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事天赋

每项专门活动，要想以一定的造诣来进行的话，就需要在判断力和性情方面拥有专门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优秀的，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这些禀赋所属的才智就被称为天赋。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赋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广泛，对它的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含义来阐明它的本质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我们既未自命为哲学家，又未自诩为语法学家，因此我们可以按常用语的一般词义，把天赋理解为非常擅于进行某种活动的才智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赋这一概念的内容，我们想谈一谈这种才智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因高超的才能而谓之的天赋，而不谈一般的 天赋 ，因为这一概念没有任何经过衡量的边界。我们应该研究的是精神力量作用于军事活动的每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之后就可以把这一共同的努力方向视为 军事天赋的本质 。我们之所以说共同的努力方向，是因为其中就有军事天赋，它不是作用于军事活动的一个单独的力量（如勇气），判断力和情感的其他力量同样不可缺少，或者说这些力量的作用力在战争中也是用得上的。 军事天赋是各种力量的和谐的结合， 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允许起到阻碍作用。

如果要求每位军人或多或少都拥有军事天赋，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很少。正因为军事天赋是精神力量的一种 特殊 指向，所以在要求一个民族具有多方面的精神力量，并进行这方面力量培养的情况下，只会出现极少的军事天才。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也就必然出现得越多。然而这只能决定军事天赋出现的规模，并不能决定天赋的高度，因为军事天赋的高度取决于一个民族 才智发展的总水平 。如果我们考察一个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其个体中的尚武精神比文明民族中的常见得多，因为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位军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打仗只是迫不得已，绝不是出于情愿。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位真正杰出的统帅，只有极少的人可称为军事天才，因为这要求有高超的判断力，而野蛮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判断力。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会有或多或少好战的倾向和发展，越是这样，其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个体也就越多。由于较普遍的尚武精神与较高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光彩夺目的军事人物总是出自这些文明民族，罗马人 和法兰西人就是例证。但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骁勇而闻名的民族中，其最杰出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才出现。

这一现象就已经能让我们猜到，在较高的军事天赋中，判断力的作用占据了很大的部分。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

战争是存在危险的领域，因此 勇气 是军人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针对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敢于负责的勇气，无论是在外来力量面前，还是在内心力量（良心）面前。这里只谈第一种。

针对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个人天生这样，还是由于轻视生命，或是出于习惯，但无论如何，这种勇气都可看作一种不变的 状态 。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任何一种激情中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情绪活动，是一种情感。

可以理解，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更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离人而去，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带着人们走得更远；坚定更多地属于第一种勇气，勇敢则更多地属于第二种勇气；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经常会使人失去理智。 两种勇气结合 起来，就是最 完美的 勇气。

战争是存在身体劳顿和痛苦的领域。为了不被它们压垮，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生的，还是锻炼出来的），使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在健全的头脑的引导下，就已经是一个有力的作战工具了，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普遍见到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战争要求军人具有 极强的判断力 。战争是存在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处于或多或少的不确定的迷雾中，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求有细致入微和敏锐透彻的判断力，以便通过判断时的直觉来感知出真相。

普通的判断力也许偶尔能辨明这一真相，非凡的勇气也许偶尔能弥补失算，但大多数情况（平均的结果）总是会暴露出判断力的不足。

战争是存在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陌生事物留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因为没有任何活动像战争这样全方位地一直与偶然性接触。偶然性增加所有情况的不确定性，并干扰战事的进程。

所有情报和假设的不可靠性，以及偶然性的不断介入，使得指挥官在战争中不断发现实际情况与他预期的不同，这就会对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对与该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明确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这时往往缺少情报，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不会给人们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经常没有充分思考的时间。但更为常见的是：对我们想法的修改和对出现的偶然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而只是动摇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定性并未因此减少，而是增加了。原因是：我们的这些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其冲击，精神不得不总是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一个人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就必须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具备在这一 加重了的黑暗中 微光，引导他走向真相的思维能力；二是具备跟随这一微光前进的勇气。 前者在法语中形象地被称为 眼力 ，后者则是 果断 。

