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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往对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的理解只是那些与物质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称。这些知识和技能包括武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要塞和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可以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进行的是一种与物质材料有关的单方面的活动，其实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更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与斗争本身并无关系，就如同铸剑匠人的技术与击剑术并无什么关系。至于军队在危险时刻和不断相互作用下的使用，以及精神和勇气在既定方向上的真正的活动等问题，都还未提到。
中出现
人们首先是在攻城术中看到一些斗争本身的实施，看到受命运用上述物质的人的活动，但大多只是当人的才智得以在新的物质对象（例如接近壕
、堑壕
、反接近壕、炮群阵地和掩体等）中迅速体现，并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作为才智活动每一步发展的标志时才能看到。才智活动在这里只是人们串联起这些物质杰作时所必需的一条纽带。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人的才智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我们对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此后，战术试图使自己的形成机制中含有总的、考虑到军队特性后所做部署的特征。这一部署特征自然已经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战场，但此时人们的思维活动并不自由，而是率领着一支受制于队形和战斗序列的部队，如同一部自动机器，只是在口令的推动下像钟表一样行动
。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战法（自由的，就是说适应最个别情况需要的、对准备好了的手段的使用）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只能把它交给天赋去处理。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更有规律和更复杂的形态过渡，人们虽然对这一问题有了个别思考，但这些思考大多只是在回忆录和讲述中顺带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匿名的。
当这些思考越来越多，以及对历史
的研究越来越具有评论特征时，人们就开始迫切需要有原则和规则作为依据，以便各种观点之争在对战史研究来说很自然的纷争中至少有个目标。这种不围绕任何固定点、不遵循任何明确法则的各种观点所形成的旋涡，想必是人们厌恶的一种现象。
于是人们就开始努力为战法规定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人们在没有适当认识到战法在这方面会遇到无数困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战法几乎在所有方向上毫无界限地发展，而任何一种体系、任何一座理论大厦在对一组相反概念进行综合时是具有局限本性的。于是在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那些理论著作家早就感觉到这方面的困难，认为他们有权利将其制定的原则和体系重又只局限于物质对象和单方面的活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要像在有关 战争准备 的科学中那样，只注重得出十分有把握的和实用的结论，于是就只是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优势曾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人们从达成胜利的所有因素中将其挑选出来，是因为可以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综合考虑，把数量优势纳入一个数学法则上。至于其余因素，人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因此已经相互抵消了，可以不用考虑了。如果人们一时这样做，是为了根据数量优势所处的地位而了解这个因素，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人们总是这样做，认为数量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 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达成数量优势 这一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么这就是一种局限了，在面对现实生活考验时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还有人试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部队的给养系统化。他们认为军队是以一定的组织为前提的，并据此把部队的给养当作宏大战法的主要规则制定者。当然人们以这种方式又会得出一些固定数值，但是这些数值是以大量完全随意的前提为基础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有位才子
曾试图把大量的情况（他甚至认为它们之间有一些精神上的联系）都归纳于
基地
这个唯一的概念。这些情况包括军队的给
养、军队人员和装备
的
补充、与本国通信联系的安全，以及
必要时
退却的安全
。他先是用基地这一概念替代所有上述各方面的问题，然后用基地的大小（延展宽度）替代基地本身，最后又用军队和这一基地构成的角度替代基地的大小
，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出一个毫无价值的纯粹几何学的结果。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的每一次概念替代都会使真理受到损害，都会漏掉上一概念中尚包含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基地这个概念确实是战略所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像我们刚描述的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完全不允许的，而且必然会导致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这些片面的结论甚至会把这位理论家推向十分荒谬的方向，即过分强调包围形式的作用。
后来，作为对上述错误方向的反应，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的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
。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本性，因此仍只是另一种片面的理论而已，永远不可能指导现实。
所有上述这些理论探索，只有其分析部分可以看作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其综合部分，以及它们的规定和规则是完全无用的。
这些理论探索都追求确定的要素，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不得不用可变的要素进行计算。
这些理论探索只考察物质要素，而精神力量和作用是贯穿于整个战争行为的。
这些理论探索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而战争是双方活动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片面考察所形成的这种贫乏的理论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所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都曾位于科学的范围以外，这里曾是天才的活动领域， 是 超越 规则的 。
