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教学汉语的学科，自然就成了中国的母语学科。母语学科在全世界的视域内，自有它的共性，况且作为人，在心理学意义的诸多方面，在能力形成的诸多方面也有其共性，解决母语学科教学的问题，各国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借鉴，从中获得启示。问题是，不同的母语学科教学内容的文字载体有各自的特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与西方的表音文字相比，是有着巨大的独特性的，研究汉语母语学科的教学问题，自然要以汉字特性为基础。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此，而是更热衷于为汉语母语学科定名定性。虽然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但一种脱离了汉字特性基础的汉语母语教学定名定性的争讨，其科学性要大打折扣的。自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百余年以来，围绕汉语母语学科怎样定名定性这一问题，几起几伏，“名不正言不顺”的古训似乎成了人们热衷于此的“尚方宝剑”。于是，“语文”几乎成了很难落户的“黑孩子”。

为了加强对母语学科教学内容的指导，各国政府都要颁布带有法令性质的国家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是制定了定名为“教学大纲”的国家文件用以指导规范语文教育，后来改称为“课程标准”。名称的变化，当然自有其原因，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其作用是不会改变的，都是用来指导一线语文教师实施语文教学。这里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即语文教学内容是否会因为国家指导性文件名称的变化而有本质上的变化？表面上来看，原本与教学大纲这一名称相对应的，叫作语文学科，而现在与课程标准对举的叫作语文课程，从教育学概念上来看，课程要大于学科，但这种“大于”应该是指内容组成的大，而不是本质特征上的改变，无论是语文学科还是语文课程，就其本质上来说，都是母语学科，语文教师不管身处教学大纲时代，还是置身于课程标准时代，教学中的客体都是汉语这一母语。显然，母语的本质不会因为国家指导性文件名称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了母语教学以来，教学意义上的母语的本质都未曾改变。孔子时代的母语教学内容与21世纪语文教师教学工作的客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变化的不是本质，而是载体，即母语作品，大教育家孔子教学的内容在时隔两千多年的21世纪，依然可以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

既然汉语母语教学的本质未曾改变，那么，与之相应的某个学科名称本质上也不会改变，现在我们用“语文”二字来代称汉语母语学科，理论上来说，定名无需争论，而定性则应该建立在其母语特征的基础上。当汉语母语学科走到名称术语十分发达的今天，其“孩子”——语文——变得不知为谁而生，性质几何，这岂不令人费解？

争论是必要的，批评也有其价值，但在当下的语文环境中，建设显得比批评更重要，尤其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基于对语文课程的基本认识，将主要精力放在语文的建设与实践上，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与实际的价值。 DLrogu+sAfYy0mwGZ9VR5re3zN2SPID7/idRdu5KueRTpBy6wwoh6J45AzqJ28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