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他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
莫里哀(Molière)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他的真名姓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他在家庭中是长子,1622年1月15日受洗礼,可能就是这一天生的。他的父亲约翰·波克兰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挂毯商。外祖父克勒塞(Cressé)也是挂毯商。两家很可能有作坊。父亲还是宫廷陈设商。这是一种小贵人身份,有机会接近国王。宫廷陈设商一共有八名,每两名跟随国王一季,国王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先行一步,布置他的行宫。父亲对长子期望殷切,在莫里哀十五岁上,就给他取得了继承权。据说1642年,莫里哀曾经为路易十三去过南方的纳尔榜(Narbonne)布置行宫。
他十岁丧母,外祖父疼他,经常带他去玩新桥。新桥类似旧北京的天桥。当时有一个人叫达巴栾(Tabarin),帮一个江湖郎中叫卖,说俏皮话,演小闹剧,轰动巴黎,小市民很爱听他逗哏。那时正式剧场只有一个布尔高涅(Bourgogne)府,平时演悲剧和悲喜剧,也演闹剧。祖孙两个也常到剧场看戏。临到莫里哀上学前后,达巴栾和名丑先后死去,闹剧也就只在外省还有。
1635年,他进贵族学校克莱孟(Clémont)的期间,法国文坛出了一件大事,在首相黎希留推动下,成立了法兰西学院。院士逐渐增加到四十人,成为文化人最高的国家荣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Boileau)当了院士,据说他私下里劝说莫里哀放弃演丑角这个行当,莫里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莫里哀去世后,据说路易十四有一天曾问布瓦洛,谁给他统治期间带来最大的文学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不过莫里哀非学院的院士,后来学院在大厅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这样自我调侃的话:
“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少了他。”
黎希留成立学院,是和他统一法兰西的雄心分不开的。他希望用三一律来束缚戏剧家的头脑。莫里哀后来写喜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妨碍,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学院成立的第二年,旅居国外的笛卡儿发表了他的《方法论》,推崇见识和理性,后来莫里哀写戏,正面人物带有类似的论点。理性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莫里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更接近反驳笛卡儿的唯心观点的伽桑狄(Cassendi)。后者好几年充当他的同学沙派耳(Chapelle)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一同听过课。自由思想者沙派耳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莫里哀曾经翻译过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Lucrèce)的《物性论》,其中关于爱情一段,他在《愤世嫉俗》(Le Misanthrope)中引用过,其余译稿都散失了。莫里哀喜欢哲学,父亲却要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还帮他从外地买了一张法学学士证书。
就在路易十四登基这一年,1643年(路易十四才五岁,由国母摄政),莫里哀却和统治阶级决裂了,同十几个青年,特别是贝雅尔(Béjart)一家兄妹,签订合同,组织“盛名剧团”(IllustréThéâtre)。1649年6月28日,在一位公证人的文件里,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签字。他放弃宫廷陈设商的继承权,把它让给他的兄弟,自己去做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戏子”。但是他们的演出完全失败了,剧团出面人是莫里哀,债主把他送进监牢,拘押了三五天,由父亲作保,应许分期偿还。剧团解散了,但他不回头,和贝雅尔兄妹几个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剧团,离开巴黎,到西南一带去流浪。一去就是十二年。这位学生出身的有产者,放弃产业,放弃荣誉,放弃现成的社会享受,到人民中间扎了根,摆脱书生气,仗着他的人品与才具,锻炼成为一位戏剧事业活动家,成为受团员爱戴的剧团领导。他学习人民喜爱的闹剧,学习靠演技取胜的意大利职业喜剧。西南各省原归孔提(Conti)亲王统治,1653年从巴黎监狱出来,跟黎希留首相的后继人马萨林的侄女结了婚,成为剧团的保护人。
剧团的根据地是里昂。1655年,莫里哀在这里上演他的诗体喜剧《冒失鬼》(L'Etourdi),剧情轻快,风格清新,喜剧正式产生了。1656年,他在贝济埃(Béziers)上演他的诗体喜剧《爱情的怨气》(Dépit Amoureux),同样得到好评。可是剧团的保护人变成一位“虔诚的”信士,1657年5月,正式禁止剧团使用他的名义。他后来还以信士的名义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他可能是莫里哀接触的最早的一位伪君子。但是剧团的名誉蒸蒸日上,国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剧团,1658年10月24日,剧团在巴黎宫廷演出,他和路易十四见面,国王把卢佛宫剧场拨给莫里哀剧团。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1659年11月18日,他上演他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演了一场,受到阻挠,便停演了。这时国王不在巴黎,很可能贵族中有人捣乱,经过疏通,终于在12月2日继续演出,票价提高了一倍,观众如旧。据说有一位老军人在池座大叫:“勇敢,勇敢,莫里哀,这出喜剧真棒!”1660年,国王已经看过两次,第三次又扶着他的首相马萨林的座椅看了一遍,还赏了剧团三千法郎。舆论改口了。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脚。