那些在贫乏的规则之间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啊！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糟糕至极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去理睬它们，甚至可以嘲笑它们。天才所做的想必恰恰就是最好的规则，而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无非是阐明天才是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与精神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啊！那些理论无法通过对天才的谦卑来消除这一矛盾，而且它们越是对天才谦卑，就越是被嘲笑、被鄙视和被排挤出现实生活。
任何理论只要触及精神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正如建筑艺术和绘画只要还是在与物质打交道，那么它们对自己就很清楚，对力学结构和光线构图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其作品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其作品引发精神上的感受或者情感，整个法则就会变成含混不清的想法。
医学大多只研究身体的现象，是与动物的机体打交道。而动物的机体是不断变化着的，每时每刻都不完全一样，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已经让医生的判断力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活动，那么医学面临的困难又要多多少啊！人们又要多么更加看重为他人解除精神痛苦的医生啊！
军事活动从来就不是仅针对物质，而是永远同时针对使物质具有活力的精神力量。把两者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
精神要素只有用引申意义上的眼力才能看到，而每个人的这种眼力是不同的，并且往往在不同的时刻也不同。由于危险是普遍存在的因素，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因素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感知。它一定程度上好比人的眼睛，人们得到的概念先要通过它才抵达大脑。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概念想必仅通过经验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客观价值——任何人都知道袭击、侧面和背后进攻对士气的影响；只要对手背过身开始退却，任何人都会判断出此时对手的勇气是比较少的；任何人在追击时都会表现出与被追击时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手的声望、年龄和经历对他进行判断，并据此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会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氛围。精神领域中的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活动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而且总是反复出现，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类活动作为真正的要素是起作用的。如果人们要在一个理论中忽视这些要素，那么这个理论大概会成什么样子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一个必要的基本来源。任何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上的和哲学上的过细推敲之中。
为清楚地了解战法理论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困难，并从中引出这一战法理论所必须具有的特点，我们必须对构成军事活动本性的主要特点做进一步的考 察。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和作用（敌对情感）
这些主要特点中的第一个是精神力量和作用。
斗争最初是 敌对情感 的表达，但是在我们称之为战争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情感往往只是变为敌对意图，通常对个人来说至少没有任何针对个人的敌对情感。尽管如此，进行战争时从来就是有这种敌对的情感活动的。在我们的战争中很少是没有民族仇恨的，个人之间的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取代了个人之间的敌意。即使是在没有民族仇恨，而且最初没有激愤的地方，斗争本身也会燃起敌对情感。这是因为：某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会使我们在针对允许他这样做的上级进行复仇以前，先对他本人进行复仇。说这是人性也好，兽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视为一种抽象的、没有任何情感成分参与的角力，这是理论完全故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因为它们没有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
除了斗争本性自身含有激发情感力量的因素外，还有其他激发因素，例如虚荣心、统治欲和各种狂热等，它们虽然本质上不属于斗争本性，但是由于与斗争类似，因此很容易和斗争联系在一起。
危险留下的印象（勇气）
斗争会产生危险这一因素。所有军事活动都不得不在这一因素中维持和进行，就如同鸟儿在空中飞翔，鱼儿在水中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性情要么是直接（通过人的本能）产生作用，要么是通过理智产生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会力图躲避危险，如果无法躲避，就会产生畏惧和恐惧。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作用，那就是
勇气
克服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绝不是理智的一个活动，而是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情感；恐惧是为了维持有形的
存在，勇气是为了维持无形的
存在。勇气是一种更高尚的本能反应。而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们不能将勇气当作一种无生命的工具来使用，不能按预先详细规定好的程度让它发挥作用。因此，勇气不是抵消危险作用的单纯的平衡物，而是一个特殊的要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为正确估计危险对战争中的指挥官的影响，人们就不能将危险的范围仅限于当时肉体面临的危险。危险不仅通过威胁指挥官本人，而且还通过威胁其所有的部下来对指挥官产生影响；危险不仅在它确实存在的那个时刻影响着指挥官，而且在其他一切与这一危险时刻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对它的想象影响着指挥官；最后，危险不仅直接通过自己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让他的精神压力增加十倍。在建议或决定进行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样一个大的决定性行动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和责任，谁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说，战争中的行动（只要它是真正的行动，而非简单的存在）永远不会完全离开危险的范畴。
其他情感力量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情感力量看作战争所特有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伴随人类一生的其他情感力量就与战争没有关系，而是认为它们在战争中往往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尽管我们可以说，某些狭隘的冲动在战争这一人类生活的严肃活动中被抑制住了，但这只是对职位较低的指挥官而言。他们不断受到危险和劳顿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摒弃了虚伪（因为生死关头是容不得虚伪的），于是就这样养成那种最能体现军人水准的简单性格。而职位较高的人就不同了，因为一个人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也就不得不越多，于是他关心的范围就广，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冲动（包括好的和坏的）。宽厚与嫉妒，谦虚与傲慢，温和与暴躁，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作为有效力量出现在战争这出大戏 中。
