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不知为什么，当我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时，总爱跟一帮年龄稍大的、成熟点儿的小伙们混在一起。他们认识很多不同类型的女孩子，会一起出去玩，经常去海滩。

有一次我们在海滩上玩，大多数男孩都跟女孩们去了堤坝上。我对其中某个女孩有好感，就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真想跟芭芭拉一起去看电影……”

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旁边的男孩却兴奋起来。他跑上石堤，找到芭芭拉，一边推她过来，一边大声说：“芭芭拉，费曼有话跟你说。”真是太尴尬了。

很快，男孩们都围了过来，说，“嘿，说呀，费曼！”于是我邀请她去看电影。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她给了我各方面的建议，应该如何如何。例如，如果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我应该先下车，然后伸手去扶她；如果我们走在大街上，我应该走在外侧。她甚至教我应该怎么得体地说话。她传递给我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当母亲的教导儿子如何绅士地对待女孩。

晚饭后，我穿戴得整整齐齐去芭芭拉家约她。我很紧张。她还没准备好（女孩总是这样），于是她的家人让我在餐厅里等一会儿。当时他们正好和一群朋友在吃饭，大人们说着“看他多可爱”之类的话。我可一点不觉得可爱。太丢脸了！

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我们从她家走到镇上新建的一个小电影院，路上聊起了弹钢琴。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被送去学钢琴，但一连六个月都只练习《雏菊之舞》这首曲子，让我很受不了。是的，我怕自己变成个娘娘腔，连着弹上几周的《雏菊之舞》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放弃了钢琴。我那时候太怕自己变成娘娘腔，连帮母亲去店里买薄荷饼、烤香饼之类的事情都不想沾边。

看完电影后，我送她回家。我称赞她的手套很漂亮。最后我在她家门口跟她说“晚安”。

芭芭拉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不客气。”我回答她。心里乐翻了天。

下一次我再出去约会，跟另外一个女孩，我说“晚安”，她也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就没那么开心了。

当我跟第三个约会的女孩道晚安时，她刚张嘴，我抢先说出了“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她说：“谢谢你……嗯……哦……是的……我也很开心，谢谢你。”

有一次我跟那帮海滩朋友聚会，其中一个年龄大点的男孩在厨房给我们演示怎么接吻，对象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嘴唇要像这样，角度要对，这样鼻子才不会撞上。”就是这一类的话。于是我去了客厅，找到一个女孩。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她，练习起这项新艺术来，这时突然所有人都兴奋起来：“艾琳来了！艾琳来了！”我还不知道艾琳是谁。

然后有人说：“她在这儿！她在这儿！”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跳起来去看这位女王。艾琳非常漂亮，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倾慕她，她的确很迷人，但我觉得没有疯狂到仅仅因为这位女王驾到，就让所有人停下正在做的事。

所以，在所有人都跑过去围观艾琳的时候，我还是和我的女孩坐在沙发上。

（后来我与艾琳更熟悉了之后，她告诉我，她记得在那次聚会上，所有人都很热情，除了一个在沙发一角跟女孩亲吻的家伙。但她不知道，两分钟之前，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第一次跟艾琳说话是在一次舞会上。她太受欢迎了，所有人都想插进去跟她跳舞。我记得当时我也想跟她跳舞，正琢磨着什么时候插进去。我对这种事情总是很头疼：首先，当她在舞池的另一头跟某个男孩共舞，想插进去太麻烦，所以得等到他们靠近；可当她就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又会想，“不行，这曲子我不太会跳”，于是等着换曲子；到了播放你喜欢的曲子时，你刚往前一步，至少你觉得自己往前走了一步，却有别的家伙抢到了你前面，于是你又得再等几分钟，因为太频繁地要求换舞伴是不礼貌的；好不容易等了几分钟，他们却又转到舞池的另一头；或者音乐又不合适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这么迟疑、瞎转悠了好几轮之后，我嘟囔着想跟艾琳跳舞。我旁边的一个家伙耳朵尖，就大声宣布：“嘿，大家听着，费曼想跟艾琳跳舞！”很快，那个正在跟艾琳共舞的人便带着她朝我们走来。其他人则把我推向舞池，于是我终于“插进去”了。你们应该明白当我跟她说第一句话时身处的情景，那是个很诚实的问题：“这么受欢迎感觉如何？”我们只跳了几分钟，因为很快又有别人插进来了。

我和朋友们都去上过交谊舞课，虽然没人会承认这一点。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母亲的一个朋友靠晚上在二楼舞厅教人跳舞为生。她让那些来学习的年轻人从后门悄悄溜进去，以免被人看到。

每隔一段时间，她的舞厅就会举办一场社交舞会。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验证以下观点，但在我看来那种场合下女孩要比男孩艰难得多。因为那个年代，女孩不能主动挑选舞伴，那是“不恰当”的。所以不太漂亮的女孩只能干坐上好几个小时，每一刻都像在地狱中煎熬。

我想，做男孩就轻松多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候插入。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你是“自由的”，可你没那个胆子，或者没碰上好时机，又或者不能放松地享受舞会。相反，你会一直纠结于什么时机插入，或者是否邀请某个女孩和你跳舞。

例如，你看到某个女孩正好闲着，你也想跟她跳舞，你暗自得意：“太好了！终于等到了机会！”可往往很难如愿：一般那个女孩会说：“哦，谢谢你，我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于是你有点泄气地走开，但还没完全放弃，也许她真的累了。等你再一转身，她却跟另外一个邀请她的家伙跳上了！也许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她知道他要过来，也许她不喜欢你的长相，又或者其他原因。简单的事情总是会变得很复杂。

有一次我决定邀请艾琳去参加舞会。那是我第一次约她出去。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去参加。我母亲为了帮朋友的舞厅招徕生意，特意邀请了他们。朋友们跟我同龄，其中，哈罗德·加斯特和大卫·莱夫很有文艺范儿，罗伯特·斯戴普则是理工型。我们经常课后聚在一起，一起散步、讨论问题。

