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领导的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十二点,中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休息。晚饭也没有离开过会议室,一人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总共用了不到一刻钟,吃完了又接着汇报。
虽然是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却使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被冲淡了许多。党委书记陈永明吃火腿肠时,怎么咬也咬不开,惹得大伙都哧哧哧地笑了起来,连李高成也止不住地笑了一笑,于是,大伙更是前仰后合地笑成一片。
情绪缓和了,汇报也就轻松了许多。
党委书记陈永明接下来谈了谈公司这几年提拔和起用干部以及党委组织工作上的一些情况。
陈永明说,干部的比例过大,这是事实,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一种普遍情况,并不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一家是这样。同全省全国相比,中纺公司的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中纺干部的年轻化程度,也是比较突出的。这几年,中纺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提拔的对象80%是中青年。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意识地增强了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我们的这一套办法,省委市委组织部曾进行过认真的考查,并作为先进经验在全省全市予以推广,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嘉奖和表彰。要说我们这几年提拔的干部没有一点儿问题,那也是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凡是近几年提起来的干部,我们都有言在先,一旦发现问题,该撤的撤,该查的查,该处理的坚决处理,绝不姑息,绝不手软,而且,是谁提拔起来的也一样查谁。自1990年以来,只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查处过二十多个新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而问题的症结,就是这几年我们干部的后备力量越来越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流失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好的人才,往往是怎么留也留不住,其实,我们也没有条件能留住人家,工资上不去,待遇跟不上,住房没住房,前途没前途,一个年轻人,谁愿意长久地留在这里?要是我,我也不干呀。所以,近几年来,我们提拔干部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找不下、选不上、用不住。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这几年在提拔干部上有腐败行为,真是笑话。去年,我们看中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好话说了几大车,人家就是不干。后来人家对别人说了,他来这儿就是为了锻炼锻炼,根本就没想着要在这儿长期呆。当时听了挺气人的,但事后一想也就不气了。这能全怪人家年轻人吗?你凭这就能说人家的觉悟低吗?这样一个外债几个亿的公司,连工资都发不了了,你就是给人家一个总经理,人家也未必会干呀!我们提拔一个干部,翻来覆去地要给人家说那么多好话,做那么多工作,就算你想腐败你能腐败得起吗!
说到最后,陈永明不禁有些愤慨地说道:“还有些人说,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在人事上搞腐败,而且在作风上也有腐败行为。说什么领导们把自己的姘头一个个都安排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上,连秘书都换成了年轻姑娘。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说话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话说白了,这些人散布流言蜚语的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这个班子,就是想给领导的脸上抹黑。总经理郭中姚离了婚,这是公开的事实,郭经理家庭不和,妻子脾气暴躁,这是公司里人人皆知的事情。连郭经理的儿女也都劝自己的父母离婚,想想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离婚以前,人人都同情郭经理,然而一离了婚,却好像人人又都怀疑郭经理。过去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如今是经理门前是非多。莫非离了婚的男人,只要一接触女人就肯定有那种不正常的关系?而离了婚的男经理一旦提拔一个女性当领导,就能说明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中阳纺织集团公司70%以上的都是女性,要都这么看,那还怎么让领导开展工作?是,这两年,我们中纺公司也确实起用了一批女性干部做公关工作,但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是工作的需要呀,如今,社会上就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性,不论是搞采购还是搞供销,也不管是上项目还是签合同,那确实要比男同志强。再板着个脸像过去那样一本正经地去办事,这会儿谁还吃你这一套?社会风气就这样,凭我们就能改变得了吗?其实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他们无非就是想在这上面达到什么目的罢了。在我们国家向来就是如此,你要想搞垮某一个人,首先就是在作风上搞臭他。说什么郭经理女秘书换了一个又一个,还给女秘书分房子、安排职务,胡说八道也得有个谱么!要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还能算是个人吗……”
如果不是郭中姚制止了他,陈永明也许还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老实说,陈永明的这番话,心情可以理解,但确实很令人反感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这些话的内容,而是陈永明说话时的那种态度和情绪。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公司的党委书记,首先不应该以一种对立和定性的口气来谈论这件事。这是群众的意见,至少是一部分群众的看法,你如何能以这种敌对和蔑视的态度来对待?立场没站对,情绪自然就歪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误解、一种偏颇的看法,但绝不能说这是在散布流言蜚语,是在搞阴谋诡计,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要是这种话传了出去,那同群众的紧张关系还能缓和得了?其实,陈永明刚才的那番话根本就不必说,郭中姚的婚姻问题,我李高成还会不清楚,还会比你了解得少?对群众的意见就是再有看法,也不该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没有别的,就因为你是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则是一线工人。这是工人们应有的权利,也是我们党自从成立自从执政以来就赋予工人的最神圣的权利之一,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和蔑视它!
