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

缘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还是哈佛博士生时，日本对我还毫无吸引力。我将研究重心放在家庭与心理卫生。为了博士论文，我曾采访一些家庭中的丈夫，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的研究项目是比较拥有正常儿童的家庭和失常儿童的家庭，样本来自波士顿地区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传统美国人社群。

在我的论文导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她与约翰·施皮格尔（John Spiegel）在价值取向和潜在作用上对我进行了田野调查训练。当她把我叫过去时，她说：“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视野太褊狭了，你从来没去过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就真的应该去国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学位后，你应该去另一个较美国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知名的人类学家，他已经在美国和日本做了大量有关心理卫生领域的工作。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日本学习，与心理卫生领域的学者一起工作。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永井美惠。当我开始做他的研究助理时，他正好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

考迪尔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边的工作，并鼓励我去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还承诺，如果我去日本，他会带我了解那边的情况。显然，日本是一个与美国文化非常不同的国家。

我和我的前妻苏珊娜讨论了克拉克洪博士的建议，苏珊娜是一名精神疾病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她与我一样对心理卫生有着浓厚兴趣。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戴维还很小，因此要搬去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任何一个举动都需要深思熟虑。苏珊娜答应和我一起去日本并学习日语。而当我去采访丈夫们时，她可以同时采访妻子们。如果我们能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就可以共同研究日本家庭。

我给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写了一份研究经费申请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打算以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探寻跨文化的家庭与心理卫生的普遍性问题。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问我他们为什么要资助一位社会学家从事人类学领域的工作。好在最终他们还是认可我的申请并同意资助我两年。第一年是语言学习，第二年是家庭采访。

考迪尔帮我们在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作了安排，解决了日常的办公场所，还给了我们正常工作人员的优待。据我所知，我和苏珊娜是第一次作为非日本人在这个研究所获得如此待遇。

决定去日本后，我便参加了一个速成班，以熟悉日本与日本人。我开始坐在了解日本的课堂里，还请了一位日本学生有马龙夫（他后来成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语家庭教师，同时阅读与日本相关的新书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在我赴日本的一个多礼拜前，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来了波士顿。他曾因写作《日本的城市生活》在日本待过几年。我和他碰面时，他刚完成书稿。我们熟络后，他非常友善地让我提前阅读了这本当时尚未出版的书。当我读的时候，一直在想：“太精彩了，我学到了太多关于日本都市生活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令人难忘的震惊感：“天哪！在日本家庭领域，还剩些什么研究可做啊？”结果是，我了解到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也与这位极受尊重的罗纳德·多尔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从到达第一天开始，我便对这座今后两年会在此安家的城市开始了观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与日后的逐渐变化相比，更简单，节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当时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本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当时东京的大小马路仍是泥土路。马路上汽车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车。街道上除了公交和出租车，显得非常空荡。当时，出租车费用根据车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种，地铁还只有银座线。当然了，山手线已开通运行。苏珊娜和我对日本铁路系统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火车非常准时，班次也多。

由于担心地震，那时最高的建筑只有八层楼高。建筑公司也还没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筑。不过，很显然，让我们惊讶的是，在东京没有看到任何被炸毁的建筑和瓦砾。前往日本途中，我们在英国还看到了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而抵达东京后，城市已清理干净，也许会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阅兵场，但见不到战争留下的瓦砾。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们住在涩谷的一幢房子内，这是考迪尔拜托一位心理卫生研究领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帮忙找的，房子离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写过一篇名为《娇宠：读懂日本人格构造的一把钥匙》（ Amae: A Key for Understanding Japa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的论文。关于“娇宠”（甘え）的概念，他解释说：“这是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并期待对方能照顾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我们也非常幸运能与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为邻居。他们成了我们最好的导师，向我们解释日本人一些难以为外人理解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每个月需要付二万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当时日元汇率（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换算下来，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们的日本朋友认为，这个房租略微有点高：“可能因为你们是外国人，所以要价比较贵。”

我们住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筑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离。通常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向阳的，安装上玻璃移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用以阻挡雨水、寒气、昆虫和盗贼。总的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户人家一般会有三到四个房间，房间之间用移动纸门隔开。”