总之，我最好的朋友们都在舞会上，他们一看到我带着艾琳一起来，就把我叫到衣帽间，说：“费曼，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明白今晚艾琳是你的女孩，所以绝对不会有人去打扰你们。我们今天把她排除在外。”诸如此类。可是没过多久，跑过来抢舞伴的就是这些信誓旦旦的家伙！我算是明白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你们这些净会发誓的家伙。”

你们可要知道我那时是什么样子的：非常害羞，总是因为别人都比我强壮而不自在，还总担心自己表现得太胆小。那时所有男孩都打棒球，所有男孩都热衷各种运动。如果哪里正在进行比赛，恰好有个球滚到马路上，我会犹豫到底该不该捡起来扔回去。因为如果我扔回去，多半扔不准，会扔到完全偏离方向的地方，然后我就会被所有人嘲笑一番。那很可怕，我不喜欢。

有一次，我受邀参加艾琳家的聚会。所有人都去了，因为艾琳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女孩：她最漂亮，待人最亲切，所有人都喜欢她。当时我正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无所事事，艾琳忽然跑过来坐在扶手上跟我聊天。那一刻我心里的感觉是：“天哪，这个世界此刻多么美好！我喜欢的人注意到我了！”

那时，远洛克威的教堂里有一个犹太青少年活动中心。那是个活动很多的大俱乐部：在写作组，他们可以写写故事，然后念给别人听；有组织表演的戏剧组，还有科学组、美术组等等。我对科学以外的任何学科都不感兴趣，但艾琳在美术组，所以我也加入了美术组。我硬着头皮去学美术，比如做石膏头像等（很多年后我竟然真的用上了），就是为了能跟艾琳在同一个兴趣组。

但艾琳有男朋友了，他叫杰罗姆，也在那个组，所以我没机会。我只是偶尔在她面前晃一下。

有一次，我不在场的时候，有人提名我当活动中心的主席。大人们对此顾虑重重，因为我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我是在犹太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全家每周五都要去教堂，要去上“主日学校” 我，甚至还学过一阵子希伯来语。可是与此同时，我父亲教给了我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当我听拉比 们谈到一些奇迹，比如没风的时候树叶突然抖动起来，我总会试着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

有些奇迹相对来说比较难解释，树叶那个还是很容易的。有时，在没有一丝风的天气里，走去学校的路上却能听到树叶哗啦作响，那是因为树叶的位置分布刚好形成了共振。我想：“啊哈！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伊利亚树叶抖动的奇迹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奇迹，我无法解释。比如有一个故事里说，摩西扔出的手杖变成了一条蛇。我想不出什么原因会让旁观者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条蛇。

如果我能回想小时候，圣诞老人的故事其实已经提醒了我，但这件事当时对我的触动还没有大到让我怀疑宗教故事的真实性。当我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时，我一点儿也不生气，相反，我好像松了口气，因为这个比解释清楚圣诞老人怎么能在一夜之间把那么多礼物送给全世界的小孩子简单多了。圣诞老人的故事太复杂，已经无法控制了。

圣诞老人对于我们家来说只是一项特别节日的风俗而已，没有那么严肃。但我听说的那些奇迹故事却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里面有人们每周都要去的教堂；有拉比们在讲圣经故事的主日学校；这可不是什么戏剧表演。圣诞老人还没有牵涉到教堂这样的真实存在的机构。

所以每次去主日学校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但又觉得与科学相违背。当然，这样的矛盾迟早会爆发出来。

真正的爆发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拉比在给我们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露丝的人，详细到她做了哪些事，为何被定罪。整个过程就好像有个庭审记录员在一旁笔录一样。那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听到这么详细的描述，就认为绝对是真实的，而且拉比也从没做过任何假设。

最后，拉比讲到露丝在监狱里奄奄一息：“临死前，她想……”等等，等等。

这一点让我很吃惊。那堂课结束后，我跑去问拉比：“他们是怎么知道露丝临死前的想法的？”

他说：“哦，为了更加生动地告诉人们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她并不存在。”

这让我觉得很过分。我感到受了严重的欺骗：我想听的是真实的故事，没有被别人加工过的，这样我才能自己判断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但我很难跟大人们去争论这些。我只是让泪水溢满眼眶，哭了起来，我实在是太失望了。

拉比问：“你怎么啦？”

我试着解释：“我一直都在听你们讲那些故事，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的事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不知道该拿自己学到的东西怎么办！”我试图告诉他，在那一刻我失去了一切，因为我不再相信他们讲的任何故事。我曾经苦苦思索试图理解那些奇迹，现在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我很不开心。

拉比又说：“如果这对你来说那么痛苦，那为什么还要来主日学校呢？”

“是父母让我来的。”

我从没跟父母提及此事，我也一直不知道拉比有没有联系过他们，不过从那以后，父母不再要求我去主日学校。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我即将成为正式信徒之前。

总之，这场危机迅速解决了我的困境，我的结论是，所有的奇迹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而故意编得“更加生动”，根本不管它们是否违背自然规律。但我觉得自然本身是那么有趣，我不想让它受到如此扭曲。因此，我渐渐不再相信任何宗教相关的东西。

不管怎样，大人们成立这个活动中心不光是为了让我们别在大街上瞎逛，也是为了让我们渐渐加深对犹太教的信仰。要是选我这样的人当活动中心的主席，他们肯定会坐立不安。还好我没有当选，这让双方都松了口气，那个中心没多久就彻底关闭了。我被提名的时候它已经不太景气，要是我当选了，准会被当作导致关门大吉的罪魁祸首。