特有的才智
除了特有的性情以外，指挥官特有的才智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对头脑冷静而有力的指挥官的期待，与对一位喜欢幻想、狂热、不成熟的指挥官的期待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由于每个人的才智水平多种多样，倒是可以因此而出现通往目标的多种多样的途径
通往目标的途径之所以多种多样（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盖然性和幸运之所以对战事起如此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每个人的才智水平非常多种多样。其影响主要来自职位较高的人，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加的。
第二个特点：生动的反应
军事活动的第二个特点是生动的反应，以及从中产生的相互作用。我们在这里不谈计算这种反应是如何的困难，因为前面已经谈过将精神力量作为要素来对待是很困难的，其中就已经包括这种计算上的困难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相互作用就其本性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相悖的。任何一个针对对手的举措所引起的对手的行动，都有可能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不相同的。然而任何理论都不得不以某类现象为依据，从来无法将原本就个别的情况包括在内，这种个别的情况只能处处交由判断力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活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订的计划常常被意外的个别现象干扰，因此，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此时就要更多地依靠才能，而较少地运用某个理论上的 规定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个特点：所有情况的不确定性
最后，战争中所有情况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种特有的困难，因为所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往往还要加上雾和月光的影响，这让所有有关物体的轮廓变得夸张，样子变得稀奇古怪。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要靠才能去推测，或者交由幸运去处理。因此，在缺乏客观智慧的情况下，就只好再依靠才能甚至是偶然性的眷顾了。
说到军事活动的这一本性
，我们必须指出：试图像围绕一个建筑物建起一套脚手架那样，围绕军事艺术建起一座实用的理论大厦，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外在的依据，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指挥官就会在所有那些只能依靠其才能的场合位于这座理论大厦之外，并与之相矛盾，而且无论这座理论大厦的内容是多么丰富，总是会出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同样结果：，
才能和天赋在法则以外活动，理论成为现实的对立面。
对我们来说，摆脱上述这一困难，有两条出路。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本性所做的探讨是一般性的，并不适合任何职位上的活动。一个人的职位越低，就越要求有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对其才智和判断力的要求则要少很多，其接触的事物要封闭得多，追求的目的和拥有的手段在数量上有更多的限制，对相关情况的掌握更确切，甚至大部分情况都是他亲眼所见。但是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其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到了最高统帅的位置，困难达到最大程度，以至他几乎不得不把一切都交给天赋来处理。
即使我们对军事活动进行了上述 客观的 区分，人们在军事活动中面临的困难也不是到处都相同。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世界，人们面临的困难就越少；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过渡到精神世界，成为决定意志的动机，人们面临的困难就越多。因此，通过理论上的法则规定一次战斗的内在部署、组织和实施，比规定如何运用这一战斗更容易。在战斗中，以物质形态出现的相互争夺，虽然精神因素在其中也不可或缺，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而在战斗的效果中，物质的结果成了动机，人们所要打交道的就只是精神本性了。一句话， 战术 在理论上遇到的困难比起战略遇到的要少得多。
有可能建立一种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是这样一个观点，即理论无须一定是实用的信条，也就是说无须一定是行动的规定。如果一个活动绝大部分一再涉及同样的事物，涉及同样的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有些小的变化，即使它们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仍然应该可以成为理智思考的对象。而这样的思考正是每个 理论 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思考才配称为理论。这种思考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思考，就能使人们 熟知 同一事物。思考越是达到使人们熟知事物的目的，就越是能更多地从一种客观的知识形态过渡到一种主观的能力形态，就越是能在只能依靠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也发挥作用，就是说，它将对才能本身产生作 用。
如果理论能够研究构成战争的事物，能够将初看上去似乎混成一体的东西区分得更清楚，能够全面地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很可能产生的作用，能够明确目的的本性，能够处处对战争进行评析式的考察，那么它就完成了其主要任务。这样对那些想从书本中了解战争的人来说，理论就成为他们的引路人，到处都能为他们照亮道路，方便他们前行，培养他们的判断力，防止他们误入歧 途。
如果一位专家将其半生精力用于全面阐述一个晦暗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然要比那些想在短时间内了解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理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进行完整的研究，而是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战争中指挥官的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引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伴他们上战场。这正如一位高明的教育工作者会引导和采取措施来帮助一位少年发展才智，而不会一辈子用襟带牵着他走。
如果从理论所进行的思考中能自动形成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能自动凝结成这些晶体
，那么理论就不会与这一才智的自然法则相抵触，反而会更加突出这些原则和规则，就像拱门最后汇聚到的那块拱顶石终将突出于拱门一样。但是理论这样做，只是为了符合思维的富于哲理性的法则，是为了明确所有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从中归纳出一个用于战场的代数公式，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为一位勤于思考者的习惯行动确定基本轮廓，而不是像路标那样立即为他指出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这一观点，人们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即有用的、从不与现实矛盾的战法理论。只要人们处理得当，就可以使理论与行动关系密切，以至完全消除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反常现象。这种脱节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同样也常常被那些才智贫乏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当作他们天生笨拙的借口。
