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与中国人

时至今日，一个人时常不免要想起白种人，因为近日欧洲的景象实在很足以挑动思潮。

我们不由要问问欧洲为什么会这样的一团糟，因为在那里人类的事情正弄到一团糟，所以人类一定有了过失了。我们不得不向自己问道：欧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样，以致要在欧洲维持和平这样困难？欧洲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说起心智的结构，我并非指智能或纯粹简朴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对事物的心理反应。

我决不会怀疑到欧洲人种的智能。可是可叹的一点是：智慧跟人事很少关系，因为人事多数是受我们的动物热情所支配。人类的历史并非人类理智的聪敏指导下的产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这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傲慢，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畏惧，以及我们的复仇欲望。欧洲仍旧不是被智慧所统治，而是被动物的恐惧和复仇热情所支配。欧洲的进步并不是由于白种人思想的结果，而是由于他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安置在欧洲的首脑，由他领导她的整个命运，欧洲决不会像现在那样。现在的欧洲不是由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所统治，而是由三个有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所统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斯大林。

这不仅仅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些人的面孔像三角形，三角形阔的一面生在下面（独裁者和实行的人），而有些人的面孔却像颠倒的三角形（有智慧的人和思想家，例如罗素）。智慧的人和实行的人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德国民族能够宣誓效忠于“上帝和希特勒”，可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要宣誓效忠于“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欧洲要是一直给这三个有阔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要是她乐于给有阔大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欧洲一定要继续依照她目前的发展路线下去，向着她现在所向着的深渊前趋。

每一个民族都有梦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她的梦想而活动。人类的历史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结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调整便决定了那一个民族的特殊发展。苏联是俄国人梦想能力的结果；法兰西共和国是法国人对于抽象观念的热情的结果；不列颠帝国是英国人的特殊健全常识和他们完全不受逻辑推论的拘束的结果；德国的纳粹政权是德国人酷爱共同阵线和集体行动的结果。

我论及英国人的性格，因为我认为我了解英国比较其他国家好些。我觉得英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较为近似，因为两个民族都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说话方式，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人民都极不信任逻辑，对于太完美的论辩极度怀疑。我们相信当一种论辩太合逻辑时，它不会真实的。两国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处的天赋，而无须举出所以要做它们的原因。一切英国人都爱一个说谎说得好的人，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随便用什么名字叫一件东西，只不愿用它的本来的名字。当然，不同之点也有许多（例如，中国人比较富于情感），而且中国人和英国人有时也会互相触怒；可是我是发掘到我们的民族性的根源里的。

让我们分析英国人性格的力量，看看英国这个民族的光荣历史怎样从这种性格兴起的吧。我们都晓得英格兰不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且是一段惊人的历史。英国常常惯于做一件事情，一点没有错，可是称它的名字却错了。例如现在，她把英国的民主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缘故要领略英国伟大的性质是很困难的。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英国人曾被人非难为虚伪，矛盾，有“糊涂混过”的天才，却显然缺乏逻辑。我要为英国人的矛盾和英国人的常识辩护。非难英国人为矛盾实在是没有道理，完全是由于对于英国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领略所致。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地位，我能够了解英国人的性格，比英国人了解自己更好些。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点真正领略英国的伟大之处的观点。为了要领略英国，我们必须对逻辑有一种轻蔑心理。这一切对英国人的误解，是由于对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谬误见解所致。常常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把抽象的思想认为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你的一切思想都虚废了，而且是人类脑子的正常功能的败坏罢了。

我们都有一种曲解，认为人类的脑子是一个思想的器官。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更远离真理了。这个见解，我认为在生物学方面是错误而且不健全的。巴尔福男爵说得好：“人类的脑子正如豚鼻那样是用以找寻食物的。”总之，人类的脑子不过是一段扩大的脊髓骨罢了，它的第一种功能便是用来感觉危险和保全生命罢了。我们没有成为会思想的人以前，不过是一些动物。这种所谓逻辑推理能力，不过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发展得很迟的东西，甚至在现在它仍旧很不完全。人类不过是一种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觉的动物。这种帮助一个人去获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思想，因为这一类思想常常比较健全。这一类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识。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惨。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它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