1661年,马萨林去世,国母不再摄政,路易十四把政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在英国资产阶级闹革命的年月,法国出现典型的君主专制。政府靠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官吏有继承权与转卖权,成为长袍贵族。路易十四自比太阳,生活豪华,穷兵黩武,唯我独尊。莫里哀赶上他有所作为的早年时期,为了争取他的保护,不得不博取他的欢心。1660年,莫里哀的兄弟一去世,莫里哀就收回宫廷陈设商的职位。
这时卢佛宫改建门廊,剧团没有了剧场。幸而有国王兄弟从中帮忙,要求把黎希留用过的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路易十四同意了。从1661年6月24日,莫里哀上演他的《丈夫学堂》(L'Ecole des Maris)起,直到最后的《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止,他的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他在《丈夫学堂》里提出女子教育问题。剧中描绘弟兄两个分担教养两个孤女的义务,严加管教的失败了。当年8月17日,剧团参加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举行的盛大游园会,他写出了《讨厌鬼》(Les Fâcheux),写一个人要赴爱人的约会,不断受到各种相识者的打搅。戏自然而有趣。可是,福该的财富引起路易十四的妒忌,一个月以后,福该被送进了监狱。
莫里哀没有受到福该的影响。他写出了五幕诗体喜剧《太太学堂》(L'Ecole des Femmes)。这是性格喜剧,也是社会问题喜剧。他把妇女教育和修道院挂上了钩。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岁出来,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路易十四从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剧作家,每年津贴他一千法郎。
妒忌的人们不放过莫里哀,用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他写了《太太学堂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来回答。他在这个戏里谈到他的喜剧理论,他揶揄无理取闹的“侯爵”与装模作样的“学究”。敌对剧团接着上演攻击莫里哀的戏。他当即用《凡尔赛宫即兴》(L'Impromtu de Versailles)一戏来取笑对方的戏。他在这里要求演员要把戏演得自然。他正式宣告,“侯爵”是当代的丑角。他在《达尔杜弗》的序中说:“人容易受得住打击,但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坏人,也不肯做滑稽人。”莫里哀攻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经院哲学和经院医学;他攻击官方一再禁止而无法禁止的高利贷;他攻击富商不择手段的上升欲望;他特别攻击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导师。
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国家攻击天主教,天主教把他当做“魔鬼”看待。事情发生在1664年5月12日,宗教界激烈攻击的《达尔杜弗》前三幕演给路易十四看。这惊动了国母,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师傅和巴黎大主教佩里费克斯(Péréfixe)。在天主教的压力下,路易十四传诏给莫里哀,《达尔杜弗》停止公演,等全剧写完了再作决定。当年11月,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别墅演出了全戏五幕。直到1666年,国母去世,顽固派失去靠山,形势才逐渐好转。第二年,路易十四口头上应允解禁,但他随即率领大军北征,这事又搁了下来。莫里哀把戏的题目改成《骗子》,把人物的服装也改了,在八月上演,但是第二天,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又禁止继续公演。随后,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别人朗诵这出喜剧,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胁。直到1669年2月5日,教皇颁发“教会和平”诏令,各种教派停止活动之后,莫里哀才得到这出戏解禁的正式通知。他恢复《达尔杜弗》的面貌,正式和市民继续见面。从法兰西喜剧院成立(1680年)起,到1960年止,这出喜剧演出2 654场,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外国的演出。在法国著作中,它的演出占第一位。
这个喜剧表现一个近代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室内生活密切配合。但是把戏搬到街头,伪教士不敢再调戏人,少妇不再卖色相,儿子不再偷听……,一切都变了另一种样子。家长由于迷信他的良心导师,如果路易十四不出面干预的话,就必定陷于家败人亡。因为法律是站在恶人方面的。宗教界之所以全力反对《达尔杜弗》,因为伪教士和真教士是很难区别开的。
莫里哀在《达尔杜弗》禁演期间,还写出了许多其他喜剧杰作。
为了表示反抗,他上演他的《石宴》或者《堂·璜》(Dom Juan)。“穷人”一场戏,人们一看就明白是讽刺笃信之士的。既然笃信,还怎么会沦为乞丐呢?他在外省还充分领会了孔提亲王的假冒为善的浮浪生活,他在宫廷也见惯了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权贵人物。他把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写成法兰西贵族。戏里的父亲申斥儿子,说:“没有人品,门第不值一文。”他还让堂·璜在父亲面前撒谎,又对听差说:“撒谎已经变成时髦风尚了。”演出的第二天,莫里哀取消了“穷人”这场戏,压低了全戏的调子。连续十五场,场场客满。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对他的仇恨,暗示他把戏停演了。
为了表示宠信莫里哀起见,国王向他兄弟把剧团要过去,改成“国王剧团”,每年津贴六千法郎。