在战争中，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而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就更是这样。因此 迅速和准确地定下决心 ，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此得到了“眼力”这个只注重正确目测的称谓。很多军事艺术的教官也是以这个受到局限的意义给它下定义的。但是不能否认，一切在行动实施中瞬间做出的准确决定，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例如判明真正的进攻点等。因此“眼力”指的不仅是视力，更多是指洞察力。当然这个词和它所表达的事物一样，更多是用于战术领域，但在战略上也经常需要迅速决策，因此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人们给这个概念剥去其名称带来的过于形象和狭隘的外衣，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普通眼光根本看不到这一真相，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看 到。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个行动，当它成为性格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个习性。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针对肉体所面临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任的勇气，就是某种程度上针对精神上面临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理智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之为智者之勇 ，但它并不因此就是理智的表现，而是性情的表现。纯粹的理智还不是勇气，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极聪明的人往往并不果断。因此理智必须首先唤起勇气的情感，以便得到其支持和承载，因为在紧急时刻，情感比想法更能支配人。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时，消除疑虑带来的苦恼和迟疑带来的危险。不是很严谨的用语当然也把纯粹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叫作果断，但是只要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就没有理由评论他是否果断，否则就是越俎代庖，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我们在这里只能谈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至于迂腐到为用语的这一点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为消除一些错误的观点。

这种战胜疑虑状态的果断，只能通过判断力产生，具体是通过判断力的一种完全特殊的活动。我们认为，较深的认识和必要的情感简单相加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完成最困难任务所需的极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担当的勇气，但是在困难的场合还是做不到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认识各自分开，互不施以援手，因此从中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判断力的活动才能产生果断，这种活动使冒险的必要性成为一种意识，并通过冒险的必要性确立意志。判断力的这种特殊活动以对 动摇 和 迟疑 的惧怕来战胜人内心的任何其他惧怕，从而在人类强有力的情感中形成果断。因此，从我们的标准来看，判断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 未经深思熟虑的 ，既然未经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会对自己有疑虑。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此还要说：显示出军事天赋存在的，是 平均的结果 。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论断仍感奇怪，因为他认识的一些果断的轻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判断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善于冥想的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果断的存在应归功于判断力的特殊活动，而这种判断力的特殊活动更多属于坚强有力的人，而不是表面光鲜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职位较低时表现得非常果断，在职位较高时却失去了果断。尽管他们需要定下决心，但是他们又意识到一旦定下错误的决心，就会带来诸多危险。由于他们不熟悉自己面前的事物，于是其判断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他们越是认识到陷入犹豫不决带来的危险，此前在低级别职位上越是习惯于不假思索地行动，现在就越会变得畏缩不决。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与其相关联的 应变能力 。在战争这样有意外出现的领域中，应变能力必然会起到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而正是一种能够更有力地处置意外事件的能力。人们钦佩应变能力能够对意外的发问做出恰当的回答，也钦佩它在突然出现危险时能够迅速找到应急的办法。这种回答和办法无须超乎寻常，只要恰当即可，因为经过成熟和冷静思考的应变能力，即使不是什么超乎寻常的（给我们的印象是平淡的），但作为判断力的一个快速活动仍是令人钦佩的。应变能力这个词想必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判断力所给予帮助的及时和快速。

一个人具有这种可贵的素质，是应更多地归功于其判断力方面的特质，还是应更多地归功于其性情的均衡发展，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发问的恰当回答更多是聪明头脑的杰作，而在突然遇到危险时拿出恰当的办法则首先以性情的均衡发展为前提。

现在如果我们综观一下战争所处环境的四个组成部分，即 危险、劳顿、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人们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要在性情和判断力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发现，战事的讲述者和报道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 干劲、坚定、顽强、沉着和刚毅 。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是多么近似，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较为仔细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让我们的观点明确，我们必须指出，给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带来挑战的压力、负担、阻力（不管叫法如何）中，只有极少一部分 直接是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 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首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但并未影响到他作为一名指挥官的活动。如果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这个危险因素显然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危险！

其次，敌人的抵抗之所以 直接 对指挥官产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该指挥官的手段出现损失，以及他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部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挑战他的意志力。但是我们认为这远不是他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此时他只是要把握住自己，而敌人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是针对其部下的，并且 通过他们反过来影响指挥官本人。