一天，艾琳告诉我，杰罗姆不再是她男朋友，她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个特大惊喜，终于有希望了！她邀请我去她家，靠近西达赫斯特的威斯敏斯特大街154号。

等我如约到达她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廊的灯没亮，我看不清门牌号。我不想打搅别人，就没有寻问，而是悄悄摸索着辨识出门上的号码：154。

艾琳正在发愁哲学课作业。“我们学到了笛卡尔，”艾琳说，“他从‘我思故我在’证明出了上帝的存在。”

“绝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压根儿没想过自己质疑的对象是伟大的笛卡尔。（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态度：绝不迷信权威，不管说话的人是谁，只看他的依据和结论，然后问自己：“这合理吗？”）我说：“他是怎么从一点推导到另一点的？”

“我不知道。”艾琳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说，“他的论点是什么？”

于是我们一起看了一遍，发现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怀疑本身。“他为什么不说得直白点呢？”我抱怨道，“他只不过想说他能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

后面又讲道：“我能思考出的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开始慢慢引向上帝了。）

“根本不对！”我说，“在科学上，可以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不完美的，只是接近完美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言乱语。”

艾琳懂我的意思。她知道，不管你面对的是多么伟大、多么意义非凡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轻松看待——只思考这些句子本身，不管它是不是笛卡尔这样的伟人说的。“我想，这个观点的反面大概也成立，”她说，“我们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任何问题都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纸有正反两面一样。’”

“你们老师的这句话本身也有两面。”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莫比乌斯环”，那本百科全书真是太棒了！那时，莫比乌斯环并非人人皆知，但是很好理解，连小孩子都能明白。这种平面如此真实，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抓不住摸不着，也不要求具备很多历史知识。阅读这样的内容，就像进入一个没人踏足过的神奇世界，从中获得的快感不仅因为增长了知识，还因为它让你变得与众不同。

我拿出一张纸条，扭了半圈后接上，做成了一个环。艾琳看到后很兴奋。

第二天的课堂上，艾琳就等着老师说那句话。果然，老师拿起一张纸说：“任何问题都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纸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时艾琳拿出手中扭了半圈后接上的纸条说：“老师，你的这句话也有正反两面——我这里就有一张只有一面的纸！”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很惊讶，艾琳颇有成就感地展示了莫比乌斯环。我觉得，这件事后，她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可是，继杰罗姆之后，我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我的“好朋友”哈罗德·加斯特。艾琳总是在我们两个当中摇摆不定。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和哈罗德一起参加了毕业舞会，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坐在一起。

我是理科第一、数学第一、物理第一和化学第一，因此上台领了好几次奖。哈罗德则是语文第一和历史第一，还为学校的戏剧表演写过剧本，因此非常引人瞩目。

我的语文很糟糕，而且一直不能定下心思学。我觉得，担心拼写错误是件很可笑的事，因为单词拼法是人类发明的，和自然界的真实没有任何关系。每个单词都可以换成其他拼法。我对这些语文方面的事毫无耐心。

纽约州规定，每个高中生都必须通过被称为“会考”的一系列考试。毕业前几个月，我们正要进行语文会考，哈罗德和另一个擅长文学的朋友——校报编辑大卫·莱夫问我，打算选哪本书写评论。大卫选了具有深远社会影响力的辛克莱·刘易斯，哈罗德选了一些剧作家。我说我选了《金银岛》，因为在一年级的课本里学过，并告诉他们我打算从哪个角度写。

他们大笑道，“小家伙，你打算考不及格吗？竟然选这么简单的书，还是这么简单的角度！”

还有一道试题是从一串问题中选一个来写小短文。我选择的是“航空领域中科学的重要性”。我想：“这个问题真是愚蠢到家！航空领域中科学的重要性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无聊，本打算直接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不过我忽然想起那帮文学朋友经常说的“卖弄文字”——堆砌概念，故意让句子显得复杂、深奥。我决定试一试，就算开个玩笑吧。我想：“既然教育部门蠢到出‘航空领域中科学的重要性’这种题目，我就‘好好地’回答一下。”

于是我写了类似这样的句子：“航天科技的发展重在分析飞行器尾部的涡流、旋涡和回旋气流……”我其实知道“涡流”“旋涡”和“回旋气流”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不过用三种不同的提法听起来更深奥些！这是我在那次考试中唯一做的一件平常绝不会做的事。

批改试卷的老师一定被我提到的“涡流”“旋涡”和“回旋气流”给唬住了，因为我竟然得了九十一分，而我的那些文学朋友选的题目都是语文老师很容易判别的，所以才得了八十八分。

那年有一条新规则：如果你某科的单项成绩超过了九十分，就会在毕业时被授予单科奖。所以，当剧作家和校报编辑静静地坐在台下时，我这个文科盲竟然再次被点名上台领取语文单科奖！

典礼结束后，艾琳和我的父母以及哈罗德的父母在礼堂里聊天，这时，数学部主任走了过来。他是个高大、强壮又很有威严的人，兼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加斯特太太对他说：“你好，奥斯博瑞博士。我是哈罗德·加斯特的母亲。这是费曼太太……”

他完全没有理会加斯特太太，直接转向我母亲，说：“费曼太太，我想郑重地提醒您，您的儿子是个罕见的天才，国家应该重点培养这样杰出的人才。您一定要让他上大学，上您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大学！”他担心我的父母没有让我上大学的打算，在那个年代，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要帮忙赚钱养家。

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我的朋友罗伯特身上。他家也有一个实验室，还教了我很多光学知识。（有一天他在实验室出了意外：打开石碳酸瓶盖的时候用力过猛，溅了一些酸液在脸上。他去看了医生，缠了好几星期的绷带。有意思的是，等医生拿掉绷带后，发现他脸上的皮肤变光滑了，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他脸上有很多淡雀斑。后来我发现，有一阵子的美容手段就是用稀释后的石碳酸。）罗伯特的家里很穷，为了帮母亲养家，他只好毕业后马上工作，不能继续他感兴趣的科学实验了。