我们的厨房非常小，地板又脏又旧，有一个用来煮食物的燃气灶。这与我们以前在美国时的厨房形成鲜明对比，那儿有充足的储藏空间、宽敞的食物料理台。我们有电冰箱，但很多日本人当时仍在使用冰柜。

我们在日本的房子没有中央供暖系统，只能靠煤油加热器和被炉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贵。到了冬天，屋里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冰冷。我仍然记得那时因为家里有一岁半的孩子大哭、四处乱跑而非常吵闹，有时会去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即使图书馆内间或摆放着木炭火盆或炭锅，每个坐在图书馆里的人还是都穿着外套，室内也就十度上下。

我还记得被邀请去日本朋友家中，因为怕冷，我们穿着冬天的保暖内衣，但是当我们到达后，经常很荣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当作贵客的我们，因为穿着保暖内衣而满头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内寒冷一些的地方。

说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个冬夜，我们临时决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访。走到他家门口时，发现他穿着外套来为我们开门。他告诉我们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当时觉得他的举动非常奇怪，但我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费，因此晚上关掉取暖器穿着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诉我，所以当我看到他穿着外套时，只好假装是刚穿上准备出门。

我和苏珊娜都要学习日语，因此需要有人帮我们照顾儿子。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先帮我们找了一位年轻女佣，我们叫她“帮佣”。后来，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改称“家政妇小姐”，不能再以“帮佣”称呼她。不过，自从劳动力价格飞涨后，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用人。

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帮忙找的女佣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想通过为我们工作而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可以去美国学习。但是，当她发现这个工作需要为一岁半大的小孩换尿布时，觉得这个工作与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两周后，她就辞职了。

随后，我们又设法找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年轻妇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兴能找到这份工作，并愿意承担照顾我们儿子的责任。她住在家里的小房间，我们每个月支付她一万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对此，我们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叹：“你们付得太多了！我们比你们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顾我们的孩子，还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适应在日本生活。

我们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每个月提供给我们五百美元补助金，按照当时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换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其他开支后，我们还能剩下很多钱。事实上，我刚成为博士后时的开销，比我二十五年后作为一名正教授来日本，花得还更多。

非常幸运的是，在日本的两年中，我们没有碰到重大困难。在我们赴日之前，还收到过关于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册子。凡是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学者前往日本时都会收到。事实证明，这本册子中的一些建议有点夸张了。比如，它告诫我们不要购买一般的蔬菜，因为日本人用粪便施肥，蔬菜会被污染。因此，建议我们要去大型百货公司地下商店购买，那里卖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学肥料，吃了以后不会生病。

尽管我们被提醒要注意平时的饮食问题，但我们仍旧从附近商店购买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营养。我们发现，通常日本的卫生状况要远好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饮用自来水，但在其他亚洲国家就不行。

我们最初碰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对日语理解不够。我记得我们经常去附近的肉店买肉。不管什么时候过去，肉店老板总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认为我们买回去是用来做寿喜锅。尽管我已经学会了日语“厚”的说法，但当我说“切得厚一些”时，老板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点点。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时，日本的计量单位复杂得不可思议。重量单位，从过去的“匁（もんめ）” 变成“磅”和“千克”。每换一个地方，当地使用的计量单位都不一样。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学日语了，仍然经常很难判断要购买食材的体积或重量。

我们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当邻居来做客，我们请他们喝茶时，他们会说“結構（けっこう）”。我们知道“結構”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点吧”，还是后来才学到的“没事，我不喝茶”。这种暧昧不清的语言经常让我们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们邀请别人来家里，他们经常会用含糊的语言表示“好的，没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分清他们指的是“不，谢谢”“让我考虑一下”或“我们会来的”，其中的哪个意思。送礼也经常是个难题。人们来我家时总会带礼物，这是习俗。我们试图了解送礼人的目的。他们是想表示友好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送礼物，都会让我们感到一丝烦恼。我们曾试图退还礼物，但有时事情似乎有点失控，我们发现和送礼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而不自然。有时，送礼反而成为建立开诚布公的友情的障碍。在日本两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发现当我们不再互换礼物，或者只是偶尔赠送礼物时，我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放松自然。

