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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说，演员莫里哀、沙派耳的朋友，把卢克莱修的最好的部分译成散文体与诗体，这件事很称人心。马罗耳Morolles修道院院长的译文糟透了，毁了那位大诗人的名声。
——《夏浦兰书信集》
1662年4月25日
2．莫里哀，他了解喜剧人物，并刻划自然。他最好的戏的人物也恰如其分地创造出来。他的道德教训是好的，他只要留心不说下流话就行了。
3．我们的莫里哀是本世纪的泰伦斯Terence与普罗塔斯Plautus，在他最后一次演出死去（感染肺炎）。
——《夏浦兰书信集》
1673年6月4日
附记：
这里是夏浦兰Chapelain（1595—1674）关于莫里哀的看法。他是法兰西学院最早的院士之一，也是1637年对《熙德》这出喜剧写《意见书》的人。他的文艺理论以他的地位而获得了权威性。他受到两位首相（即黎希留Richelieu与马萨林Mazarin）的重视。得到路易十四重臣考耳拜耳Colbert的重视，担任学院的终身秘书，当时他初次听到莫里哀翻译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赋》，很高兴，给朋友写信，说他高兴看到一个新的翻译本子。其实莫里哀一直没有付印这首长诗，传说后来被女用人当做废纸烧了，仅仅抢救出来一部分，《愤世嫉俗》关于爱情的对话就是他借用他的遗稿。
其后是他向考耳拜耳推荐莫里哀的话。由于他的介绍，莫里哀每年得到一千法郎国王的奖金。他是第一个在推荐书里耽心莫里哀对话“下流”的古典主义清洁论学者。
最后他听说莫里哀去世了，又拿他与古人相比，可是病却由于传闻有所失误，因为害的不是“肺炎”，而是肺结核，并咳破血管，血堵塞了咽道而死的。总之，莫里哀回到巴黎成名以后，他一直是关心他的，尽管两人并不相识。莫里哀死后第二年，他也就去世了。
莫里哀，许多妒嫉的才子
竟敢蔑视你最美丽的作品，
他们的谴责也不过是白费力气，
你的可爱的天真烂漫
将一代又一代地
永远使后人喜笑开怀。
你笑得多么令人喜欢，
你的戏谑又多么熟练！
能打败纽曼细亚的人，
统治迦太基的人，
先前借用泰伦斯名字的人，
会取笑取得比你还高明？
你的女神
以有用之道，
快活地说出了真理；
人人在你的学堂得到好处；
一切是美，一切有益；
你最诙谐的语言，
往往是渊博的教诲。
妒忌你的人由他们去嗥叫，
他们到处乱叫也不顶事，
你白费心思去娱乐庸人，
你的诗句也没有可笑的地方；
倘使你不怎么懂得讨人喜欢，
你就不会使他们那样讨厌。
附记：
这首短诗写于1663年，是莫里哀为他的《太太学堂》抵御一群恶劣文人进攻的时候。诗人布瓦洛Boileau-Despréau（1632—1717）这时还不认识莫里哀，他自己也年轻，写诗回敬那群围攻莫里哀的人。
罕见与有名的才人，你写诗的时候，
肥沃的才气不用劳动与辛苦；
阿波罗为你打开他的宝藏，
你知道什么是诗的特征；
在智力战斗中，比剑的能手，
莫里哀，教教我：你从哪儿找到韵脚。
据说你要它时，它自己就来报名；
临到每句末了，你从不跌跤；
你不拐弯抹角，也不为它作难，
你才一开口，它已经稳稳坐在上头。
……
……
所以，您呀，看着我的女神陷入痛苦，
请你就教教我寻找韵脚的艺术：
既然在这上头用心全是多余，
莫里哀，教教我不再押韵的艺术。
附记：
这首讽刺诗写于1664年，它是讽刺别人而把光荣归于莫里哀的。这里说起的阿波罗，他是古希腊的日神，也是文艺之神。
……
……
苦苦求到小小一块土地，
要长久把莫里哀埋在坟里，
那千百美好的艺术特征，蠢才们厌恶已极，
可今天却颂扬备至。
对他新生的好戏，愚昧无知，
穿着侯爵的礼服、伯爵夫人的长衣，
都来毁谤他的新的杰作，
摆头晃脑地否定最美的地方。
骑士
希望场面更准确，
生气的子爵，第二幕就出了场