总之，我母亲向奥斯博瑞博士保证：“我们正在想办法筹钱，准备送他去哥伦比亚大学或者麻省理工。”艾琳在一旁听着，从那以后我有了些略微优势。

艾琳是个很棒的女孩。她是纳苏县罗伦斯中学的校报编辑，弹一手好钢琴，富有艺术细胞。她给我们家做了些小装饰品，比如壁橱内侧的鹦鹉。相处的时间久了，我的家人对她越来越熟悉，她还会陪我父亲去树林里画画，我父亲和很多人一样，上了年纪才开始学习画画。

艾琳和我开始塑造彼此的性格。她成长于一个重礼仪、顾及他人感受的家庭。她也教我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可是，她的家人认为“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坚持“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态度。我说：“我们应该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充分思考。如果有的观点毫无道理，那就认定是错误的，就这么简单。”

艾琳立刻认同了我的想法。她也很容易就认同了在我们的恋爱关系中：我们必须彼此忠诚，直言相告，绝对坦率。这一方式非常有效，我们变得非常相爱，相爱程度超过了我认识的所有人。

那个夏天结束之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大学。（我没去成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当时的犹太限额制度 。）我开始收到朋友们的来信，“你该看看艾琳都跟哈罗德玩了什么”，“你一个人在波士顿的时候，她在做这个做那个”。哦，我在波士顿也和女孩出去玩，可她们跟我不是那种关系，我知道艾琳也是这样。

到了暑假，我留在波士顿做兼职，工作内容是测量摩擦力。克莱斯勒公司研发了一项新的“超表面”抛光技术，我们要测出新方法有多大进步。（实验结果证实，这种“超表面”并没有说的那么好。）

艾琳想来我这儿。她在离我大概二十英里的斯基尤特找到一份照看小孩的暑期工作。但父亲担心我总跟艾琳待在一起会耽误学业，就说服她放弃了，或是劝我让艾琳放弃，我有点记不清了。那个年代跟现在很不一样，你得先让事业上了正轨后才能结婚。

那个夏天，我跟艾琳只见了几次面，但我们约定，等我一毕业就结婚。我认识她已经六年了。我没法顺畅地讲述我和艾琳如何相爱，但我们认定彼此是最适合的。

从麻省理工毕业后，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放假我就回家见艾琳。有一次，我去看她，她的脖子一侧鼓起一个肿块。艾琳很漂亮，这让她有些烦恼。但那个肿块不疼，她就没太当回事。她去找当医生的叔叔，被告知用鱼油擦擦就行了。

过了一阵子，那个肿块起了变化，变得更大，也可能是变小了，而她开始发烧。由于一直不退烧，家庭医生决定送她去医院治疗。医院说她得了伤寒。我得知后，立刻把医学书里有关伤寒的内容看了一遍，我现在还会这么做。

我去医院看艾琳的时候，她正被隔离，我们要穿上特制的外袍才能进去探视。艾琳的主治医生正好也在，我就问他威德尔测试的结果如何，这是判断伤寒最准确的方法，通过检测粪便中的细菌来诊断。医生说：“结果是阴性的。”

“什么？怎么可能！”我说，“如果你们根本就没检测到伤寒菌，那这些隔离措施是怎么回事？也许她得的根本不是伤寒！”

结果医生去找艾琳的父母，让他们告诉我别乱干涉。“毕竟他是医生，你只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把别人的建议或批评当作侮辱。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真希望当初自己能更强硬些，跟艾琳的父母说那医生是个蠢货，他确实是，他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时的情况是，艾琳的父母在做主。

又过了一阵子，艾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表现为：肿块消退，也不发烧了。但隔了几周，肿块又出现了，这次她去看了另外一个医生。医生检查了她的腋下和腹股沟等地方，发现那里也有肿块。他说问题出在淋巴系统，但还无法确诊。他要和其他医生讨论一下。

我听说后，立刻跑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查找关于“淋巴系统疾病”的书，其中有书写道：“淋巴腺肿大。一、淋巴结核病。这一病症很容易诊断……”我判断艾琳得的应该不是这种病，因为医生们都觉得难以诊断。

于是我又看了看关于其他病症的描述：淋巴水肿、淋巴肿瘤、何杰金氏病，等等，大多是些古怪的恶性肿瘤。我细细阅读后才知道，淋巴水肿和淋巴肿瘤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患者很快死亡，那就是淋巴肿瘤；如果患者活了下来，最起码活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淋巴水肿。

不管怎样，艾琳多半得了不治之症，这是我读完所有与淋巴系统疾病相关的书籍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我又苦笑着安慰自己：“估计所有读过医学书的人都会认为自己得了绝症吧。”可是，再次仔细研读后，我还是没发现其他可能性。情况非常严重。

接着我去参加了帕尔默大厅的每周茶会，发现自己还像平常一样与数学家们交谈，尽管我刚刚发现艾琳可能得了绝症。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有两个大脑。

去看艾琳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跟她说，不懂医学的人看过医学书后都会觉得自己得了绝症。但我也告诉她，情况严重，我能得出的最好的结论是，她患上了不治之症。我给她讲了各种病症的表现。

我告诉艾琳的病症之一是何杰金氏病。等到再次去医院的时候，她问医生：“会不会是何杰金氏病？”

他说：“嗯，有可能。”

等她转到州医院的时候，医生写了这样的诊断：“疑为何杰金氏病。”于是我发现，医生对于这个病懂得并不比我多。

州医院就何杰金氏病这一可能，给艾琳做了各项检查，还照了X光，并召集了特别会议来讨论这起罕见的病例。我记得有一次在走廊上等她。这时会议刚刚结束，护士用轮椅推着艾琳出来。突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会议室冲出来，追上了我们。“告诉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有没有吐过血？有没有咳过血？”