再下来是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吴铭德概括地谈了谈公司里的经济情况。
吴铭德认为有些人说公司里的财务混乱、胡支乱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造成公司干群关系紧张的最直接的因素,公司这一阶段群众情绪的不稳定主要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引起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怀疑的看法和态度,那你就是长上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怎么汇报也不起作用。所以,吴铭德认为,目前要让群众的情绪安定下来,关键的关键就是希望上级尽快派下来一个财务工作组,把所有的账目全部审核清查清楚,给群众一个圆满的交代。不要以为我们害怕这样做,而恰恰是我们盼着这样做。只有把账查清了,结论公布了,我们就没有压力了,群众也就放心了。
吴铭德接着说道:“现在群众意见最大,我们也有必要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个请客吃饭的问题,一个出国考察的问题。请客吃饭,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这几年在这方面的开支确实很大,但并不是没有账目、解释不清,也绝不像一些人传言的那么多。说是一年光请客吃饭就要花几百万,完全是凭空猜测。公司有上百个推销采购人员常年吃住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包括公司所有出差人员的旅差费和补贴,再加上公司全部的接待费,一年的开支也就是二百多万,即便是这方面开支最多的1992年,总额也没有超过三百万元。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只要一查就清清楚楚。问题是我们的有些饭究竟应不应该吃,有些客究竟应不应该请。其实,这些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都是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实情,摆在桌面上说不过去,可在桌子底下谁也在做,你不做行吗?你找人家办事,只在办公室里谈谈就能办了?如今的事,你能把人家请到饭桌上,能把人家请到舞厅里,能把礼送到人家家里,那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这几年衡量一个人的办事能力,首先就看你请得动请不动那些头面人物和要害人物。明知道违纪违法,可你就是不能不做。咱不说别的,就只说这几年的贷款,哪一年不求爷爷拜奶奶地请上人家几十回上百回,才能把这些钱真正到了位?你以为我们愿意整天陪着人家吃饭吗?低声下气地陪着人家不说,我们看着也心疼呀!那都是工人们的血汗钱,那都是公司的救命款呀……
“至于出国考察,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也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工人们没奖金、没工资,你们却还出国考察,花费上那么多的钱,那怎么会没有情绪,怎么会没有意见?尤其是这几年一些单位的出国考察,纯粹就是瞎扯淡,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工人们的怀疑和反感可以理解,但工人们的意见和情绪,主要还是因为目前的考察没有结果。一旦有了结果,上了项目,群众的意见和情绪马上就烟消云散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目前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状况来看,出国考察有没有必要,引进外资和技术有没有必要?我个人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要想让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尽快扭转局面,从目前的困境中尽快摆脱出来,这是最有效、最有希望的战略决策之一,所以,现在花钱出国考察是绝对有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出国考察去的地方太多,而且还带着老婆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但引进外资,想找到合作伙伴,以我们中纺的情况,哪有一次两次就能成功的?是,美国我们去了,俄罗斯我们去了,法国英国我们也去了,美国是个富有的国家,而且是对方邀请的我们,俄罗斯虽然很穷,但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又是我们的邻邦,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能找到机会。至于英国和法国,是因为我们那儿有关系,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至于说什么都带着妻子一块儿出国考察,这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在领导里头,惟一同妻子一起出国的只有总工程师高双良。而高总之所以同他的妻子一同出国,因为他的妻子本身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这根本就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也是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后同意了的。事实证明,我们出国考察的举措并没有错。像我们这样一个债台高筑的亏损企业,不主动去找去跑,外资和合作伙伴还会自己找上门来吗?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的考察已经有了成效,我们同尼日利亚已经草签了合作意向书,我们同尼日尔的合作也快有了眉目,尼日尔派来的代表,已经在我们这儿进行过考察。