只要一支部队勇气十足，带着乐趣轻松地战斗，那么指挥官就很少有必要在追求其目的时展示自己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完成非凡的任务，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战事就不再像绑在一部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上那样自如前行了，而是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克服这种阻力，就需要指挥官有强大的意志力。对这一阻力，人们不一定理解为抗命和抗辩（尽管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部队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逐渐消亡给人带来的总的感受，是看到流血牺牲后引起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情绪。指挥官必须首先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情绪，然后与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做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他。一旦个人的力量不断衰减，靠自己的意志再也不能激发和承载这一力量，那么大量人员的全部惰性就会逐渐压在统帅的意志上。统帅必须用自己的胸中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他在这一点上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能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他们，继续做他们的主帅。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一旦他自己的勇气不再足以重新鼓舞起所有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拉入表现出动物本性的低级地带，从而出现临危退缩和荣辱不分的现象。这些就是在斗争中一位指挥官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为取得卓越的成就而必须克服的压力。这些压力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加大，因此要想承受住这些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就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加。

行动的 干劲 表达的是引发行动的动机的强度。这种动机可能来自头脑中的信念，或者来自性情中的激情。而要展示大的干劲，来自性情中的激情是难以或缺 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激烈的战斗中，人们内心充满的所有宏大情感中，最有力和最持久的就是对荣誉和尊严的渴求。在德语中，人们试图用 贪图名誉 和虚荣 这样的贬义词来贬低这种渴求，未免有失公允。当然，如果人们滥用这种高尚的追求，那么恰恰是在战争中必然会引发最令人愤慨的违背人性的不公正。但是就这些感受的源头来说，它们的确是在人性最高尚的感受之列。在战争中，它们是真正的生命气息，赋予巨大的躯体 以灵魂。其他一切情感（例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各种激情情绪），不管它们有可能变得多么普遍，或者其中有些看上去多么崇高，都不会让对荣誉和尊严的追求可以缺失。这些情感能在总的方面鼓舞和提高整个部队的士气，但不能赋予指挥官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其位置上取得卓越成就所必须要具备的。这些情感都不能像荣誉心那样，把具体的军事行动变成指挥官的个人财产，让他像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努力以最佳方式加以利用，辛勤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主要就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活力 、竞争热情和进取心。至于现在说到最高统帅，那么我们要问：自古以来，有哪位杰出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或者，难道这样一位没有荣誉心的统帅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定 是指意志对一次具体打击的抵抗力， 顽强 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 力。

虽然坚定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替代，但是它们在本质上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一次猛烈冲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可以来自单纯的情感的力量，而顽强则要更多地有判断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按计划行事的重要性就增加了，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来自这种计划 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 沉着或镇定 。首先我们要问，应该如何理解它们。

沉着或镇定显然不是指情感表达强烈，不是指激情澎湃（因为这样的话将违背所有的用语习惯），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和激情爆发时也能够服从理智的能力。这种能力仅来自理智的力量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有些人虽然具有突出的理智，却不能自制。尽管这个现象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理智的一种特殊的、也许是更有力的本性，而不是泛泛的本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即使在情感最冲动的时刻仍服从理智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 自制力 ，在情感中是有其一席之地的。这种说法是更接近真相的。这是一种别样的情感，它使激情四射的各种强烈的情感保持平衡而不会损伤它们。通过这种平衡，理智的支配作用才得到保证。这种平衡力量无非是对人的尊严的感受，是最宝贵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需求，即希望 随时随地作为一个有认知和理智的人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说，沉着是 即使在最激动时也不失去平衡 的一种强烈的性情。

如果我们从性情方面观察一下不同类型的人，就会发现一类不大活跃的人。我们把这类人叫作情感迟钝或情感平淡的人。

第二类是非常活跃的人，但他们的情感从不超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情感丰富但又平静的人。

第三类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情感就像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会持久。

最后，第四类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采取行动，但是其情感非常有力，而且持续时间长很多。这是一种情感强烈、深藏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情感构成上的差异，很可能与活动于人的有机体中的 各种身体力量 的限度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一组织看来一方面与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精神有联系。在这个晦暗不明的领域，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类人在军事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可以期待他们能表现出多大程度的沉着，却是重要的。