英国人也思想，可是从来不让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逻辑的抽象里迷惑起来。那便是英国人心性的伟大之处，英国能够在最适当时候做出最适当的事情，便是这个缘故。英国能够加入适当的一方，参加适当的战争，也是这个缘故。她常常参加适当的战争，然而常常举出不对的参加理由。那便是英国的惊人力量和生活力。我们也许可以叫它做“糊涂混过”、矛盾，以及虚伪。归根到底却是那健全的英国人的常识和一种头脑健全的生活的本能。

换一句话，正如各个人那样，各民族的第一条定律便是自存律，一个民族越是能够使它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不管有没有逻辑，她的生活本能便也越加健全。西塞罗说过：“不矛盾是狭小心性的美德。”英国人的具有矛盾之点，只是表示英国伟大的标志。

例如，拿这个令人惊异的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吧，它现在仍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人民怎样把它建立的呢？便是由于完全没有逻辑的推理所致。你也许可以说，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是：英国人的运动精神，英国人的耐久力，英国人的胆量，以及英国的法官的廉洁。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颠帝国的伟大是基于英国人缺乏脑筋作用这一点。缺乏脑筋作用，或脑筋作用不充足，便产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颠帝国存在着，因为英国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优越。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出去征服世界，除非她很确定自己的“开化”的使命。然而，当你开始想到和看到别一个民族的一些东西，或是别一个人和他的习惯时，你的道德信仰便离开你了，同时你的帝国也覆亡了。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到今日还能够屹立的缘故，是因为英国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确实无谬的方法，又因为他不能够宽容任何跟他的标准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颠帝国本身是基于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计划。它的基础实在是远在伊丽莎白女王时，跟西班牙帝国的极度奋斗时的海盗时代所奠定的。可是，当海盗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扩展是必需的，英国竟能产生充足的海盗来应付局势，她并且对海盗称颂起来。其后，当工业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场时，她又发展一种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她的开化势力方面，又有另一种惊人的发现。不久，一个英国诗人吉百龄（Rudyard Kipling）发现了白种人的负担，那种白种人的负担的感觉以及英国的开化势力帮助英国人继续干下去，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这样。当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现出对于生活更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种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么，那么想想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颠帝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创举，这样的一个帝国，无疑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逻辑便能团结起来。若是在任何别的民族的手里，那大不列颠帝国一定会尾大不掉便倾覆了，因为这个把一个从澳洲到加拿大这样大的帝国团结起来的难题，就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胜任。只有英国人的心智才能解决它，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发明了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实际上等于一个国联，不同的一点便是这个国联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国人民说不定没有自觉到这是一个国联，因为他们惯于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英国人怎样发现这个公式，可是，他们要不是发现它，便是由于他们纯粹的常识以及和现实调整的能力而无意中发现了它的。

或是拿英国的语文来说说吧。英语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种国际语的语文了。英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也许是由于逻辑的可笑的缺乏，由于英国人的那种纯然的倔强性格不肯说他种语言。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时便说英语，在法国时便说法语，在德国时便说德语。可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到哪里只说英语。英国人有一句格言：

当你在罗马旅行，

要像在家时那样做事情。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唯一诗句。

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了。

在英国的民族生活的各点尽皆如是。她的英国国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常东西。从神学方面说，它是一盘英国酱汁和罗马羊肉合煮的菜，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学理论，仅仅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是荒诞可笑的，不合逻辑的，时至今日它是无可救药地陈腐了，可是几年前英国国会仍旧拒绝把它的祈祷书修改呢。这是英国的妥协精神的最高例证。可是它却是一种有效力的教会，能够维持生命到今日。

英国的宪法又是另一件英国的凑杂物的杰作，然而，即便它是一件凑杂物，它对英国人民却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

