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开过，我扛着热烘烘的一团梦想返回天津，准备大干一场。此时这种感觉我已经充分又饱满地写在《凌汛》中了。心中想写和要写的东西很像如今春运时车站里的人群——紧紧地挤成一团。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内潜藏着一种危险，很可怕的危险。记得当时我对人文社的一位责编说，我有一种要爆发的感觉，我信心满满，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创造一个文学奇迹，记得当时我还不知轻重地写过一篇随笔《闯出一个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要出大问题了。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种冲动中，片刻不得安宁，不得喘息。半夜冲动起来披衣伏案挥笔是常有的事。这一年我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铺花的歧路》《啊！》《斗寒图》，都是从心里掏出的“伤痕文学”。还有许多短篇和散文随笔。往往在一部作品写作的高潮中，会突然冒出一个更强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写的东西放下，先写这个更新更有冲击力的小说。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整天是在跳动着。我那时烟抽得很凶。因为有了稿费，可以换一些好牌子的烟来抽，把“战斗”换成“恒大”。不知是因为好烟抽得过瘾，还是烟有助于思维，我的烟抽得愈来愈多。烟使我更兴奋更有灵感，还是更理性与更清晰？于是我小小的书桌上天天堆满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满烟蒂的小碟小碗。有时来不及把烟蒂放进小碗，就带着火按灭在书桌的侧面。烟头落了一地。这是一种带点野蛮意味的疯狂的写作。

刺激我写作的另一种力量来自读者的来信。

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在没有电话的时代，读者迫不及待想要与你说话时只有靠写信。那个时代的读者可不是盲目的粉丝，他们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心里有话渴望对你说，要与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读者的来信塞满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动手用木板自制一个更大的信箱，挂在院中的墙上。每当打开信箱时，读者来信会像灌满的水一泄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开信箱时要用一个敞口的提篮接着。

那是一个纯粹的时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纯粹的。信件包裹着真实的情感与真切的思考。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样的信封：有的人很穷，信封是用纸自己糊的；有的读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只写“天津作家冯骥才”，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说的篇名）作者冯骥才”。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万卡》，九岁的万卡第一次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时，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只写了“乡下的爷爷收”。还好，由于我的信太多，邮局里的人熟悉我，只要上边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村镇，再远的来自边疆，大多地名我从来没听说过。信里边的内容全是掏心窝的话，全是被我感动、反过来又深深感动我的话。他们向你倾诉衷肠，倒苦水，把心中种种无法摆脱的困扰告诉你，把你当作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隐私乃至悔恨告诉你；还有的人把厚厚一沓请求平反的材料认认真真寄给你，他们把你当作“青天大老爷”。碰到这种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样，我才知道当时大地上有那么广阔无边的苦难与冤屈。那部《铺花的歧路》招致那么多老红卫兵写信给我，叫我知道时代强加给他们的苦恼有多么深刻。尤以一种来信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这种信打开时会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原来这些读者写信时，一边写一边流着泪，泪滴纸上，模糊了字迹。我原先不知道眼泪也有一点点黏性。带泪的信折起来，放在信封里，邮寄过程中一挤压，信纸会轻微地黏在一起，打开信时便发出沙沙声。这极轻微的声音却强烈地打动我的心。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写作，竟与这么广泛的未曾谋面的人心灵相通。文学的意义就这样叫我感悟到了。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作家的写作“是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开始的，姗姗而来的新生活还有许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我在这篇文章中专有一节“作家应是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会担当与思想勇气的一句话。

这样一来，不但让我自觉地把自己钉在“时代责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压力自我“坐实”。我常说“我们是责任的一代”，就是缘自这个时代。它是特殊时代打在我们这一代骨头上的烙印，一辈子抹不去，不管背负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时看得见或看不见，到了关键时候它就会自动“发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愿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这是后话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个人经历的一场灾难了。