：
一位热心于受牵连的信士的保护人
，
要把他的漂亮话一火了之；
另一位，急躁的侯爵，向他宣战，
要牺牲池座，为宫廷出口恶气。
但是死神致命的手一枪投出，
就从人的行列把他一笔勾销，
大家立刻承认莫里哀的被乌云挡住的女神的价值。
可爱的喜剧和他一道跌倒在地，
希望和他一道起来也做不到，
即使穿着半统靴子
也站立不牢。
这就是我们之间喜剧的命运。
……
……
附记：
这首书简诗Èpitre写于1677年，莫里哀已经去世了。拉辛在这一年写出了他的最成功的悲剧《费德尔》Phèdre。原名《费德尔与伊波里特》Phèdre et Hippolyte，1687年出全集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和他捣乱的另一派早就晓得他在写这出戏，就在《费德尔》上演的两天之后，另一个剧场——莫里哀的剧团也上演了普拉东Pradon的《费德尔与伊波里特》（我们记得，拉辛早年挖他的女主角，抽走他的悲剧，莫里哀虽然去世了，他的剧团的演员都记住这件事）。两方面都有宫廷贵人在后头支持。对方由布永Bouillon公爵夫人把两个剧场的包厢统统买掉，一连买了六场，而让布尔高涅府的包厢空着。拉辛气坏了，搁笔十年。布瓦洛因而写了这封公开诗函来安慰拉辛。
诗的头两句说到莫里哀死后，巴黎大主教不允许教堂管下的公墓收留莫里哀的尸体。为了能早日埋葬，莫里哀夫人亲自哀告路易十四设法让大主教解除禁令。巴黎市民知道了这件事，也引起轰动。大主教由于这两方面的压力，勉强同意拨出一个埋葬小孩子的公墓的一块坟地埋葬莫里哀，而且限令要在夜晚出殡。头两行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中间讲的具体情况，都发生在《太太学堂》公演的纠纷时际。
你要出入宫廷，你要熟悉城市；
前者和后者，都永远富有范例。
莫里哀这样做，他的剧作熠熠发光，
如果少和人民来往，他的出神入圣的画廊，
不常让他的人物装腔作势，
为了逗哏，离开乐趣与精致，
让达巴栾与泰伦斯厮混，也觉得羞愧，
或许就会抢夺本行的冠军。
面对司卡班装进自己的口袋，逗笑作耍，
我再也认不出《愤世嫉俗》的作家。
——《诗的艺术》，第三章。
附记：
布瓦洛《诗的艺术》发表在1674年（莫里哀已经逝世一年）。在这里却表示了自己和人民的距离。他赞扬文学喜剧的始祖泰伦斯，赞扬《愤世嫉俗》，反对莫里哀多和人民交朋友。他讨厌在巴黎新桥卖艺的达巴栾和他的闹剧。他讨厌司卡班Scapin，却记错了他的口袋是用来装他伺候的老爷的，并不是把自己装进去挨打的。总之，他厌恶下等人在莫里哀的喜剧里所取得的优异位置。这说明莫里哀生时和这位古典主义理论大师——他的晚辈，虽然相熟，却也隔膜得很。布瓦洛把题材限于宫廷和城市，好像莫里哀的成功也就限于这个范畴：显然他并不理解莫里哀。一般人把莫里哀和“古典主义”扣得紧紧的，其实莫里哀的成就不是古典主义所拘束得了的。
……
一切让位给喜剧，它的题材是一个人要赴幽会，横被各色人等所阻挠。
这是莫里哀的一部作品，
这位作家现在以他的方式，
风靡了整个宫廷。
看他的名字跑的样式，
应该已经传到罗马那边：
我喜欢它，因为合我的口味。
你还记得我们从前
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他会把泰伦斯的式样和神态
带回法兰西来吗？
普罗塔斯只是一个小丑；
他从来没有在喜剧
搞得这样好过；
因为从前赞赏的许多妙语，
和当时认为的好东西，
我想现在都不会逗人发笑。
我们改变了方法：
姚得赖已经不时髦了；
现在必须一步
也不离开自然。
……
附记：