这两个国家都是产棉国,他们出原料,我们出产品。具体方案,目前我们正在洽谈之中,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和难题就是我们的外债问题,人家都愿意同我们合作,但都对我们的巨额债务感到担忧和犹豫。即便是这些债务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以他们的看法,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其实早已破产了,哪还有存在的理由。欠着这么多的外债,还有什么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每年的利润远远不够偿还利息,还怎么发工资、发福利,还怎么进行管理、进行再生产?同他们进行合作,岂不是想骗他们的棉花么?就算不是欺骗,等到年终结算时,利润全被银行提取,那实际上还不是等于给骗了个精光?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同人家解释我们两国国情的不同,不管给人家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人家仍然忧虑重重,不敢决断。”
说到这儿,吴铭德小心翼翼地看了李高成一眼,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说道:“李市长,对方这两个国家,都有个相同的要求,他们认为既然是相互合作,那就应该把那笔债务剔除出去,至少也应该让我们的银行给他们出具一份担保证明书,以说明这个新建的合资企业同这些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保证和答应了这一条,双方的协议立刻就能签订。李市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同银行谈过好多次,我们也同市工业局和市经委大致谈了谈,但他们都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件事情,必须要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详细汇报,只有征得上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才能答复我们。我们也感到此举事关重大,但中纺能否走出困境,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对此事曾做过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估算,如果我们答应了这个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的条件,中纺也就彻底搞活了。中纺这几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买不到优质原料,从而影响到产品的销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中纺的包袱越背越重,以至于停工停产。如今,我们一旦同国外合资,这些问题全能迎刃而解。对方都是优质棉产国,由他们给我们提供原料,不仅解决了我们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们的原料来源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大部分产品都将销往对方国家,这也等于解决了我们的销路问题,同时还可以给国家换来急需的外汇。真是一举数得,我们为什么不做?只要中纺活了,能运转开了,一切都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赚下的钱还不是国家的?这个企业最终也还不是属于国家的?其实,让人家合资方还没同我们合作,就背上几个亿的外债,这既不现实,也绝不可能。这些外债迟早也还得由我们给国家偿还,如果我们现在就咬住这一点不放,那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再找到合作伙伴,就是傻得不能再傻的合伙人,也绝不会先给你承担上几个亿的债务,然后心甘情愿地同你合作。从商业道德上讲,也绝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李市长,今天我们同你讲这些,其实,并没有想让你答复的意思。我们只是先把情况给你汇报一下,究竟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还是听你的。”
吴铭德的话早已不知不觉地让李高成陷入了一种沉思之中,以至于吴铭德讲完好久了,他还在那里沉默着、思考着。李高成对吴铭德的话和思路都很满意,这些话也确实很有说服力。说公司的领导有经济问题,那就派人来查账好了,他们希望这样做,也欢迎这样做。说厂里请客吃饭,开支很大,他并不否认,而且有理有据,说得明明白白,反倒让你无懈可击。说厂里的领导纷纷出国,名为考察,实为旅游。他据理反驳,也一样讲得头头是道,毫无破绽。尤其是最后谈到同外方合作的障碍和问题时,居然把难题给他甩了过来,而这个难题也确实让他动了心。是啊,让人家背上五个多亿的外债,还要让人家同你合作,这岂不是做梦想好事?不就是那么一个徒具形式的条件么?吴铭德说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想想也是,企业是国家的,债务也是国家的,迟早也是国家的企业来偿还国家的债务,这本身就是一回事。只要能答应了这个条件,这个濒临绝境的企业说不定真的一下子就活了,企业有救了,工人们稳定了,国家也没了负担,这样的事情为何不做?而只要企业活了,有了盈利,那债务还一点就会少一点,就算还不了,国家至少也不再往这个无底洞里垫钱了,成为合资企业,国家也就没有包袱了。这个问题真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应很快让他们拿出可行性计划并打出报告来,尽快提交市委市政府进行磋商和研究。
想到这里,李高成没再说别的,只是对总经理郭中姚问道:
“老郭,谈谈你的想法,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郭中姚大概是走神了,像吓了一跳似的,愣怔了好一阵子才有些懵懂地问:“什么事?”