因此，理论必须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本性。
在战术中，手段是受命进行斗争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目的是胜利。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这一概念，我们以后在考察战斗时
将更详细地进行阐述。在这里，只要我们把对手退出战场视为胜利的标志就够了。借助于这一胜利，战略就达到了它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一目的构成了战斗的本来
意义
。这一意义对胜利的本性当然是有一些影响的。一个以削弱敌军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仅以占领一处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会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战斗的这些意义也是战术考察的一个对象。
由于有些情况是战斗离不开的，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战斗，因此在使用军队时就必须一并考虑它们。
这些情况就是地形、白昼和天气。
地形
我们更愿意将地形分为地带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来讲，假如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那么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会出现，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臆想了。因此，文明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白昼
白昼通过昼夜之别影响战斗，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过昼夜的界限，因为每次战斗都持续一定的时间，大规模的战斗甚至持续很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然也有很多战斗不受白昼的影响。总的来说，白昼的影响只是有限的。
天气
天气对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大多只是通过雾有一定的影响。
战略最初只将胜利（战术成果）作为手段，最终将实现应直接导致媾和的事项作为目的。战略为达到这些目的而运用手段时，同样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战略产生影响的情况。
这些情况是地带和地貌（前者同时也扩展至整个战区内的地表和民众）、白昼（同时也包括季节），以及天气（具体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战略将上述情况与一次战斗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就使这一成果即战斗有了特殊的意义，
使战斗成果有了一个特殊的目的
。但是只要这个目的不是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即只是一个从属的目的，那么人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看作战略上的手段。占领一处阵地就是这样一种作用于地形的战斗成果。然而人们不仅可以把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视为手段，也可以把任何一个更高的、由多个战斗组合而成、有共同目的的战斗单位视为
一个手段
。一次冬季战局就是这样一种作用于季节的战斗组 合。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看作 直接 导致媾和的事项才是目的。理论就是要研究所有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性。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如何能全部列举出这些手段和目的。如果一项富于哲理性的研究一定要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这一研究就会陷入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就会排斥战法及其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于是这一研究就转向经验，将其考察对准战史中已经出现过的那些战斗组合。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适合与战史提供的相同的情况。但是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陈述的问题要么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要么至少是与战史进行过比较的。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局限性更多是概念上的局限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局限性。
这一途径的一个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保持务实，而不是在苦思冥想、吹毛求疵和空泛幻想中迷失自己。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显然只需考察它们在使用时的特性就够了。各种火器的射程和效果对战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其构造，尽管它决定效果，对战术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战法关心的不是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成火药，用铜和锡造出火炮，而是现成的武器及其效果。战略需要使用地图，但是对三角测量并不关心；为取得最好的战果，战略不必去研究应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统治民众，而是要接受欧洲各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现状，提请注意哪里有非常不同的状态会对战争产生显著的影响。
这样一来，理论要研究的对象就大为减少了，战法要求具备的知识就很有限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军事活动一般所需要的，以及一支只是有了装备的部队上战场前所必须要有的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在它们能在战争中达到其活动的最终目的以前，就被压缩成少数大的结论，就像陆地上的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流入战争这个大海的活动，才是指挥这些活动的人所需要了解的。
事实上，我们的考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其他的结论，就会让我们怀疑考察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往往有些以前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在战争中，而且是在较高的职位上，甚至作为统帅，能建立丰功伟业；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都不是出自知识渊博的甚至学者型的军官阶层，而大多数是那些大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所有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有益的人，总是不无道理地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所有细节对统帅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才智是通过传授给他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只有大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一位统帅成为杰出的统帅，而细枝末节的知识和思想，如果统帅没有把它们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就只会使统帅成为狭隘的人。