当然，由于我们是外国人，经常会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岁半大的金发小孩戴维总会吸引周围每一个人的注意。大家都想抱他或和他说话。有一次我们去京都，一个大概有二百人的小学生旅行团围着我们，一直盯着戴维看。我们可能是他们看到的最早的几个外国人。我承认，在这些大笑着、目光无法从我们身上移开的孩子们看来，我们确实很奇怪，但是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舒服。其实，在很多我们去过的地方，尤其是乡下，当地人总是围着我们，他们希望能看一眼外国人。那个年代，日本人并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外国人。但现在的日本人见到外国人就很少大惊小怪了。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东京郊外的千叶县（市川市）。我们搬过去是因为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建在当地一个二战时期的阅兵场原址上。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军事场所逐步改为医院、学校和大学。当时，市川只有十万常住人口，没有现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们调阅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档案。我不得不找一个人帮我看这些档案，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好地阅读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档案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不希望我们亲自采访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不过，他们通过当地学校校长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周采访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六个家庭都热衷于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并被告知，如果他们每周接待我们的采访活动就可以免于承担一年的家长教师联谊会各项义务。在之后一年的采访中，我们却不得不对原计划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采访丈夫们，苏珊娜采访妻子们。结果却往往变成，我们一起采访妻子们和孩子们的时候，比采访丈夫们的时候多多了。因为这些丈夫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以至于很难约到采访时间。

采访时，尽管我们已经专门学了一年日语，仍然会碰到语言问题。我们在学校学了基础日语和比较有礼貌的表述方式，但是当妻子们用高级敬语和我们说话时，我们往往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哪怕我们试图请她们用我们的程度能理解的日语，她们有时还是会以一种优雅的方式一再使用敬语。她们大都非常体贴，很快地调整了语速，将词汇量调整到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内。

住在市川时，我们打算像我们的日本邻居那样生活。即使很困难，我们也尝试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却始终被作为外来者对待。有一次我们邀请六个家庭来家里聚会，想向他们展示，我们能以日本人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后来发现让他们失望了。母亲们告诉孩子要去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客，想要见到更多的美式生活方式。他们想亲身见证外国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学他们，他们却想从我们这儿学西方的生活模式。我们开始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从他们身上开始逐渐了解日本人。尽管我没有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但当我开始学习日本政治、商业和国际关系时，我很高兴自己能最先从日本家庭入手。我们的目标是能被日本朋友当作自己人一样对待。我和苏珊娜是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里第一对非日本研究员，也是当地邻里间唯一的外国人家庭，有时候我们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其他外国人。事实上，后来我从一位日本朋友那儿得知，我们在研究所的存在威胁到了我们的一位担保人。他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美国问题专家，所内默认的美国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我们的突然出现让他很不舒服，每次我们被邀请谈论美国的研究情况时，他几乎都会出现。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能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有一次，他邀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高兴，于是写了一篇交给他。不久后，他把文章退了回来，解释说大家不能接受，有人对这篇文章持保留意见，反对发表。在研究时间快结束时，他让我写一封致谢信给厚生劳动省，于是我通过他提交了这封信，但是他告诉我信件格式不太对，让我重写一次；但当我重写提交后，他又退了回来，理由还是致谢信格式不正确。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让厚生劳动省满意的格式。然而文章从未被发表，我也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幸运的是，文章发表与否对我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从来没有和此人当面发生过争执，但我们与他的关系还是变得非常尴尬。当接到去他家做客的邀请时，我们就感到不自在。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带礼物，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拿美食招待我们。我认为正是我们的突然出现才让他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反美表现。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对我们出现在他周围感到不适，并且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我们。

在研究所中，我被通知不能参加小组会议，只能在外面等着。我想他们认为我们不属于小组会议成员，因为我们是外来者。总是被当作外来异族对待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们。

我渐渐意识到，被日本人完全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某种程度上我始终是一个外来者。一旦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会感到反思过去的想法可笑，也不会对此感到烦恼了。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变得亲密，经常变成与其他人略有不同的“准圈内人”。