情感平淡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定，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作沉着，因为他缺少任何力量。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类人正是因为能够一直保持镇定，所以在战争中才在一定程度上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驱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第二类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被其激发而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受其压制而消沉。这种类型的人平时活跃，会帮助个别遭遇不幸的人，但在整个民族遭遇灾难时，却只是在一旁唉声叹气，不能奋起行动。这类人在战争中既能行动，也能保持镇定，却成不了什么大事。要成大事，就要一个 强有力的、有头脑的人 有干成大事的动机。不过有这样的性情的人很少是强有力和有独立头脑的人。

激动和暴躁的情感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也包括在战争中）不是特别有利。这种情感虽然有动力强的优点，但是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这种容易激动的情感有发展成为勇气和荣誉心的趋势，那么这种情感在战争中的较低职位上往往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指挥的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很短，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情的喊杀声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场激烈的会战可能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则可能需要一年。

这种人在其情感快速冲动时，就倍加难以保持性情的平衡，因此常常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他们最糟糕的一面。但是如果人们断言好激动的人从 不可能 是强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最激动时从 不可能 保持平衡，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既然他们通常是较为高尚的人，那么在他们的内心中怎么会没有自尊的感受呢！在他们身上极少缺乏这种自尊心，但是没有时间发挥出来，因此他们大多事后深感自愧。如果他们通过教育、自己观察和体验，或早或晚地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情绪激动时及时意识到自己内心与之抗衡的力量，那么他们也能成为很沉着的人。

最后，是那一类很少激动而情感深沉的人。这类人的行为方式与前一类人相比，就像炭火与火苗。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形象地比喻为庞然大物，那么这类人最适合用其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其情感的作用如同巨大的物体在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更加势不可挡。

尽管这类人不像前一类人那样容易被其情感左右，不会被其情感拖入事后的自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平衡，不会受到盲目冲动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旦他们缺少自制这一宝贵的特点，或者当自制力不够强大时，他们也会失去平衡，为盲目的冲动所支配。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对理智的培养较少，总容易让冲动占上风。但是即使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为使用暴力的冲动所左右和拖曳着，就如同在中世纪，盗猎者被拴在鹿的身上拖过丛林一 样 。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性情强大的人不是只会激动的人，而是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平衡的人，尽管内心如暴风骤雨般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像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进行最精确的活动。

所谓性格强，或者干脆说有性格，指的是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可能是根据别人或者自己的见解得出的，也可能是某些原则、观点、瞬间灵感或者任何理智思维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见解本身经常改变，那么这一坚 定性 当然也就无从表现出来了。见解经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思维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表明这一思维活动还有其特殊的不稳定性。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其观点，即使改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自己的思考，人们也不能说 他有性格 。我们只把那些信念 非常稳定 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之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很明确，这本身就不容易改变），或是因为像情感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思维活动，于是也就缺少改变信念的基础，或是因为源自思维的一个指导原则，该原则认为要想让意志活动明确无误的话，就应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改变看法。

在战争中，人们在情感方面会有很多强烈的感受，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牢靠，因此在战争中比在人类其他的任何活动中，都有更多的原因能使他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产生怀疑。

在战争中，人们看到危险和痛苦带来的惨烈景象。这使情感很容易压倒理智的信念，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如此困难，导致人们对见解的改变变得更理解和更容易原谅了。在战争中，人们往往只能揣测和感觉出行动所必须依据的真实情况，因此意见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大量的感受像洪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个人的信念。即使是头脑极为迟钝的人也几乎不会感受不到它们的冲击，因为这些感受过于强烈和生动，而且总是同时针对性情产生作用。

只有那些从一个 较高 处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果实，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但是要坚持这些早先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正是困难所在。在具体情况和基本原则之间常常有广阔的空间，这一空间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在这一空间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此时能帮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这个原则是现成的，不是我们的思维提出来的，却可以支配我们的思维。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 坚持自己的第一个看法，并且不放弃，直到有清晰的、令人确信的情况迫使我们放弃它 。人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具有较大的真实性，而在当下的 现象很活跃时 ，不要忘记，这些当下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仍能相信并坚持我们早先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之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人们很容易看清，性情的平衡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性格的形成，因此性情丰富的人大多是很有性格的人。

在谈到性格强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个变种—— 固执 。

在具体情况下，往往很难划清性格强与固执之间的界限。相反，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区别看来并不难。

