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习惯做法

为了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方法和习惯做法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下支配着所有行动的逻辑上的层次（就如同政府机构的层级）。

法则 是对认识和行动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在其词义中显然有某些主观和专断的东西，但是它恰恰表达出我们和我们之外的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作为认识的一个对象，法则是事物及其作用之间的关系；作为意志的一个对象，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 命令和禁令 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样是对行动的一种法则，但是没有法则那样 正式的、明确的含义 ，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意思。当现实世界中多种多样的现象无法纳入一项法则的明确形式时，就需要有原则，以便人们在运用判断力时有更多的自由。由于人们在无法运用原则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这些情况，因此原则实际上是行动者的 依据 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从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 客观的 ；如果原则含有 主观的 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常常被用作法则的意思，但实际上与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规则被用作手段：从一个单独的、较浅显的特征认识到一个位于深处的真理，以便将符合全部真理的行动法则与这一单独的特征联系起来。所有游戏规则和数学中的简便运算方法就是这类规则。

规章和指示 是对行动的规定，通过这一规定可以一并触及大量细小的、更详细指出了途径的情况。这些情况数量太大，而且意义一般，不值得为它们建立普遍的法则。

最后是 方法 （ 行为方式 ），是从很多可能的行为方式中挑选出来的一个反复出现的行为；而当行动是根据方法，而非普遍原则或个别规章决定的，则称为 习惯做法 。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关键在于相同的部分至少应 尽量多些 。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习惯做法不是建立在特定的个别前提之上，而是建立在彼此关联情况的平均盖然性之上，并超出这一 平均盖然性 ，提出一个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如果人们以同样的形式不断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可以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确的事情。

从法则的概念与识别现象的关系来看，法则对战法来说是可以或缺的，因为战争中的现象是复杂叠加的，不是很有规律，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是那么的复杂叠加，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有用。凡是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辞就足以表达清楚的地方，如果用了 复杂的、夸张 的概念和言辞，那就成了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战法理论在涉及行动方面不能使用法则的概念，因为战争中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多种多样，因此战法理论中的规定没有足够的普遍性，不能称为法则。

但是如果想使战法理论成为实用的信条，那么原则、规则、规章和方法对于战法理论就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真理在这些实用的信条中只能以这样的结晶形态出现。

由于战术是理论在战法中最可能成为实用信条的那个部分，因此上述概念 在战术中也最常见。非迫不得已，不要以骑兵对尚有完整队形的步兵发起进攻；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轻武器；在战斗中要节制用兵，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力量留到最后使用——这些都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都不是绝对可以用于任何场合的，但是指挥官必须把它们铭记在心，以便在适用于这些规定所含真理的场合，不至于没有运用它们。

如果人们发现一支敌军的野炊时间反常，从而推断出敌人准备出发，如果人们发现敌军在战斗中故意暴露部队，从而推断敌人可能要进行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式就是发现常规，因为人们从一个个别的、可视的情况推断出了这一情况所属的意图。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走炮兵，就应该再次猛烈进攻敌人”是一个常规，那么这就表明，我们把敌人开始撤走炮兵这一个别现象与我方应采取的一个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行动针对的是我们根据这一个别现象所猜测出的对手的状态：对手要放弃战斗，已经开始退却，而在这一退却期间，他既不便进行充分的抵抗，又不便完全避开我方（在退却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至于 规章和方法 ，只要训练有素的军队能够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原则，那么它们就能把为战争而做准备的理论一并带到战法中去。有关队形、训练，以及野战勤务的一切条例都是规章和方法。有关训练的条例以规章为主，有关野战勤务的条例以方法为主。原本的战法与这些规章和方法相联系，将其作为现成的行为方式来采纳，因此这些规章和方法必须作为现成的行为方式出现在战法理论中。

但是对于使用部队时可以自由选择的活动不能有规章（特定的指示）出现，因为规章恰恰排斥自由使用部队。相反，方法作为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平均盖然性制定的），作为实际运用原则和规则的主导，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是为绝对的和必要的行动结构（体系）制定的，而是为一般行动形式中最好的形式制定的（这些最好的形式可以取代个人决策，成为捷径和备选），那么这些方法当然就可以出现在战法理论中。