1666年6月4日,他上演他的喜剧杰作《愤世嫉俗》。这是一出精致的贵族世态喜剧。诗体、五幕,受到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特别称赞,被看做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就语言艺术来说,他把宫廷社会的虚伪和妒忌写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但情节单薄,没有力量吸引一般观众。他在这里创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男的,叫阿耳塞斯特(Alceste);另一个女的,是寡妇赛莉麦娜(Célimène),爱在背后评头品足,说朋友的坏话。他恨这个社会,要她抛弃这种虚妄生活,而女方却割舍不下她所诽谤的社会。他们分了手。阿耳塞斯特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后人为之一直争论不休。
这出戏的票房价值并不高。莫里哀马上换了一出性质不同的闹剧,背景放在农村,主人公是一个樵夫,吃尽当光,成天打老婆。老婆生了气,把他说成是名医,于是就被无知的乡绅请去给他忽然变成哑巴的女儿看病。他成全了哑女的爱情。这是莫里哀有名的《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 lui),它上演的记录仅次于《达尔杜弗》。
他在1668年写了题材不同的三出喜剧:《昂分垂永》(Amphitryon),《乔治·当丹》(George Dandin),《吝啬鬼》(L'Avare)。《昂分垂永》明写天帝裘彼特,实际影射路易十四。天帝变化成昂分垂永模样,和后者的爱妻过了一夜。胆小的听差最后以幽默口吻道破:“关于这类事,顶好还是永远什么也不说为是。”《乔治·当丹》是庆祝路易十四凯旋的,在凡尔赛宫演出。一个外省富商,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发现她接受一位宫廷贵人的调戏,他每次禀告岳父母,都遭到女方愚弄和岳父母的欺凌。他最后说:娶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如投河死掉。
《吝啬鬼》和《昂分垂永》一样,题材是旧有的,他加入新矛盾,让矛盾激化了。卢梭认为这是败坏人伦的坏戏。歌德在《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中说,德国人演这出戏时,把父子之间的冲突改成亲戚之间的冲突。这出戏证明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即使是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吝啬在这里变成一种绝对欲望。
怀着一种喜悦心情,莫里哀接着写了两出独具一格的喜剧——舞剧,两剧都由路易十四宠爱的意大利人吕里(Lulli)谱曲:《德·浦尔叟雅克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和《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前者写一个外省的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小姐早已有了情人,一群男女流氓起来反对他的奢望。土财主把祸害他的人当作救命的大恩人,胆战心惊,落荒而逃,还依依难舍地和他告别。《贵人迷》写巴黎一位大富商,由于富有而一心妄想当贵人,他被人耍弄,出尽洋相,还自以为乐,当不成本国贵人,他就做土耳其的假贵人。
1671年,他写了一出闹剧《司卡班的诡计》(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司卡班原来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胆子小,惹了事就溜之大吉。莫里哀完全改变他的性格:他爱打抱不平,为此常服劳役,他把性命置之度外,而且睚眦必报,老爷说他坏话,他把老爷装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顿。他不再是小丑了。“下等人”在莫里哀的笔下有了奇异的光彩。
1672年,他完成了喜剧《女学者》(Les Femmes Savantes)。现在看来,这出喜剧的主题有局限性,他讽刺妇女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他在这里写了两个滑稽诗人,还有一个不慌不忙的幽默的丈夫,令人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不要人做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事。
这期间,野心勃勃的音乐家吕里如愿以偿,当上了王家音乐学院院长,对一般的商业演出在乐器上有所限制,莫里哀不能和他合作了。他觉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他写的《没病找病》,本来预备进宫廷献演,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公演三场之后,感觉异常疲惫,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Baron)讲:“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我就认为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他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位工作者,单靠每天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不顾肺炎,坚持继续主演。他勉强把戏演完,夜里十点钟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
他的去世震动巴黎。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也不给他坟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请求。路易十四认为巴黎大主教有些过分,可能引起人民公愤。最后,大主教勉强批准了出殡,限制在天黑以后,把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据说,后来再找莫里哀的坟头就找不到了,因为早已让教会挖掉,把骸骨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里说:“莫里哀如此伟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戏写得那样聪明,没有人有胆量想模仿他。”(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歌德讲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读、就爱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高尚的心灵。”(1827年7月28日)。