一九七五年我加入了一个小圈子—参加天城会议，与很多来自不同圈子的高水平人士因此相遇，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圈内人。很多年以来，我是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开会的两天里，大家就各个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会议的主办人是椎名武雄（Takeo Shiina），后来他成为IBM日本公司的总裁。有时候我的日语理解能力并不全面，偶尔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客人，但是当我和其他日本朋友一起身处这个团体时，我经常感受到温暖的友情。

不过再反思一下，最开始那几天，日本人也会因为突然出现的外国人而不像平时那样自在。我记得当我走进百货公司时，尽管我的基础日语足以胜任日常对话，但有些售货员只要一看到我，就会立刻叫来经理或其他可以用英语对话者来应付我。我是一个外国人，因此，我不应该能够听懂日语，同样的逻辑是，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

不过积极的一面是，没有完全成为当地团体或社区的一部分，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礼尚往来以及约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如今，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出现表现得自在多了，他们更直接也更放松；很多日本人也希望外国人能说日语。这些年来，我和很多日本人建立起亲密温暖的友谊，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忠实的朋友，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很敏感；我相处得最好的几位日本人都更为开放、坦诚。如果有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疏远又僵硬，我则会让他们保持这份令他们感到舒适的界限感。

回首在日本的两年，是我和苏珊娜这段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时间一对一地讨论日本家庭。

至于苏珊娜作为女性在日本社会的经验，那时女权意识或者女权运动即使在美国也尚未真正具有影响力，到日本的外国女性也没有关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对待。实际上，苏珊娜主要关心的是想出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中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这里没有让苏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为了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邻家小店，并艰难地使用日语交流。

我想那时候从美国来的女性，无论单身还是已婚，都会遭遇很多适应问题；与现在相比，当时两个国家在生活水准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美国的药物，就不得不去位于东京市中心有乐町的药房购买。我们也没法经常在邻家小店中找到要买的东西，因此每到周日就不得不去寻找能买到那些东西的商店。

苏珊娜对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在日本的外国女性，比如那些跟随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国妻子。她们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内见到日本家庭主妇，通常对日本主妇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谨。她们回到美国后，可能会和自己的朋友说：“呃，日本人很羞于开口。”

出于研究的需要，苏珊娜会登门拜访日本的家庭主妇，往往会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她很喜欢那些曾拜访过的日本主妇。当她们想要了解苏珊娜的时候，非常放松开放。即使在四十年后，这些主妇中还有苏珊娜最好的朋友。苏珊娜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调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苏珊娜将这些与她对话的日本主妇看作一面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不过无论何时，只要她们的丈夫在场，她们就拘谨得多。

美国妻子可能会为日本妻子感到遗憾：“可怜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当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时，她们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谁要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既拘谨正式又无聊，我还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出门，更好玩。”在接触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后，苏珊娜对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主妇非常享受和苏珊娜的交谈，她们喜欢问她一些美国家庭的细节。主妇们非常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国际化的社会即将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为这个更国际化的时代做好准备。

因此，她们明确想要了解美国女性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提问总是一个接一个。她们会考虑这些给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适用于日本的相应情境。

最后她们会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对这些深谋远虑的日本中产阶级女性，苏珊娜完全不觉得她们是受压抑的，并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和女人起居时间不同步的情况远甚于美国、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的社会中，这些中产阶级女性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组成要素。

某种意义上而言，父亲更像一个只会在晚上和周末出现的远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体是母亲和孩子。

正是基于这些经验，苏珊娜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她认为，正如日本男性为自己的工薪族角色而努力工作那样，日本女性也在认真扮演家庭主妇这一平行角色，并表现出相近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孩子们去幼儿园后，她们就打开电视，收看那些指导妈妈们如何处理各种亲子问题的电视节目，她们也会大量阅读育儿书籍。

我和苏珊娜在为我后来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做采访时，合作得非常好。原本计划我们合著，我完成初步草稿，再由她润色修订。但是，我们回到美国后，她对这本书的写作感到不满。她认为事情比我设想的更难概括，想要集中精力写一些特例。而我最初的想法是在我完成初稿后，她可以将此稿打磨得更完善。苏珊娜尝试着这么做，但最终没有完成，于是她对我说：“你把稿子拿回去吧，自己完成它，把它当作自己的书，重写一遍。”