在长期各种——外部的和自我的压力下，我的身体发生了问题。最初出现了两个迹象：一是在1979年初冬一个夜里，我埋头在自己抽烟吐出的一团团银白色浓雾里写作时，脑袋忽然有一种异样感。我感觉我对所有东西好像全都隔着“一层”，没有感觉了。这十分奇怪。我叫醒爱人，说我脑袋不大舒服，出去散散步，便下楼出门，走到大街上。那时城市汽车很少，也没有夜生活，路灯昏暗，但十分安静。我走了一会儿仍然感觉脑袋是空的，我试着背诵几首古诗，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好不好使，这些古诗倒还都记得；再想一想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却什么想法也没有，好像机器停摆了。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病，走了一大圈也不见好，回来倒下便睡。早晨醒来竟然完全恢复，头天夜里那种离奇并有点可怕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脑袋里一切如常，我就接着干活。以前除去感冒我没生过什么病，眼下又急着写东西，便没有把昨夜诡异的感觉当作一个危险的信号。

过了几个月，《人民文学》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篇小说的“交流班”，与陈世旭、贾大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五六个人同住一屋。后来才知道我们都是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的获奖者。我们天天在屋里聊天说笑，可是我又出现一个毛病，经常感到有一种身体突然往下一掉的感觉，同时还有种断了气那样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时地出现，这又是什么毛病呢？反正我年轻，能扛得住，先不理它。那时获得全国小说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心里的兴奋把潜在的疾患压住了。由北京返回天津那些天，这种身体的不适竟然也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为这就过去了呢。

一天，百花文艺出版社请我去讲一讲北京文坛的情况。那时，文坛的前沿和中心都在北京，我一半时间在北京，又刚刚获奖归来，各种情况知道得多。我到了出版社，和编辑们坐下来兴致勃勃地刚刚一聊，突然感觉胸部有很强的压抑感，呼吸吃力，甚至说不出话来。大家发现我脸色不对，前额竟流下冷汗来，叫我别讲了，说我肯定这段时间太累。我天性好强，不舒服也不肯说，逢到头疼肚子疼，向来都是忍一忍。我在编辑部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一些，便起身告辞。当时我急于回家，很想马上躺下来。

百花文艺出版社离我家很近，平时一刻钟就可以到家了，可是那天我感到两条腿真像棉花做的，身体很沉。我骑上车从胜利路拐向成都道时，忽然肩膀酸疼起来，胸闷，刚才那股劲儿又来了。我从来没有过心慌，我感觉心慌得难受，跟着心脏像敲鼓那样咚咚响，猛烈得好像要跳出来。这时我已经骑到黄家花园拐角处，远远看到我家所在的那条小街——长沙路的路口了。我想我要尽快骑回家，到妻子身边，可是忽然我好像没有气了，心脏难受得无以名状，我感到已经无力回到家了。第一次有要死了的感觉。

我得承认我命运里有个保护神——

就像“文革”抄家那天，我“疯”了一分钟，却突然感觉被什么抻了一下，居然奇迹地返回正常。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他是我年少时的朋友，名叫王凤权，是市二附属医院的医生，就住在成都道上。不知为什么，就在这几乎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双手撒开车把，连人带车扑在他怀里，我说：“凤权，我不行了。”此后，我不知道他怎样把我弄到他家中，我躺在他床上，给我吃一片药。后来我知道这片药是硝酸甘油。他用听诊器给我听了心脏。他说：“你心脏跳得太快了，现在还二百多下呢，要去医院做个心电图。”

我从来没进过医院，对各种疾病一无所知，但我很怕得上心脏病。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却说我的心脏没有病，只是室性的心动过速。我从医生的话和表情里得到了安慰。然而从这天起，我却掉进了一个百般折磨着我、无法挣脱的漆黑的深洞里。

在这个深洞里，我被一个无形而狰狞的病魔死死纠缠着。我不知它在哪里，它却随时可能出现。它一来，我立时心慌难耐，不停地心跳，全身神经莫名地高度紧张。我无法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它说来就来；我尝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叫它停止，吃任何药都没用，严重时我有一种恐惧乃至濒死感。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书店里只能买到一本绿色塑料皮的医书，是1970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书中的各种病名、病症和药名中间，到处是黑体字的语录。我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依据自己的症状从书里却找不到答案。我从医生那里听到两种过去不曾知道的疾病，一是心脏神经官能症，一是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据说我得的就是这两种病。原因是用脑过度，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加上抽烟过多，医生还说这两种病都很难缠，没有特效药。这样，我不得不停下笔，戒了烟。有病乱求医，四处寻访民间的良医良方，然而每一个希望最终都成为泡影。这种病更大的麻烦是在心理上，不能听任何响动，怕见来客，不敢单独一人在家，害怕病魔突然来袭，这便迫使妻子必须与我时刻相守，对坐相视，不时听她小心地问：“舒服些了吗？”那一阵子，我很灰心，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宿命，一生都叫厄运压着。别人受苦时，我也受苦；别人好了，我却要换一种苦来受。当然我不甘心，只要心脏相对平静，我就拿天天收到的各种书信——特别是朋友的信件来读。