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的知识是简单的，而总是把这些知识与那些为军事活动服务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就会陷入与现实世界现象的明显矛盾中。为解决这一矛盾，就只有把一切都推给天才。天才是不需要理论的，而理论也不应是为天才而写的。
那些天生爱耍小聪明的人大概觉得，在非凡的天才与学究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作战天赋的多少决定作战水平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更接近真理，可是人们很快看出，这种人的观点只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一个人没有一定数量的观点的积累，就不可能进行理智的活动，而这些观点至少大部分不是他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并构成了他的知识。问题只在于，构成这一知识的应该是哪一类观点。我们认为，军人需要的观点应涉及他在战争中要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事情。
在军事活动本身这一领域内，根据指挥官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指挥官职位较低，那么他需要涉及面较窄和比较具体的知识；如果指挥官职位较高，那么他需要涉及面较广和概括性更强的知识。假如有的统帅担任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出色，反之亦然。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 是很简单 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已经概括为最后的结论，但拥有相应的能力却不是很容易。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在战争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有通过勇气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认为，即使是真正的理智的活动也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是简单和容易的，而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就会增大，到了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理智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统帅既无须是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无须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了解和正确认识传统的方针、已经激起的利益要求、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权者的性格；统帅无须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和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部下的性格、思维方式、习惯和特有的优缺点；统帅无须了解如何整备一部马车和如何套紧一门火炮，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正确估计一路部队在不同情况下行军所需的时间。
所有这些知识都无法靠科学公式和机械的方法强行得到，只有在对事物进行思考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了正确的判断力，并且有指向这一观点的天分起作用才能得到。
职位较高者在军事活动中所必需的知识之所以与众不同，一是因为人们在思考中（也就是在研究和深思中）只有通过一种特别的天分才能获得它，这种天分的特别之处在于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如同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懂得从生活万象中只汲取精华；二是因为除了思考和研究以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这种知识。具有丰富经验教训的生活实践虽然永远不会培养出
牛顿
或
欧拉
那样的人物，但也许能培养出
孔戴
或
弗里德里希
那样的人物所具有的较强的计算能力。
因此，人们没有必要为挽救军事活动的学术荣誉而陷入谬误和幼稚的学究气的泥淖。从来没有一位杰出的统帅是才智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较低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而到了最高职位却由于才智不足而表现平庸。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其职权范围不同，表现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战法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都更为迫切，那就是战法知识必须完全融入精神领域，几乎完全不再是客观上的事物。在人类除军事活动以外的几乎其他所有活动中，行动者即使只接触过一次有关真理，而且已经遗忘了，可他还是能从满是灰尘的书本中重新找出和运用这一真理，甚至他每天在手头运用的真理，也可能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位建筑师拿起笔，以便通过复杂的计算来确定一个桥台的负荷力时，他所得出的正确结果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才智有多么高超。首先他必须费力地查找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计算时运用的定律并不是他发明的，在计算时他甚至往往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要运用这些定律，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用它们。而在战争中从来不是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头脑不断地做出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内心必须装着自己的全部知识，必须能随时随地自主做出必要的决定。因此他的知识必须与精神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转化成为一种真正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指挥官们看上去都那么轻松，似乎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的天赋才能。我们之所以说 天赋才能 ，是为了把这种才能与通过思考和研究教育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已经明确了战法理论的任务，并指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把战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其中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更多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涉及有限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封闭的范畴；而战略涉及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由于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战略中与统帅有关的那一部分尤其要面临这一困难。因此，理论在战略中，尤其是在涉及最重大问题的那些地方，应比在战术中更多地对事物进行纯粹的思考和研究，并满足于协助统帅达成对有关事物的认知。这一认知融入他的整个思想，使他更轻松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从不强迫他为了听从一个客观结论的说教而脱离自己的主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