固执 不是思维上的毛病 。我们所说的固执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把这种拒绝归为思维上的毛病，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思维能力就是提出见解的能力。固执是 性情上的毛病。 这种意志的执拗性，这种对他人意见的敏感性，只能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私心。有这种私心的人，其最大 乐趣就在于只是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 。假如固执不是比虚荣心稍好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叫作一种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固执则满足于事实。

因此我们说，一旦拒绝他人的见解不是由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由于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而是出于一种 抵触情绪 ，那么性格强就变成固执了。即使这个定义对我们的实际帮助不大（如同我们已经承认的那样），但是它毕竟可以阻止我们认为固执只是性格强的一个 简单的提升 。固执虽然与性格强很接近，并与之相邻，但是与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固执对性格强的提升很少，以至于甚至十分固执的人由于缺少头脑，其性格并不强。

以上我们了解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哪些由性情和理智共同发挥作用的素质，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活动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被视为是最强有力的。它只要求有思考能力，而与性情力量无关。这就是战争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 始终存在的 ，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可能设想我们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一个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的。其次，这种关系具有 最具决定性的重要性 ，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完全改变所有力量的效果。最后，这种关系往往一方面涉及 具体地点的最细微的特点， 另一方面又包括 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与地形地貌的关系就使其活动具有显著的特点。我们看到，人类与地形地貌有关的其他活动（例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采矿、狩猎和林业等），其空间都是很有限的，不久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探索清楚。而在战争中的指挥官则不得不在一个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空间中行动，指挥官的眼睛无法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个空间，即使尽最大努力也不是总能够探索清楚，而且空间在不断变换，指挥官也极少能真正了解它。一般来说，虽然对手也面临同样情况，但是，首先，当双方面临共同的困难时，谁能凭借才能和训练有素克服它，谁就会拥有很大的好处；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的双方困难相同，只是总的来说是存在的，绝不是针对具体情况而言，因为在具体情况下，交战双方中的一方（防御者）通常对当地地形比另一方熟悉得多。

对这种极为特殊的困难，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思维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过于狭义的表述来说就是 方位感。 方位感就是 对任何地点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概念 ，从而每次在该地点都可轻易判明方位的能力。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一种活动。了解地形时，虽然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头脑（头脑用它从科学和经验汲取得到的认识补充肉眼所没有看到的，并把肉眼看到的片段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鲜活地呈现在脑海里，成为一幅画，成为一张在内心绘制的地图，并得以长久地保留，使具体的笔画不会时常模糊不清，则 只有我们称之为想象力的这种思维力量能做到 。如果一位有天赋的诗人或者画家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们认为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到了判断方位的作用；如果他耸耸肩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位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出色的想象力，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十分低微的职能。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毕竟来自这种自然力量，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那就很难把物体依其形式上的联系而清晰地想象出来。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但是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记忆力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力量，或者能更好地固定对这些事物的记忆，恰恰是由于想象力呢？我们对此不得不更多的是给不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对这两种思维力量本来就是难以分开考虑 的。

不可否认，日常训练和头脑的认知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统帅弗朗索瓦·卢森堡 的著名副参谋长 皮塞居尔 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注意到，每当他要去远处取口令时总是走错路。

职位越高，这种才能的运用范围自然就越广。如果说，轻骑兵和步兵在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通常为此只需具备有限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了解一个省份和一个国家的地理概况，并且不能因此就可以缺少具体的方位感，而是必须在眼前总是鲜活地呈现出道路、河流和山脉的特征。虽然对他而言，各类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能在总的情况掌握方面提供很多帮助，周围的参谋人员能在细节掌握方面提供很多帮助，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一位统帅拥有迅速而清晰地判断地形的出色才能，那么这可以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内心避免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无助感，从而较少依赖别人。

如果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想象力，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欢闹女神要做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更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具备的才智和情感力量的各种表现。思维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共同起作用的力量处处都需要，因此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军事行动的各种现象是简单的和不怎么复杂的，但是不具备卓越思维能力的人却不会取得卓越的战果。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会再盲从地认为“对敌人一处阵地进行迂回”这一出现过千百次、本身很自然的行动，以及很多类似的行动是高度运用智慧的杰作了。

当然，人们习惯于把朴实能干的军人与习惯沉思、想象力丰富或富有见解的人，以及有各种学历光环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决非没有现实性，但是这并不证明军人的能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证明军人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思维活动和才能。我们不得不反复指出，有些人一旦到达其认知无法再适应的较高职位，他们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思维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了。我们还不得不经常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指的是那些能给人们在其从事的事务中带来声誉的成就。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应具备相应的思维能力、声望和荣誉。