歌德的谈话对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帮助。欧洲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丹麦的霍尔贝格(Holberg),英国的谢里登(Sheridan),意大利的哥尔多尼(Goldoni)……都因师法莫里哀而见称于世,但是形象总不及他那样高大。
首先,他敢于把生活写透。第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第三,自然而然,是他敢于把性格写透。第四,他善于把戏写透,这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是分不开的。他的喜剧使人有悲剧之感,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五,他特别重视自然面貌,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他能让它自自然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像《昂分垂永》那样的神仙戏,胆小的听差在口语上处处给人一种平易之感。他总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不给人以勉强之感。第六,他亲近他的观众,他所嘲笑的行为、人物,都扎进观众的心里,和他有同感。据说,浦尔雅克装成女人,逃出巴黎,在观众席上出现,向流氓招手感谢,也说明这个道理。最后,他之所以能把性格写透,他在创造人物上能使观众满意的,是戏里每一个人物,无论资产者、贵人、农民、少爷、小姐、用人、流氓,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说合乎各自地位的话。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阶级性格做底子。这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补充第三点的。据说,布瓦洛给他起了一个“静观人”的外号,他确实不辜负这个外号,他的敌人也说他:“我先见他靠着柜台,姿势像一个人在做梦。他眼睛盯住三四位买花边的贵人,表示用心听他们说话;看他的眼睛移动,他似乎一直要看透他们灵魂的深处,听出他们心里的话来。我简直相信他有一个记事本,藏在大衣里面,不让人看见,在记他们说的最入耳的话。……这是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布尔高涅府剧场上演一出糟蹋他的戏里的话。但是,在刻划“静观人”这一点上,却帮助人们说明了他爱观察的习惯。一般人认为他远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以前,就点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之火。总之,像他那样勇敢的喜剧作家,后来的喜剧作家和他一比,资产阶级的烙印反而深了,也胆怯多了。所以法国人说起他来,总爱用“无法模仿的莫里哀”(inimitable Molièrè)来评价他。
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出众的导演,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莫里哀总共写了三十三出戏,其中有最早两出小闹剧,不具名姓,和他后来的戏都有类似处,估计是他早年流浪江湖时写的。一般人归在他的名下,我也如法炮制。此外,他约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合写的神话剧Psyché,我不译了。另外五出,全是宫廷的喜剧或舞剧,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我也不译了。我一共译了二十七出,都是他现实主义的辉煌收获。我勉强译出,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又,在付印此书时,我有幸读到1963年《莫里哀百年研究成果》一书,作者是法国国家文献局局长玛德兰·玉尔让(Madeleine Jurgens)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伊丽莎白·马克思费尔德·米勒(Elizabeth Maxfield Miler)两位女士。后来又有幸读到乔治·蒙格赖狄焉(Georges Mongrédien)的详尽的年表,书名是《莫里哀》,这是他把十七世纪的有关莫里哀的材料和原文全部搜集在一起,多年精心之作的两卷大书,由“科学研究国家中心”印出。仗着这本书,我又补进了一些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的看法的材料。最后,我更有幸读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彼耶·嘎克扫特(Pierre Gaxote)的《莫里哀》大作,里头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书是1977年出的,彩印者是夫拉马瑞央(Flammarion)书店。我借用了他几幅插图。此外各剧的插图是1682年全集本彼耶·布立萨尔(Piere Brissurt)的最早影印的版画。全集本共分四册,由杜尔(Touchard)先生编辑,于1958年成书。这里也选用了一些有关的插图。谨在此对他们各自的重大成果表示感谢。
李健吾
1981年6月20日
* 李健吾先生提到的另外五出是《麦里赛尔特》、《滑稽牧歌》、《堂·加尔西·德·纳伐尔》、《艾丽德女王》和《讲排场的情人们》。据法国大学出版社的《文学辞典》莫里哀条和彼耶·嘎克扫特的《莫里哀》,前二出是芭蕾剧,第三出是个失败之作,其精彩场段后来都写进了《愤世嫉俗》,第四出是个音乐舞蹈剧,第五出是舞剧,而且构思和题材都由法王路易十四提供,莫里哀只负责把各部分连缀在一起,由此看来,李健吾先生所译的二十七出,便是莫里哀所创作的全部喜剧了。——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