护士说：“走开！走开！怎么能问病人这种问题！”然后把他推开了。护士又转身跟我们说：“那个人是隔壁医院来参加讨论的医生，老是爱惹麻烦。那种问题不该问病人！”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个医生应该是想到了其他可能性，我要是聪明点的话，本该追问他想到了什么。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们，极有可能是何杰金氏病。他说：“病情可能会出现反复，一段时间好些，一段时间要住院，逐渐变糟。现在还没有办法根治，大概还能再活两三年。”

“听到这些我很难过，”我说，“我会把你的话告诉她。”

“不！不！”医生说，“我们不想打击病人，我们会告诉她得的是腺热。”

“不！不！”我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何杰金氏病的可能性。我相信她能面对。”

“她的父母不想让她知道。你最好先跟他们谈谈。”

回到家，所有人都来劝我：我的父母、两个姨妈、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们都反对我把绝症的消息告诉艾琳，说我年轻不懂事，不知道这么做会给那个好姑娘带来多大的痛苦。“你怎么能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他们惊恐地问。

“因为我们有过约定，要彼此坦诚相对，直面任何困难。遮遮掩掩是没有用的。她会问我她得了什么病，我不能欺骗她。”

“唉，你太孩子气了！”他们又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大通。所有人都设法说服我，认为我是错的。我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因为我跟艾琳说起过这种病，知道她能面对，如实告诉她是最好的方式。

直到最后，才十一二岁的妹妹泪流满面地跑到我面前，捶打着我的胸口，说艾琳是个多好的姑娘，而我是个多么愚蠢、顽固的哥哥。我再也受不了了，这击垮了我最后的防线。

于是我给艾琳写了一封分手信，如果日后她发现我骗她是腺热，我想我们的关系就得结束了。我一直随身带着这封信。

上帝从来不让事情变轻松，总是把人推向最困难的方向。我下定决心后去医院看艾琳，她坐在病床上，她的父母心事重重地守在一旁。艾琳一看到我就脸色一亮，她说：“现在我知道彼此坦诚多么重要了。”她冲父母点了点头接着说，“他们告诉我是腺热，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理查德，告诉我，我得的是何杰金氏病还是腺热？”

“你得的是腺热。”说完这句，我的内心仿佛已经死掉。太难受了，实在太难受了！

她的反应非常简单：“哦，好的。这下我相信了。”因为我们对彼此深信不疑，她彻底如释重负。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看起来一切都好。

情况好转一些后，艾琳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理查德，”她说，“我想跟你谈谈，你快过来。”

“好。”我摸了摸身上，确认那封信还在。我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上楼来到她的房间，她说：“坐吧。”我坐在床沿上。“好了，告诉我，”她说，“我得的是腺热还是何杰金氏病？”

“你得的是何杰金氏病。”我伸手去摸那封信。

“天哪！”她说，“他们一定给了你天大的压力！”

我刚刚告诉她得的是绝症，而且承认我对她撒了谎，但她想的是什么？她在担心我！我羞愧到了极点，把那封信递给她。

“你应该坚持。我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对的。”

“对不起，我很难过。”

“我能理解，理查德。不过以后别再那样了。”

原来，待在二楼卧室里的时候，她做了一件小时候常做的事情：悄悄溜下床，蹑手蹑脚地下到楼梯的一半，偷听大人的谈话。她听到母亲总是在哭。回到床上后她就想，“如果我得的是腺热，母亲怎么会哭成那样？但理查德也说是腺热，那应该没错。”

然后她又想，“会不会理查德也说了谎呢？”她开始思考其中的可能性。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她竟然很快得出，有人强迫我这么做。

面对如此大的磨难，她表现得这么冷静，竟然很快考虑起了下一个问题。“好吧，”她说，“我得了何杰金氏病，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申请到了普林斯顿的一项奖学金，但如果结婚，奖学金就会中止。我们知道何杰金氏病的特点：稍缓和的几个月艾琳可以在家里住，接下来的几个月就得住院，这种反复的过程会持续两年，也许是两年。

于是我想，虽然博士还未毕业，但我已经在贝尔实验室谋得一份研究工作，那里的工作条件不错。我们可以在纽约皇后区租一套小公寓，离医院和贝尔实验室都不远；几个月后在纽约结婚。那天下午我们就计划好了一切。

在之前的几个月中，艾琳的医生一直想对艾琳脖子的肿块做活体组织检查，但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不想“让这可怜的女孩多受罪”。有了新的计划后，我一直劝说他们这项检查非常重要，能充分认定病情。在艾琳的帮助下，我最终说服了她的父母。

几天后，艾琳给我打电话，说：“活体组织检查的报告出来了。”

“是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不知道。你过来吧，我们讨论一下。”

到她家后，艾琳给我看了那份报告，诊断结果是：“活体组织检查表明，淋巴腺有结核菌。”

我可真的气坏了。我在医学书上看到的第一条就是这该死的病！但我略过了它，因为书上说这种病很容易诊断，可医生们却一直无法诊断出是什么病。我以为他们最先检查的就是这类最明显的病。那确实是最明显的病症，怪不得那个冲出会议室的医生会问“你咳血了吗”，他的判断是对的。他知道可能是结核病！

我觉得自己像个蠢货，竟然略过了最明显的可能性，而判断依据仅是间接的证据，毫无用处的证据，我把医生们想得过分聪明了。否则我会立刻提出可能是结核病，也许医生们给艾琳下的诊断就会是“疑似淋巴结核”了。我真笨。从那以后，我深深吸取了这个教训。

不过艾琳倒是说：“这样我也许能活七年，可能还会好转。”

“你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吗？”

“可是我们不会那么快结婚了呀。”