英国的大学又是另一个许多学院的奇异混杂物的例子，没有韵律，没有理由。牛津大学有三十个学院，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什么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又假乎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将来总有一天英国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英王仍旧高踞宝座上，由一个极度死硬派的保守党内阁来领导。现在英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贵族们的田地和房产课以重税——并不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在短期间英国也许会成为劳工政府，可是人们会觉得过程是这样地温和顺适，一点不会有剧烈的动荡。我很相信英国的民主政体基础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欧”。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自认合适。当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拉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乱套。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却是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的；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的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的）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要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的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为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地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去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了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比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之道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确当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大量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会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会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会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功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在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之点。除了他的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如要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之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途程也更为稳健。一个人觉得可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人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定会晓得这个计划，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现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美国人

在中国，人们听到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故事。它们大体上跟一个人在法国或英国所听到的很相像。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男人们吃“热狗”（Hot Dog），女人们嚼橡皮糖，孩子们舔冰淇淋筒。然而，这个见解并不是指“有些”美国人是这样，而是指每一个男人都吃“热狗”，每一个女人总是不停地动着她的牙床，而每一个孩子手中总拿了一筒冰淇淋。

“那不是一个古怪的世界吗？”我们互相问着。其后我们又听到一百零二层的摩天大厦，汽车在地底像蚯蚓那样走着，火车在半空中飞驰，餐室里你只要投进去一只镍币，一盘烧鸡便会自动地跳上你的桌上，你无须举步便会把你送上高高的楼梯，警察都是六呎高的身材，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动着。诸如此类的事情令人不能相信，可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些东西。啊，美国！

比这更坏的，我们听见人们说，在美国人人都是守时刻的：一个美国人约好了九点钟，他一定会在九点钟时来到的；每个人都在街上匆遽走着，谁也不会耗费一分钟；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我们听到好莱坞的人都是很有钱、满足和快乐；在美国人人都是基督徒，美国革命的儿女们都是美国民主政体的监护者；黑种人每天都给人私刑虐杀，芝加哥的每一条街道转角处都有流氓藏匿着；在这个自由的国土里，人人都是歌舞狂欢；还有这个平等的国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拍拍每一个人的肩膀……

所以我是带了惊异的眼睛来观察美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解事的人，我并不希冀得过奢，也不太少。那是我的一点长处。从科学方面说来，我相信每一件东西都是可能的，从人情方面说来，我相信许多东西是不可能的。在一切属于科学的东西，我发现那些事实并没有言过其实；可是在一切属于人类行为的东西，我坚信美国人跟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准备去接受那最坏的和最好的。当我发觉我自己并没有错，美国的妇人仍旧像中国人那样照料她们的丈夫的肚子，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孔子这个名字，我是多么愉快啊。

我走进一家美国药房，开始看到美国人的人情。一家美国药房正适宜于作这种观察。它们有四个“C”：Cigars（雪茄烟）给男人，Chocolates（巧克力糖）给女人，Candies（糖果）给小孩子以及Cough Drops（止咳药糖）给老年人。我看见男人买雪茄烟，女人买巧克力糖，小孩子买糖果，老年人买止咳药糖。我又看到女人和小孩子也许要比男人和老年人更愉快，可是他们确是比较他国的女人和小孩子更愉快的。

因为美国是女人和小孩子的国土呢。它名叫新世界，同时欧洲和亚洲都名叫旧世界。当你说起新世界时，你的意思不过是说，美国的女人是新的，美国的小孩子也是新的——他们跟欧洲的女人和小孩子不同；是女人和小孩子使美国成为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女人都有一个机会。给一个女人机会常常使旧世界的男子恐惧，尤其是一个亚洲人。“将会发生什么呢？”以保护女性为己任的男子总会本能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给一个妇人机会，譬如，如果你放任一个年轻少女走进那广阔的世界去，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发现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与女人后，竟没有什么发生，我不由感到一点惊诧。她们分明是能照料自己的。我开始感到奇怪：我们在旧世界里的男子，为什么都要麻烦自己，去照料女人们呢？

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想后，我自愿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女人不过是跟男人们相同的人类罢了。她们同样具有判断错误的能力，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阅世经验和接触；她们同样有能力去做有效率的工作和保持冷静的头脑，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商业训练；她们能够具有同样的社会眼光，只要你不把她关闭在家庭里；最后，她们也具有治理得好和坏的能力，因为如果用女人们来治理这个世界，她们至少不会比男人们在欧洲那样弄得更加糟。