这是1661年8月17日在渥这个地方举行的盛大联欢会的记载。主办人是当时最红也最有钱的宫廷大臣福该Fouquet，九月里，路易十四就撤了他的职；把他关进监牢，因为年轻的国王嫌他把钱全弄到自己的腰包去了。为了举行这次联欢会，莫里哀匆忙赶写《讨厌鬼》Les Fâcheux。拉·封丹La Fontaine（1621—1695）看的就是这出喜剧。他给朋友写信的时节，朋友正在罗马，所以他在信里（一半散文，一半自由诗体）提到罗马，当时他还和莫里哀不熟。我们从他的诗句里可以看到拉·封丹和莫里哀心性相投，非常欣赏他敢于创新，和过去有所不同，姚得赖Jodelet是一位老演员，曾经和莫里哀一道演过《可笑的女才子》，不久就死了。拉·封丹在这里同样贬责了古罗马的喜剧作家普罗塔斯，认为他也是一个小丑。时代变了，现在要的是：
“现在必须一步
也不离开自然。”
坟下面躺着普罗塔斯和泰伦斯，
可是只有莫里哀独自埋在这里。
三位才人仅仅形成一个人，
他的绝高的艺术欢娱法兰西。
他们离开了，我也不指望
再见到他们。不管使多大气力，
单就表面而论，在一个长久时期，
泰伦斯、普罗塔斯和莫里哀死矣。
1673年
附记：
拉·封丹（1621—1695）很快和“静观人”——这是布瓦洛送给莫里哀的外号——成了好朋友。莫里哀在1673年2月17日去世，他写了这首墓志铭来悼念死者。他从简短的诗句雕塑出来老朋友的高大形象，把两位拉丁的喜剧家和他的老朋友看成“一个人”，他的想法又好又怪。
泰伦斯能不那么冷淡就好了：多么纯洁，多么完美，多么有礼貌，多么文雅，多么性格化！莫里哀能回避行话、粗话，写纯洁些就好了：多么热情，多么自然，怎么样诙谐的源泉，怎么样世态的模仿，怎么样描绘，怎么样对滑稽人的鞭挞！可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位喜剧家合成一个！
《品格论》第一章之三十八。
附记：
这是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1645—1696）在他的著名的《品格论》中谈到莫里哀的地方。这是他在1689年第四版夹进的议论。他怪罪莫里哀语言芜杂，实际上是他不懂得戏剧写各色人等所必然具有的口语情况。这种语言纯洁论是把文学和社会分隔开的主观要求。拉·布吕耶尔对泰伦斯的称赞是过分了的。这也受到他的道德论点的影响。在法国，有这种看法的人相当多，廿世纪初叶的朗松Lanson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1．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在和家长讨论婚姻的严肃问题时，不愿“从订婚之后开始”；可是这样一来，让一位情人等候她的许可，以后逐步按照求婚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一种虚情假意了。
2．莫里哀的《讨厌鬼》中的卡利提代斯角色是完全正确的；人就不能删削而不损伤他的描绘。
《真正的作品》，1706年。1661年8月17日。
3．我手边没有高乃依的《阿提拉》Attila；希望你弄一本给我，外带几出莫里哀的戏，倘使有新作的话，我将感谢之至。我也就是对他们的作品感兴趣。古人教会了高乃依用心思想，他思想得却比他们要好。另一位，按照古人自学自修，用喜剧善于描写他的世纪的人和风格，在我们舞台上一直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成就。
与里奥勒Lionue夫人书，1667年（？），收入在《真正的作品》，1706年。
4．莫里哀的《昂分垂永》远胜过普罗塔斯，也比泰伦斯的戏全好多了。
与里奥勒夫人书，1668年1月13日。见于他的《作品集》，Œwvres mêlés，1865年。
5．我才读完了《达尔杜弗》；这是莫里哀的杰作；我不清楚演出怎么会有人能那么长久阻挠；我要是能蒙主宽恕的话，我一定要归功于他。克来昂特嘴里关于虔诚的话非常通情达理，我不得不为它抛弃我的全部哲学，而伪修士们又写得那样好，看到自己被描绘的耻辱将使他们弃绝伪善。神圣的虔诚，你将给人世带来多大的好处！