以为艾琳只能活两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一切计划得非常详尽。而她现在的想法，好像在为能活得更久而烦恼似的。不过我很快就令她相信，这是件好事情。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能一起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件事后，一切问题都难不倒我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受聘加入了普林斯顿的曼哈顿计划，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几个月后，一拿到学位我就跟家人宣布，我要结婚。

父亲非常担忧，因为从幼年起，他看着我一步步成长，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他觉得我现在结婚还太早，会影响我的事业。他一直有种奇怪的思维模式：如果某个男人陷入了困难，人们总会说“看看他背后的女人就知道”。他觉得女人是男人最大的危险，男人要时时谨慎，对女人强硬些。他看到我要娶一个患有结核病的女孩，生怕我也会传染上。

不光父亲担忧，我的叔叔、姨妈，乃至整个家族都非常担忧。他们请家庭医生去我家，向我解释结核病的危险性，我势必会被传染。

我说：“告诉我结核病的传播途径就行，我们会想办法。”我和艾琳已经非常小心了，我们知道不能接吻，因为口腔里有许多结核菌。

然后他们又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当初我答应和艾琳结婚时还不知道这种情形，大家都会理解，不会把那当作正式婚约。

我跟艾琳结婚只是因为我曾承诺过。他们这种疯狂的观点，我从未想过，一丝一毫都没有。这与承诺无关，我们彼此深爱，虽然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我们在精神上早已结合。

我说：“如果一个丈夫知道妻子得了结核病就抛弃她，你们会觉得这是明智的选择吗？”

只有一个经营旅馆的姨妈觉得我们结婚应该没什么问题。其他人仍然反对。但考虑到之前家人给我的建议是错的，这一次我态度坚决。我很容易坚持自己的想法，并按其行事。虽然和上一次一样，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可是这次他们无法再令我放弃。艾琳和我知道，我们是对的。

我和艾琳安排好了一切。新泽西有一家黛博拉医院，就在迪克斯堡的南边，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她可以在那儿就诊。那是一所慈善医院，由纽约纺织女工协会资助。艾琳不是纺织女工，但也不影响收治。当时，我只是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为政府项目工作，薪水很低。但这样至少我能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黛博拉医院的路上结婚。我从普林斯顿找了一辆车，一个叫比尔·伍德沃德的研究生借了我一辆小旅行车。我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铺上床单，改造成像救护车那样，这样艾琳累了的时候就可以躺一会儿。虽然那段时间她的状态还不错，没有住院，但她之前住了好几次院，身体比较虚弱。

我将车子开到西达赫斯特大街去接我的新娘。跟艾琳的家人挥手告别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穿过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乘轮渡前往斯坦顿岛，那就是我们的浪漫游轮之旅了，然后到里奇蒙德区的市政厅登记结婚。

我们慢慢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迅速办好了所有手续。他说：“你们没有证婚人呀。”就从其他房间找来了书记员和会计，按纽约州的法律，我们结为了夫妇。我和艾琳非常幸福，我们牵着手相互微笑。

书记员提醒我说：“你们正式结婚了，现在该亲吻新娘了！”

于是那个腼腆的家伙轻轻吻了一下新娘的脸颊。

我给了每个人一些小费，再三感谢他们，然后回到车上，开往黛博拉医院。

每周末我都会离开普林斯顿去看艾琳。有一次公交车晚点，我错过了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而医院附近又没有任何旅馆。好在那天我刚好穿了一件旧羊皮大衣（足够保暖），便打算找个空地睡一晚。我担心第二天一早被人看到，就找了个离住宅区较远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个垃圾堆上！哈，真像个傻子，我不禁大笑起来。

艾琳的医生人很好，可一看到我每月付给医院十八美元购买战时债券就很生气。他看得出我们没什么钱，坚持说不用付钱给医院，但我还是每次都付。

有一次在普林斯顿，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盒铅笔：墨绿色的笔杆上有一行金色的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小笨瓜。”是艾琳寄来的。（我叫她“小笨瓜”。）

这很甜蜜，我也很爱她，但是铅笔总是会被人随手乱丢：比如跟魏格纳教授讨论某个定律或其他问题后，把铅笔落在他的桌子上。

那时候我们并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我从浴室找了个刀片，刮掉铅笔上的字再用。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开头写着：“为什么要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接着是：“我爱你，你不觉得自豪吗？”还有，“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后面还有一首小诗：“要是你觉得我丢人，哒，哒，你就是个核桃仁！你就是个核桃仁！”下一段也差不多，不过最后一句改成了“你就是颗大杏仁！你就是颗大杏仁！”每段的最后一句都是某种“坚果 ”。

所以我还能怎么办？只好直接用印着字的铅笔。

不久，我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 。项目总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给艾琳安排了离那儿最近的一家医院。医院位于一百英里外的阿尔伯克基市。我每周末休息时就去看她。我一般周六搭车过去，下午陪着艾琳，晚上住在市里的旅馆。周日上午再去看看艾琳，下午搭车回洛斯阿拉莫斯。

工作日时，我经常收到艾琳的来信。有些信会做成拼字游戏的样子，剪开后装进袋子寄过来。我收到的时候信上附着检查信件的军官写的便条，内容多半是：“请转告您的太太，我们没时间玩猜谜游戏。”但我从没向艾琳提及。我愿意跟她玩游戏，她的各种小花招常让我觉得哭笑不得，却拿她没办法。

有一次是在五月初，几乎洛斯阿拉莫斯的每个邮箱里都神秘地出现了一份报纸。那可是几百份报纸呀，随处可见。打开报纸，头版头条是一行粗体字： 举国欢庆R.P. 费曼的生日！