现在我还保留着文坛前辈和同辈的朋友们当时向我问候病情的来信。我文坛上的朋友——好朋友太多。我的病惊动了他们。王蒙、刘心武、李小林、屠岸、李陀、蒋子龙、高莽、阎纲、路遥、陈世旭、章仲锷、苏予、严文井、李景峰、李炳银、彭荆风等等。这些信今天读来仍然感受到那些留在岁月里昨日的情意，叫我心动。

我无法找到昨天文坛与时代那种纯粹，但那种纯粹却保持在我心中。陈建功听到的是我死了的误传，据说他当时还哭了一泡。留在我心中的还有当时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的刘恒，受他们编辑部委托扛着一个大西瓜来瞧我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已经写在《凌汛》里了。还有谌容、张洁和郑万隆结伴来天津看我。那天我那个思治里阁楼上的小屋，仅这几个人就挤不下了，我们还是热烘烘挤在一起。张洁是个率性又真实的人，她还在一篇散文《我心灵的朋友》里写下我们那天见面时——友情的纯粹。是呵，再也没有比来自文坛的关切对我更重要了。因为我那时最深爱的、要为之献身的是文学。

那的确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文学就是文坛，文坛就是文学。不像今天，文学和文坛已经毫无关系了。

我扛着这个不明不白的病忍了半年，依旧在漆黑的深洞里盘旋不已。一天一位老医生对我说，最好的办法不是药，是“异地疗法”。所有官能症都有心理因素，换一个全新环境会有助你打破疾病的惯性和心理暗示。

“文革”时医学界完全中断与外界的联系，相互间也很少交流，手法与观念全都陈旧过时，医院给我的药只是一种：西药的安定和中药的安神丸。这个“异地疗法”听起来有理，不妨一试，就当“死马当活马医”吧。我便托我所在的单位——天津文艺创评室帮我联系北戴河的管理所，找到一间小房，妻子陪我去了。天津虽说是海滨城市，却与海相距极远，海风都吹不到。到了这里一片碧海蓝天，所见所闻和心境立时全变了，以致忘了心脏，自然感觉挺好。记得一位医生曾对我说过，如果你感觉不到内脏在你身体里存在，就说明你内脏没有毛病。如果你总感觉它在哪儿了，多半有毛病了。这话通俗有理。

有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叫人高兴的意外。那是个黄昏，我和妻子在海边散步，脚踩着软软的沙子，听着潮声；海边只有不多的人在游泳玩耍。忽然听人喊我——大冯！冯骥才！大冯！喊声有男有女，几个穿泳衣的人笑嘻嘻地跑过来。我首先认出蒋子龙。跑过来的都是男的，女的都还远远站在海边。那时社会还不开放，女士穿泳衣有些害羞吧。在那几个女子中，我认出叶文玲，早在前年南方战时我在云南前线与她相识，她给我热情又朴实的印象。还有一个女子，挺苗条，穿一件带红点的花泳衣侧身站着，子龙告诉我她是张抗抗。我的第一部中篇《铺花的歧路》和她第一部短篇《爱的呼唤》发表在同一期《收获》上，但我没见过她。之前文代会期间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很冲，口齿特别清楚，每个字都像是刻意说出来的，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你和我们年轻人还挺说得来。”我在电话里开玩笑说：“怎么，你认为我是老前辈吗？”怎么今天她站在那里不过来？只朝我点点头，是因为她穿着泳衣吗？

我一问子龙，才知他们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子龙是“班长”。成员全是崭露头角、有才气的青年作家，都是凭着颇具锐气的力作在文坛一炮打响。其中不少作家我都相识：刘亚洲、竹林、叶辛、陈国凯、贾大山、陈世旭、韩石山、高尔品等等。子龙知我来养病，晚饭后和讲习所几个成员来看我。其中一个很年轻的穿着长裙子的姑娘，文气，安静，目光明亮，一经介绍才知道是王安忆，并且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茹志鹃的女儿。她凭着《雨，沙沙沙》一露面，那种先天的文学气质，就叫人眼前一亮。记得那天她让我给她“提提意见”。我笑了，说：“将来你的影响肯定愈来愈大，你可得叫媒体和评论界欠着你呵。”她想一想，明白了我的意思，也笑了。那时她二十多岁吧，到了今天，安忆已是一位当代公认却始终低调的大家。