书信，1669年。
6．
高乃依，拉辛，莫里哀
会让学问卓绝的人们说，
三个人超出了
过去时代的大作家。
……
莫里哀是本世纪的妙手，
法兰西人一直在想念，
也将永远在想念，
对他所模仿的那些古人来说，
假如他们能起死回生的话，
他会是不可模拟的。
《关于古今之争》，1688年。
7．莫里哀以古人为范例；对于他模仿的那些古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是不可模拟的。
《与马萨林公爵夫人书》，1692年。
8．古人以喜剧的真正精神启发我们的莫里哀，和善于表现各种性情与不同的人的风俗的他们的本琼森，是难分高低的，两个人在描绘方面全保持着一种和自己民族的特色的正确关系。我以为他们在这方面比古人全走得更远，可是人也不能否认，他们重视性格超过大部题材，题材的连贯还可以连接得更好些，结局也更自然些。
引自《真正的作品》，1706年。
附记：
在法国十七世纪理论家中，还没有一位这样关心莫里哀的，这人就是从1654年亡命国外的圣-艾如尔孟St-Evremond（1610—1703）。因为他（当时有旅长官衔）取笑1654年和西班牙签订和约的元帅克奈几Créquy，元帅要把他关进巴士底监狱，他得信较早，逃出国外，先在荷兰，随后定居英国，永远也不回国。这里几条关于莫里哀的简短的话，有的是书信，有的是评论，都是在对岸英国写的。他是继拉·格朗吉的1682年写的序文之后，最早提出莫里哀是“不可模拟的”。最后一条里的“我们”指法国人，“他们”指美国人。本·琼森Ben Jonson（1573—1637）是和莎士比亚同代的剧作家，和莎士比亚也合写过戏。圣-艾如尔孟虽然在英国待了许多年，也没有一言谈到莎士比亚，太可惜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人才知道了一点。这也不能怪圣-艾如尔孟，因为他在英国定居的时期，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一再复辟的动乱年代。但是这挡不住他对法国一切的关心。看问题也比较看得清楚，比写《诗的艺术》的布瓦洛高明多了，尽管才气不及后者。
普罗塔斯最好的一出喜剧是《昂分垂永》。莫里哀用同一题目也写了一出。这是他最好的喜剧之一。他从普罗塔斯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可是他给它们换了一种手法，如果仅仅比较一下这两出戏，来裁定近来关于古人优劣的争论，我相信贝卢先生不久就会赢了这场争论的。莫里哀的《昂分垂永》在精细和手法上都大大超过了拉丁的《昂分垂永》的挖苦话。普罗塔斯要在法兰西舞台上想成功，有多少东西该删掉呀？莫里哀为了观众欢迎他，正如该受到的欢迎一样，给自己的作品里创造了多少新手法和新的光彩夺目的辞句？单单比较一下序幕，人就要承认，优势是在现代作家方面。卢齐安为莫里哀的序幕曾经提供了事实，但是一点没有提供思想。
《批评与历史辞典》，1668年1月13日。
附记：
这是贝勒Bayle（1647—1704）在1697年出版的《批评与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上关于莫里哀的条款。他用的是比较文学方法，他认为罗马的喜剧家在手法上、辞采上，都不如莫里哀。他还说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卢齐安Lucien（125—190？）对莫里哀的序幕有影响，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卢齐安也就是写了一些《死人对话录》Dialogues desmorts而已。他还说到当时的古今之战。