艾琳利用全世界来玩她的游戏。她有很多时间来想各种点子。她喜欢看杂志，然后邮购这个那个。她经常玩出些新花样。（她一定是从尼克·麦特波利斯或是我那位经常去看她的同事那儿得到了帮助。）艾琳虽然身处小房间，心却在全世界。她经常在信中提些疯狂的要求，要订购各种古怪的东西。

有一次她寄给我一本厚厚的厨具目录，从鼓风机、炉罩到大锅、平底锅，什么都有，而且都是特大号的，估计只有监狱那种做大锅饭的地方才用得上。我不禁心里暗自嘀咕：“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这时，我想起当初在麻省理工的时候，艾琳也给我寄过一本巨型船舶的目录，从战舰到远洋轮船，尽是些大家伙。我回信给她：“你想干什么？”

她回信说：“我想，等我们结婚时也许可以买条船。”

我写道：“你疯了吧？这也太夸张了！”

接着我又收到了另一份目录，上面是十几米长的大型帆船和游艇之类，有钱人才买得起的那种。

我回信说：“看，你还是不切实际。”

很快我又收到了第三份目录，这回是各种摩托艇——克里斯牌游艇等等。

我写道：“还是太贵了。”

最后，我收到一张便条：“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有个朋友要出售一条旧手摇船，价格是十五美元，如果我们买下来，等到夏天就可以划着去玩了。

好吧，行！我想，这种情况下谁还能说“不”呢？

还没等我搞明白这本大型厨具目录的用意，另一本目录又寄到了，这回是中小型旅馆和饭店用的厨具。几天后，她又寄来了一本家庭用厨具目录。

直到我周六去了阿尔伯克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房间里多了一个小型木炭烧烤炉，是从西尔斯公司邮购的，大约十八英尺长，带支架。

“我觉得我们可以烤牛排。”艾琳说。

“在房间里怎么烤？别胡闹了，会弄得到处都是烟。”

“哦，没事，”她说，“只要把它拿到外面的草坪上就行了。以后每个周末我们都可以烤牛排。”

要知道，艾琳住的医院就在横穿美国的66号公路旁边。“我可不干。”我说，“那里车来车往，人行道上也常有人经过，我不可能走出去，直接在草坪上烤起牛排来。”

“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艾琳开始用这一点来折磨我了！）“好吧，”她拉开抽屉说，“我们各退一步，你不用戴上厨师帽和手套了。”

她举着一顶帽子，一顶真正的厨师帽，还有手套。然后她又说：“试试围裙吧。”她抖开围裙，上面竟然还印着“烤肉大王”之类的字样。

“好吧，好吧。”我吓得投降了，“我去草坪上烤肉就是了。”之后的每个周六或周日，我就会去到66号公路旁烤牛排。

还有一件事就是圣诞卡片。那时我才到洛斯阿拉莫斯几周，有一天艾琳忽然对我说：“我觉得应该给你的每个同事送一张圣诞卡，想看看我挑的卡片吗？”

卡片倒是不错，可里面写的是：祝圣诞快乐！——理查德和小笨瓜。“我怎么能送这样的卡片给费尔米和贝特？！”我抗议道，“我根本没跟他们打过交道！”

“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全送出去了。

到了第二年，我已经跟费尔米很熟了。我去过他们家，还帮忙照看过他们的孩子。我们相处得很好。

有一天，艾琳忽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理查德，你还没问我今年的圣诞卡怎么办呢。”

我顿时感到情况不妙，“呃，让我看看。”

卡片上写着：“祝圣诞、新年快乐！——理查德·费曼和艾琳·费曼。”“哦，挺好，”我说，“这样写很好，对每个人都适用。”

“哦，不行，”她说，“送给费尔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不出所料，她又拿出了另外一盒卡片。

她从里面抽出一张。上面的祝福语差不多，但署名是“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

我只好把这些卡片送出去了。

“这次怎么这么正式呀，迪克 ？”他们大笑。大家都为艾琳能乐在其中而感到开心，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艾琳并不总在想这些鬼点子。她曾经邮购了一本书，是《汉字的音与形》。那是本很有意思的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书里介绍了五十几个汉字，都是用漂亮的书法写出来的，旁边还附有解释，比如：“女三为姦 ：三个女人在一起就会有麻烦。”她还买了宣纸、毛笔和墨汁，练习书法。为了学习更多汉字，她还买了一本汉语字典。

有一次我去看艾琳，她正在练习书法。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地说：“不对，这个字错了。”

于是我这个“大科学家”说：“你所说的‘错’是什么意思？这只是人类的一种约定俗成罢了，并没有某种自然规律说一定要这样写，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的意思是，从美学角度来看，它错了。这是一个有关平衡和感觉的问题。”

“这么写跟那么写没什么区别呀。”我不同意。

“来，你自己试试看。”说着，她把毛笔递给我。

我写了一个，然后说：“等一下，让我再写一个，这个太松散了。”（我坚持不说那是“错”的。）

“那你怎么知道应该写得多松散呢？”她说。

我明白她的意思。这些笔画按一定的方式写出来才好看。美学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我没法定义它。它的无法定义使我否定了它的存在。但通过刚才的体验，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是一种让我从此对艺术心向往之的魔力。

那时，正在欧柏林上大学的妹妹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些汉字。

琼比我小九岁，也在读物理学。有我这样的哥哥对她来说是个压力。她总是想办法找些我不会的事情来做，便悄悄去上了中文课。

的确，我一点中文也不懂，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擅长，我可以为解决某个谜题花费无限的精力。到了周末，我带着明信片去了阿尔伯克基。艾琳教给我怎么查中文字典。你得先按偏旁部首和笔画数从索引里找到这个字，然后翻到这个字的字义解释部分。不过每个字有很多种意思，要把几个字组合起来才能明白到底讲了什么。

我以极大的耐心弄懂了其中的意思。琼写的基本是“我今天过得很好”之类的话。不过有一句话我不太明白。那句话是：“昨天我们庆祝了造山节。”应该不对吧。（后来我才知道，欧柏林还真的有“造山节”这么个古怪的节日，我竟然翻译对了！）