随后，子龙约我和妻子到他们驻地去，晚间他们要在一起联欢。我们应邀去了。在一间挺大的房间里，亮着许多灯，大家相互“强迫”上台表演。记得张抗抗很投入地朗诵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然后子龙上来唱了一段京剧，黑头，大嗓门，唱得豪气满怀。大家又逼着叶文玲表演，叶文玲自己不敢唱，非拉着子龙合唱，大家叫他们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人都不擅唱，自然唱不到点儿，还接不上词儿，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然后是舞会。这个意外又欢快的“遭遇”，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久违的文学——文坛中。我真恨不得快快好起来。

北戴河之行使我相信“精神转移”对我的病治疗有效。我的一位好友医师张大宁对我说，你何不试一试中医的腹部按摩？他把我介绍给中医院一位姓胡的按摩室主任。经胡主任一治，才知道腹部按摩的妙处，他的手并不接触我的腹部，而是放在距离腹部十公分左右的地方一动不动，叫我用意念感受他的手掌发出的气与力。我真的渐渐地感觉到很热，很舒服，有一种穿透力，并且明显地感到病魔在一点点离开我，人也渐渐地从那个痛苦的深洞里一点点探出头来，看到光亮。

我想重新拿起笔来，但是开始时也不敢，我怕病魔重又回过身。我甚至有点怕撂在桌上的那支被我冷落了太久的钢笔。当年秋天，吴泰昌带一个朋友从北京跑过来看我。泰昌人单纯，文学的情怀很深，眼光很好，和我投缘。他来了我自然高兴。他说话总是连喊带叫，说到激动时，还喜欢不断地跺脚。那天他把我家养了多年的心爱的大黄猫给吓跑了，从此无影无踪，让我儿子多次伤心落泪。然而他那次给我带来一个“转机”，他说李小林叫他来看望我，并问我能不能给《收获》写一篇散文。小林是我敬重的朋友，她的约稿我不能拒绝。吴泰昌对我叫着说：“我看你肯定行，你已经完全好了，你不写东西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对不对？”

他这句话让我拿起了笔，写了散文《书桌》。我从自己书桌的命运里写了自己人生的变迁。一动笔心中便溢满一种伤感美，没想到搁笔半年多了，竟还写得这样投入，这样顺畅，这样有感觉。可能这次大病一场，使我不觉增添了很多人生的感悟；这是一种从心里流出的散文，至今还是我“自我欣赏”的一篇散文。从此，我便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写作中。更重要的是从写作这篇散文开始我的文学观悄悄发生了变化，并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变化——这也是后话了。

而且，我开始敢于一个人独自待在家里了，这便解放了妻子。半年多来，我把她和我被病的困扰长时间一刻不放松地捆在一起，真够残酷的。随后便是敢于自己走出家门参加一些活动，在公众场合说些话。当然，有时还会感觉不适，甚至会有要“发病”的心理威胁。

比如1981年我的中篇小说《啊！》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发奖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中国作协叫我代表获奖作家讲话，我便紧张起来，担心上台讲到一半时犯病，可是我又不好拒绝。会前，我早早到了会场，人还不多，我在会场外的门厅便开始感觉心跳起来，而且愈跳愈厉害，我束手无策。这时一个穿军装的很柔和的女子走过来，自我介绍她叫陶斯亮。我说我读过你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她告诉我她是军医，我说我现在心跳得厉害，有没有办法制止？她问了我的病情便说：“你这种毛病怎么好上台呢？”她跑去给我弄来一片镇静药，一杯白水，叫我吃下。不多时心跳稳住了，上台讲话居然没犯病，从此让我记住了这位“救命”的解放军陶斯亮。

就这样，我返回写作和文坛。当然，至少两三年间我口袋里总带一小瓶镇静药，烟却始终没有抽。

然而，当我重新回到写作时，文学已非昨日，这是我下边要说的。 T01C5BDozdqMb+uUQkOHapYsL8cHbUz0sXrV5i63sPuU3I4tH1RfW/gxeLn94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