其实古今之战是一场意气之争，他举贝卢Charles Perrauet（1628—1703），原因是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取笑了他的哥哥，而他在《伟大的路易的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中也不公道，把莫里哀和一群早就被人忘记了的小诗放在一道，一带而过，不提拉辛，双方都有火气，不过这些都不关贝勒的事，因为他并不参预文坛这场带着个人恩怨的古今之争，他的立场还是正确的。他本人是自由思想者，也并不了解其中经过，本人也不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对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还是有影响的。
我们应当承认，莫里哀是一位伟大的喜剧诗人。在某些性格方面，我斗胆说，他比泰伦斯走得更远；他写作的题材也更富有多样性；他用有力的笔墨描绘了我们看见的几乎全部失常和可笑的事物。泰伦斯局限自己于表现吝啬与多疑的老人、放荡与冒失的青年、贪婪与无耻的妓女、下贱与奉承的食客、欺骗与邪恶的奴才。按照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世态，毫无疑问，这些性格值得加以处理。而且我们只有这位大作家的六出戏。然而莫里哀终于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再说一遍，我认为他伟大：可是我能否自由自在地谈谈他的缺点呢？
他的思想好，造句却往往不好；他用的语言最勉强、最不自然。泰伦斯用四个字说出了最文雅的质朴的话，他却用一堆近乎难懂的隐喻来说。比起他的诗来，我更喜欢他的散文。比方说，《吝啬鬼》就比那些诗剧写得不坏。说实话，法兰西诗规妨碍了他；他在《昂分垂永》里的诗，的确更为成功，他大胆采用了不规则的诗句。不过就一般而论，甚至在他的散文中，我觉得也没有用相当简单的语言来表现种种激情。
而且他往往夸张性格：他想用这种自由来取悦池座，打动最不细致的观众，使可笑格外突出。不过，尽管作家应当用最生动的特征，指出它的过度与畸形，在最强烈的程度中表现每种激情，也犯不上强制自然，并放弃逼真。因此，即使有普罗塔斯的先例在前，我们在这里读到“第三只手”
，我也不赞成莫里哀，让一个不是疯子的吝啬鬼疑心一个人偷了他的钱，竟还想到要看看他的第三只手。
莫里哀的另一个缺点，许多有才情的人加以原谅，我却不原谅，就是他给恶习一种雅致的方式，给道德一种可笑与可憎的谨严。我明白他的辩护人不会不说，他尊重真正的正直，他攻击的只是一种苦恼的品德和一种可憎的虚伪；但是，为了不被卷入这场冗长的讨论，我坚持柏拉图与异教古代的其他立法者们决不会允许他们的共和国对世态开这样一种玩笑。
总之，我不能不和代浦乐
一样相信，莫里哀描绘本国的世态，下了那么多的力量和美丽，模仿意大利喜剧的打趣却就跌得太惨了：
“在司卡班装进自己的滑稽的口袋里，
“我再也认不出《愤世嫉俗》的作者。”
《与法兰西学院书》，第七章：《喜剧计划》。
附记：
这是费奈龙Fénelon（1651—1751）在死后发表的《与法兰西学院书》关于莫里哀的一段话。他是路易十四的孩子的教师，一六九五年晋升为冈布雷大主教，但是两年以后他发表清心寡欲的寂静主义宣言，受到国王和教会的双重指责，他给太子殿下的小说又秘密出版了，路易十四一怒之下，撤了他的宫廷教师的职务，不许他离开冈布雷。尽管如此，他还是过问此事，写了这本《与法兰西学院书》，同事在他死后的头一年，就把它出版了。全书共分十章，他在第七章《喜剧计划》中谈到了莫里哀，对他的造句用语有和拉·布吕耶尔近似之处，我们想到他的大主教身份，也就可以谅解了。比起权倾一时的博须埃Bossuet大主教说来，他心平气和多了。他谈到诗与散文的地方，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