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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度过了一个上午的快乐时光。在卢森堡公园看了一个小时的画。之后在花园里散步，一切仿佛还是从前的模样，鹅卵石铺就的路，一群学生，热烈讨论着他们喜爱的作家；铁环上滚着孩子们愉悦的笑声和保姆们警惕的目光；阳光之下，坐着捧着晨报的老人；那些永远有抱怨的家庭主妇坐在长凳子上，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些让她们恼火的食品价格和仆人的过错。接着我去了奥德翁剧院，看到仍然有来这儿看免费书的少年，如我当年一样，在那些穿着罩袍的服务员乖戾的目光下，心中忐忑地读着那些买不起的新书。然后我向蒙帕纳斯的圣心大教堂走去。我漫步在那些肮脏却充满了亲切感的街道上，通过蒙帕纳斯，到了圣心大教堂，拉里已在等我。我们喝了一杯，然后找到一家可以露天用午餐的饭馆。
拉里除了比以前更苍白以外，炯炯有神的眼眸，迷人的笑容，淡定的神态，依然如故。点餐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法语说得很流利，口音纯正。我对他表示祝贺。
“我学过法语，你知道的，”他解释道，“路易莎阿姨她们住在马文的时候，曾经给伊莎贝尔请过一个法语女家教，她总是让我跟她们用法语交流。”
我问他对巴黎的感受。
“我非常喜欢。”
“你住蒙帕纳斯吗？”
“是的。”他犹豫了片刻，才说出这两个字。我感觉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详细位置。
“你给了埃利奥特‘美国运通’的地址，他一直不太痛快呢。”
拉里只是笑笑。
“每天干些什么？”
“闲逛。”
“读书吗？”
“还读的。”
“和伊莎贝尔通信联系？”
“我俩写信都不太勤快，偶尔吧。她在芝加哥过得挺好的。明年她们要来这边和埃利奥特住。”
“这是好事啊，对你而言。”
“伊莎贝尔头一次来巴黎，我可以给她做向导确实挺好的。”
他对我去中国的经历表示好奇，我讲的时候，他饶有兴致地聆听着。可对于我的一些询问，他总是避开不谈。他让我知道，他请我吃饭，只是一个吃饭的伴儿而已。我有些高兴，也不免困惑。我们的咖啡刚喝完，他很快买单。
“嗯，我得走了。”
随后与我告辞而去，我对他还是一无所知。这一别，我再也没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