最终我写完了这本书，尽管采访是我们合作完成的。不过我仍想强调，我们俩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是一样的。我们拿各自的观察进行讨论，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我想她也是如此。

然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我和苏珊娜的婚姻并没有走到最后，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离婚了，结束了这段二十四年的婚姻。不过，我和苏珊娜私下的关系即使到现在也不坏。离婚的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继续学习中文和日文这两门语言，而且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如果这些不是同时存在，我想可能我们的婚姻不会结束。渐渐地，我们有了分歧，并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幸运的是，离婚后，我们仍重拾友谊，虽然相隔遥远，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我向艾秀慈（Charlotte Ikels）求婚，我们现在仍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的这两年，我们相互分享在完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喜悦和艰辛；除非发生例外情况，我们开始在日本人面前感觉自然，也开始享受并尊重他们的习惯。我们从未遭遇任何针对我们个人的反美举动，但有时我们的确看到了所谓的反美迹象。

我记得一个微妙的例子。我们到日本后不久，在六个采访家庭中碰到一位祖母。这位祖母跟我们讲了蝴蝶夫人的故事。故事是，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个日本女人相遇后坠入爱河，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有一天这个美国人突然离开了。日本女人早因为与美国人在一起而切断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美国人离开后，她就陷入了困境。

回到家后，苏珊娜和我讨论起这件事，我们都认为这位祖母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来到日本并待下来的外国人的焦虑：这些外国人会向日本人介绍一套全新的价值观；而当他们回国后，受其影响的日本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原有的人群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位老年女性希望和我们保持距离。

另一个案例则有关公共议题，且涉及国家政策。一九五九年，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双方宣布达成协议。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一部分人害怕这只会让日本成为对准驻日美军基地的苏联导弹的目标。

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外举行游行示威，示威者也与警察在街头发生激烈冲突。美国国内电视台报道了关于游行示威的新闻。我们父母看了美国的新闻广播后打来电话说：“在他们杀掉你们之前，快点离开日本。”

但我们没有感受到针对个人的威胁。当然，我们一直远离示威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地方。最主要的冲突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而我们计划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离开日本。

没有料到的是，就在那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预定飞抵羽田机场。

那天，我们打包完毕后，带着行李打车前往羽田机场。到机场后，哈格蒂的飞机已经降落，示威者和警察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路。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最后九百多米的路程到达出发地，包括爬上并越过铁丝网。

上万名示威者手举写有反美标语的牌子。苏珊娜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绝不可能准时赶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开始担心示威者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很明显就能看出我们是美国人。我当下甚至担心苏珊娜和当时只有三岁半的戴维的安全。

我们走下出租车，告诉周围的示威者我们必须去赶飞机。他们知道我们是美国人，还是帮忙把行李箱从机场外隔离的铁丝网上传过去，让苏珊娜和我翻过铁丝网，还把我们的儿子从铁丝网那边传了过来。当我们越过去之后，他们鼓掌欢呼，和赶飞机的我们开玩笑。最后，我们成功赶上了。

在日本两年的最后时光，示威者们给了我们一次戏剧性的欢送。这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两年之一。我以博士后研究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希望对真正跨文化的家庭和心理卫生进行研究”。这段期间，我沉浸于日本生活中，发现自己对日本本身的兴趣远远高于社科研究，对研究日本社会也有了更大的兴趣。

这两年也让我有机会结交了最长久的友谊。我们的研究对象，住在市川（为了保护隐私，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称之为M町）的六个家庭，直到今天还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彼此认识，甚至连孙辈们也相互认识。因为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有很多相识超过四十年的日本人，我才能对日本社会有更深入、更广阔的了解。

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与很多热爱日本文学或某个时段日本历史的同事相比，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就是解释日本现在何处，并将其介绍给美国。

但是回想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还是会怀念那些狭窄的道路，从露天小餐馆飘来的食物香味，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我们在研究日本和日本人的时候，碰到的那些坦诚而慷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