅，起到了质检员的作用。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尽管努力争取不出错，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用于了解和研读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的译本，但肯定还是会出现错误，在此先向读者致歉并恳请批评指正。
陈川
2020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