李高成没想到郭中姚真会走了神,看来,他已经好半天都没有听进去了。真成问题,这一阵子他都想了些什么!不过,他立刻就原谅了他,也许是太累了太困了,别说他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就是一个小伙子,在这神经紧绷的几十个小时里,大脑也肯定会时不时地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瞅了瞅郭中姚那张满是皱纹、眼袋凸垂、憔悴而又惶惑的脸,不禁又有些心疼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当经理,也真是不容易。末了,他轻轻地说道:
“公司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依你的看法,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用个什么办法,才能使企业尽快地运转起来?”
郭中姚默默地瞅着李高成,良久,才慢慢地说了一句:
“李市长,你是不是要让我讲实话?”
李高成也不禁愣了一愣,他依然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他忍了忍,但仍然没有好气地说道:“公司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李市长,我并不是想给你出难题。”郭中姚有些木然地低下头来,再也不看李高成一眼,一边说,一边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个办法能靠得住。李市长,已经欠了五个多亿了,再有通天的本事也还不了这笔债呀。只这一年的利息就得多少?就算我们所有的车间都动了起来,所有的产品也都能销得出去,那每年的赢利也远远不够偿还利息的呀。我们的包袱又有多重,在职的几万,离退休的几千,吃喝拉撒,全都得靠这个企业,一年得往里垫多少。即便是现在整个公司都停工停产了,什么也不干,每个月的管理费都还得上百万元,公司成了这样子,谁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没办法,真的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李高成再次愣在了那里,总经理郭中姚对公司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暗淡和绝望,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不禁有些气愤地说道:
“按你所说,这个公司已经完蛋了,早该散摊了是不是?”
“李市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你把我撤了我也要这么说,”说到这里,郭中姚已是泪流满面了,“这个公司确实已经完了,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它破产……”
李高成最担忧最不想听的话最终还是出现了,他有些茫然地呆在那里,脑子里顿时成了一片空白。
这时候,他听到副总经理冯敏杰也插进话来:
“李市长,有些话我们都不敢给你说,这会儿就是想再开工也不可能开得了了,工人们把车间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连机器零件也都偷着拆掉卖了,人心乱了,人心也都变坏了。要是这会儿宣布破产,资债还可以相抵,再拖下去,可就真的是资不抵债了,到时候只怕真的就要闹出大乱子了……”
党委书记陈永明这时也插话说道: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原本也不想给你说,别看昨天晚上出来了那么多工人,其实真正闹事的并没有几个,他们至多也就是凑凑热闹、袖手旁观。有不少工人在闹事前,都暗中先给我们打了招呼,说我们出去闹一闹,其实也是给你们公司的领导帮忙说话,国家的公司,国家的工人,国家凭什么就不管了?我们出面一闹,你们的责任也就小了,负担也就轻了。如果闹得国家重视了,投资有了,贷款也下来了,你们当领导的不也就好干了?”
副总经理吴铭德跟着话茬也说了起来:
“李市长,其实在闹事的那些人里头,大都是一些对公司领导有意见的人,或者都是一些让公司的领导处分过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挑头闹事的,其实大都是一些痞子、恶棍、赖小子,本分老实的职工干部,又有几个是真正参与闹事的?比如挑头闹事的里头,就有一个被公司给过留厂察看两年处分的财务处副处长。当年他儿子在外头办公司,急需一笔资金,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挪用了公司的一大笔款项。事发后,公司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公司。这位副处长对此心怀不满,多次跟领导寻衅闹事。而如今,他儿子办的那个公司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很有势力,省里市里也找了不少靠山,还有中纺的不少工人在他那里上班。这次闹事,他们父子俩便是最活跃的一对。这位副处长就到处给人宣扬,他们就是要报复,就是要给公司的领导一点儿颜色看。还说他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后台有后台,这回非把中纺的这几个狗官闹到牢子里去不可……”
李高成仍然怔怔地坐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中纺公司的问题,早就该下决心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脑子里突然又冒出市委书记杨诚的这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