在作战中常常运用各种方法，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设，或者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就会认同这一点了。在战争中之所以有很多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设，或者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因为敌人阻止我们了解那些会影响我们部署的情况，或者我们没有相应的时间，以至即使我们确实了解了这些情况，也由于它们分布太广和组成过于繁杂而无法根据它们进行我们的所有部署，因此我们总是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部署。我们还要考虑到，在每个具体情况中需要同时顾及的细小情况有无数个，因此除了进行举一反三式的思维，只根据一般和很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越到较低的级别，指挥官的数量就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拥有真知灼见和具有训练有素的判断力；在无法要求下级指挥官具有除勤务条例和经验以外的见解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迁就他们运用与这些条例和经验相近的习惯做法。这些习惯做法可以成为其判断的一个依据，同时防止他们出现超出常规的、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一个要为经验付出高昂代价的领域里 ，人们尤其担心出现这些错误观点。

我们必须承认，习惯做法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通过反复运用同一个方法在部队指挥上可以达到 熟练、准确 和 可靠 ，从而减少战争中自然会出现的阻力，使机器 更轻快地运转。

因此，军事活动的级别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而级别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了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此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从战争的最高任务来看，它不是由 无数细小事件 构成的（这些细小事件大同小异，对其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的好坏），而是由 各个 需要分别处理的、 决定性的大事件 构成的。战争不是长满禾秆的一片田地，收割时无须考虑每根禾秆的形状，割得好坏只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是一片大树，用斧头砍伐时，必须考虑每棵树的特性和方向。

军事活动中习惯做法的可靠性向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原本不取决于职位，而是取决于事情。只是因为统帅处理的是范围最广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习惯做法。统帅如果在战斗序列、前卫部队和前哨的部署上采取一成不变的方法，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不仅会束缚其部下，而且也会束缚他自己。当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由他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但是只要它们是以部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就可以成为理论的一个研究对象。然而如果人们像用一台机器制造成品那样，总是按照同一个方法来确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即只要对战法还没有理智的思考，那么职位较高的人也不得不经常运用习惯做法，因为部分职位较高的人没有能力通过研究和较高层次的阅历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和充满矛盾的理论推断与评论面前无所适从，他们健全的头脑对这些东西是抵触的，于是他们从这些东西中吸收的只是基于经验的一些见解，在那些要求和允许自由地处理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也喜欢运用基于经验的方法，也就是模仿最高统帅特有的行为方式，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习惯做法。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将军们总是喜欢采用所谓的斜向战斗序列 ，法国革命 时期的将军们总是喜欢运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总是喜欢集中大量兵力浴血冲杀。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这些是被接受了的方法。由此可见，习惯做法有可能在一直接近到最高统帅的广大范围内得到运用。如果有一个得到改善的理论有助于战法研究，以及培养那些力图走上更高职位者的才智和判断力，那么人们也就不会再在这么高的层级上运用习惯做法，而那些被视为不可缺少的习惯做法，则至少会产自理论本身，而不是产自纯粹的模仿。无论一位杰出的统帅做事多么高明，在他的做事方式中总会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风格，那么其中必然含有其很大一部分个性，而这些个性与模仿其风格的将领们的个性并不总是相同的。

然而要在战法中完全摒弃主观的习惯做法或者风格，是既不可能也不正确的。人们更应该把主观的习惯做法视为一场战争总的特性对其各个现象所起影响的一种表现。如果理论不能预见并考虑到这种影响，那就只能听任主观的习惯做法起作用。革命战争 有其特殊的做事方法，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有哪种理论能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不好的是，这样一种从个别情况中形成的风格本身容易过时，因为各种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但风格却保留了下来。这正是理论应该通过明确和理智的评析而加以阻止的。1806年，普鲁士 的将军们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斜向战斗序列一道坠入深渊 （具体是路易亲王 在萨尔费尔德 附近，陶恩青 在耶拿 附近的多恩山 上，格拉韦特 在卡佩伦多夫 前面，布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一个陈旧的风格，还因为习惯做法导致当时的才智严重贫乏。这一才智贫乏导致霍恩洛厄 指挥的联军全军覆灭，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一支联军在战场本身（而非在被追击中）即遭受的全军覆灭。 VYEduOh4cqcRQ+gi2qB0fmQ6pxIsluTJxi9kIL4ht0jOoP4egflrlTC9qgDGc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