统帅（居于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之首的将帅）与他下一个指挥层级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要受到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因此他们的思维活动范围就要小得多。这就让人通常只看到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有杰出的思维活动，而认为其下各级人员只要具备一般的思维能力就足够了。是的，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指挥官，由于多年只从事某一方面的活动而思想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有些愚钝了，因此在敬佩其勇气的同时又讥笑其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为这些勇敢者争取更好的声誉，这样做不会提升其任何作用，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快乐，我们只是想指明事实，提醒人们不要误以为一个有勇无谋之徒在战争中也能取得卓越的战 果。

既然我们在最低的职位上就已经要求那些应成为优秀指挥官的人具有卓越的思维能力，而且要求这一能力随职位的提升而提高，那么自然就会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 享有声望 的、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指挥官，完全不应认为他们愚钝。与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善辩的政客相比，他们看似头脑简单，但是这不应误导我们忽略其思维活动的优秀本性。的确不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的人随着职位的提升，把在职位较低时赢得的声望一并带到了较高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较高职位上并不配享有这种声望。如果这些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他们就没有暴露其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应有何种声望。由于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们往往把在某些职位上本可大放光彩的人低估了。

因此，从下到上的指挥官，只有具备特殊的天赋，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但是历史上和后世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赋”这一称谓加在那些曾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光芒四射的人物头上。原因是，这种职位对思维能力和精神力量的要求一下子高了很多。

要引导整个战争或者其最大的行动（我们称之为战局）走向灿烂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层次的国内和国际关系有深刻的见解。在这里，作战指挥和政治就合二为一了，统帅也就同时成了政治家。

人们之所以没有赋予卡尔十二世“伟大天才”的称谓，是因为他不懂得让武力的作用服从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灿烂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没有赋予亨利四世 “伟大天才”的称谓，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他的军事效果影响多国之间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试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宝贵情感和骑士精神在针对对手时就不会像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了。

读者如想进一步了解统帅应迅速掌握和正确判断的内容，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不能只满足于是一位统帅，他一方面要了解所有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知道用自己手中的手段能做什么。

由于这些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其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使得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大量的，还由于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根据盖然性的法则来估计，因此假如一位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感知真相的洞察力来准确地判断事物，那么他的思考和顾虑就会出现混乱，从中也就根本不可能再形成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 说得完全正确，即很多摆在统帅面前需要做的决定都可以构成需要 牛顿 和 欧拉 计算的数学题了。

这里对较强思维能力所要求的是综合能力和判断力，二者上升成为令人称奇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触及和澄清千百个模糊的概念，而思维能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但是假如具有这种较强思维能力的人（具有这种天才眼力的人）没有我们前面论述过的性情和性格特征的支持，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纯粹追求真理的动力在人的内心只是极其微弱的，因此在“认识到”与“想要做”之间，在掌握知识与形成能力之间总是有很大区别的。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情感，而最有力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性情和头脑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一合金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果断、坚定、顽强和刚毅。

此外，假如一位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思维和性情活动没有在其活动的总成就中体现出来，而只是人们出于忠诚和信任假设他从事了这种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很少会载入史册。

人们所了解的战事的过程通常是很简单的，相互间是大同小异的。仅凭纯粹的记述，没人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在一些统帅或其心腹的回忆录中，或在专注于某一事件的历史专门研究中才不时流露出构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中的部分线索。在某一重大行动实施之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因为涉及政治利益而被故意隐瞒了，或者因为仅被视为建筑物建好后就必须拆掉的脚手架而在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在我们不是冒昧地对较强的思维能力做进一步规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语言上固定下来的一般概念，承认思维能力本身是有差别的，然后自问哪种思维能力是一位军事天才最应具备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经验都会告诉我们，这种思维能力更多应是检验性的，而非新创立的；更多应是全面的，而非单方面的；更多应是冷静的，而非头脑发热的。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兄弟和孩子们的平安，以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安全托付给具备这种思维能力的人。 kHemYz3ZbAotcmiFSq2wzq/ZIShxOlfJtIis+9rKOTQYNVdav91Wee1hvy5nCG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