我读到初期的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因而相信获得解放后的女人们是不愿结婚的，我发现女人们大体上是不会误信那种无稽的事情的。如果许多女人不结婚，并不是因为她们不晓得什么是好的。她们对于那件事，常识正多着呢。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没有男人的爱而生活，同时仍旧是一个愉快的生物学的动物。

有些美国女子，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她们受了欺骗，以致把婚姻的权利放弃了，把她们女性具有的使用各种手段去虏获一个男子的特权放弃了。我说，她们是受了一种生物学上说不通的哲学思想欺骗了。不管你们怎样说及在中国女人受到压迫，你们要记着每一个中国女人都结婚的。那便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男子，由于上天的意旨和社会的创作，都要受到她管理。不管整个男性是多么崇高与有力地把她支配着，一个中国女人至少能够支配一个有肉有血的男子——这一个男子是上帝交到她的手里，要去继续她的捏塑和制造男子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意思是说，男人这样脏而重，女人这样轻而洁，便是这个道理，而且水渗透进去使泥捏塑成形。我认为《圣经》里的《创世记》应该加入一点中国色彩，重写一次：亚当是泥，夏娃是水，上帝仅仅捏一个粗糙未完成的亚当形状，吩咐夏娃把其余的工作完成。每一个女人跟男人结婚，不过是继续上帝未竟的工作，从上帝或他的母亲离开他时那个样子开始着手工作。现在聪敏的美国女子都认为这有玷她们的尊严。上帝不喜欢她们这样的态度，因此才以神经衰弱病和伶仃孤苦病来处罚她们。美国女子愈早些决定她们并不爱独居生活，她们便可快些获救。让她们跑出她们的特别优美的哲学之宫和独立生活吧，让她们把纯净的水跟他们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让她们把“阳”与“阴”联合起来吧，让她们面对那显明的真理——男人与女人只有跟异性和谐地补充才能达到他们的完全表现，然后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让她们这样做做，看看有什么结果，她们要再度发现一个古老的真理。这个真理旧世界的女人们好久前便已经发现了。

我对美国女人要说的是一句老套的话：不管用什么手段，出去找一个男人吧。潜在的意识已经死了——让我们恢复到简单意识到的真理吧。出去找一个男人，生儿育女，养小鸡与种萝卜。

现在我们说到美国民主政体基石的普通男人。美国政体属于一种高度浪漫类型的民主政体，以普通男人的地位来渲染女人的地位，渲染同时也给它的浪漫主义所渲染，那才真是渲染着。

马丹台·史坦尔（Madame de Sta l）的浪漫主义，广大的，人道的，超脱国家观念的，情感的。普通男人的地位渲染着同时给它的民主主义渲染了。

要明了普通男人的地位，首先必须明了美国民主政体的性质。美国民主政体根本是基于“为最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这一个理想，因此，那代表着最多数的人的普通男人才出现了。

我也许错了，可是我相信，在美国有“最多数人”这一个理想，而不仅仅是“最多数人”这一个空虚的名词，才使一般人民体会到民主主义。因为只有在美国人们才会听到一个人能“出售一个念头”，而一个无线电广播的主持人能“收买一个艺人”。

普通男人是美国民主主义的基石，因为代表最多数的是他们而不是美国绅士，最多数的东西都是售给他们，无线电节目和影片也是为了他们而设——如果制造家不整千整万地把他们的出品出售并且为了千百万人而摄制电影，那么美国民主主义还成什么呢？

正是这样，在美国的民主政体里，我们会有生命而且大量地具有它，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汽车，大量的杂志，和大量的无线电收音机。所以普通男人繁荣了，他过得好日子，而且他越是普通，他越是过得更好的日子。

因为只有在美国普通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性能。对一切新的人总得优待些，你把一切放在这个美国民主政体的大锅子里——新的女人，新的孩子，新的医疗法，新的风尚，新的衣服，新的游戏，新的学校，新的机械，新的沙发床，新的爵士音乐——把它们一起搅混了烧煮。因为自己有一副爱实验的头脑，所以我急于要晓得再过五十年后，这一锅子里会煮出什么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