所以上面写的都是寄明信片时常写的琐碎小事，但我明白琼给我寄中文卡片其实是想难倒我。

我从艾琳的那本书里左挑右选，选定了四个适合放一起的中文字，然后又在练习簿上一遍一遍地练习，每个字练了不下五十遍，直到我觉得还不错。

我从中挑出自己觉得写得最好的字，艾琳也认可之后，我把这四个字从上到下粘成一列，在其中一端卷上一根木棍，方便挂在墙上。我用尼克的相机为自己的杰作拍了张照片，然后卷好作品，塞在一个细筒里寄给了琼。

琼收到后打开一看，发现根本看不懂。她以为我只是随便写了四个字寄过来，还拿给她的中文老师看。

她的老师一看到就说：“写得相当不错呀！是你写的吗？”

“哦，不是。这句话什么意思？”

“长兄亦言。”

我真是个坏蛋，从不给妹妹任何赢过我的机会。

艾琳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差，她的父亲也从纽约来看她。当时正值二战期间，长途旅行非常不便，而且花费很高，但他知道艾琳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找我，说：“你最好马上过来。”

我早就跟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克劳斯·福克斯说好，如果有紧急情况请他借车给我，以便我能尽快赶到医院。我还带上了两个搭车的，如果路上有什么意外可以帮忙。

果真如我们所料，开到圣达菲的时候，一个车胎爆了，搭车的帮我换上了备用胎。可是刚开出圣达菲不远，备用胎也爆了，幸好附近有个加油站。我记得当时加油站的修车师傅正在补其他车胎，我不好意思插队。不过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我事情紧急，便去跟修车师傅解释，他立刻帮我们补好了车胎。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否则还要多耽误时间。

我们又朝着阿尔伯克基赶去，一出发我便想起，那位修车师傅帮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却忘了道谢。大约离阿尔伯克基还有三十英里的时候，另一个车胎又爆了！我们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拦车去医院。我又打电话给拖车公司，告诉他们位置。

我见到了艾琳的父亲。他已经在医院守了好几天。“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我要回去了。”他看上去非常难过，然后离开了。

等我见到艾琳的时候，她已经非常虚弱，意识也有些模糊。她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多数时候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偶尔看一下旁边，呼吸困难。每隔一段时间她的呼吸会停顿一下，好像在吞咽什么东西，然后才又继续。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走，惊讶于自己仍旧很平静，这不像想象中最后时刻该有的情绪。可能我在欺骗自己。我心情低落，但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也许因为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

这一点很难解释。如果火星人（假设他们除非意外不会自然死亡）来地球，看到人类这种特殊的生物——活了七八十年后，死亡必定降临——火星人肯定会觉得，在明知生命短暂的情况下活着，真是一个可怕的心理重负。是的，我们人类知道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我们欢笑，玩乐，生活。

对我和艾琳来说，区别只是我们拥有的不是五十年，而是五年。这只是量的区别，面对的心理重负是相同的。除非我们觉得“那些拥有五十年的人更幸福”，那么才确实有所区别。可是那种想法太奇怪了。为什么要抱怨“我怎么这么倒霉？上帝怎么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受到这样的惩罚”，来让自己变得更痛苦呢？如果你明白了现实，并发自内心地接受它，便绝对不会有上述种种抱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所经历的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偶然。

我和艾琳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

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不断想象那些正在发生的生理变化：肺不能将足够的氧气带入血液，大脑因为缺氧导致意识模糊，心脏也因为缺氧变得无力，这又让呼吸更加困难。我一直猜测会有一个全面崩溃的时刻——所有器官骤然停顿。但这一刻没有出现，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任何气息——但在那之前，有过一次非常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走进来，确认艾琳已经去世，然后就出去了——我想跟艾琳单独待一会儿。我静静坐了一会儿，走上前最后一次吻了她。

我很诧异她的头发还是原来的气味。当然，我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头发的气味不应该有变化。但这在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第二天，我去了殡仪馆。工作人员把从艾琳手上摘下的戒指递给我。“要不要再看您妻子最后一眼？”他问。

“什么意思……不，不用了。”我说，“我刚刚看过她。”

“是的，但是刚刚有人给她化过妆。”

殡仪馆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为什么要给已经没有灵魂的躯体化妆？我不想再看艾琳，那会让我更加难过。

我打电话给拖车公司，取回了车子，把艾琳的遗物放在后座上。我带了一个搭车的人，开车离开阿尔伯克基。

出发不到五英里，砰！又一个车胎爆了。我不禁破口大骂。

搭车人诧异地看着我，好像在怀疑我是不是神经错乱。“只是个车胎而已，对吧？”他说。

“对，只是个车胎，又一个车胎，爆了一次，一次，又一次！”

我们换上备用胎，然后用极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没去补那只爆了的胎。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想看到大家一脸哀伤地提及艾琳的离去。有人问我情况如何。

“她死了。项目进展得怎样？”我说。

他们立刻明白了，我不想沉浸在痛苦当中。只有一个人向我表达了哀悼，因为我回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他不在基地。

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艾琳。我马上对她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走了！”

“不，不，”她说，“我骗了你。我对你厌烦了，所以设计了这一切好逃走。但现在我又喜欢你了，就回来了。”我的大脑一直在跟自己作斗争。即使是在他妈的梦里，我仍需要为她为何会出现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一定是对自己采取了什么心理干预。那段时间我一滴眼泪都没掉，直到大约一个月后，我经过橡树岭的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琳会喜欢它的”，顿时，泪流满面。 1VKN7UUiqSbwZqVHIH4dPC4iHWJV4x87ZH/BX6RPTiSltA7etDXExA+oH6jdj/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