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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高校内部的两极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村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父老乡亲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正在衰败，出于不甘心，就自发组织支农社团。正好也有了中央接受“三农问题”作为重大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又是以发动农民为主，自然就会产生动员力，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高校组织支农社团，然后开展下乡支农的活动。
这是新乡村建设的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农民组织建设，一个是学生社团支农下乡。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在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乡村建设的工作。
客观地说，我们的工作与当时主流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相悖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本身规律性地造成贫富差别拉大，市场化改革也就带有一种因主张市场经济而必然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在什么上失灵呢？在扶助弱势群体上失灵，市场只制造贫富分化，却不可能缓解贫富分化。市场失灵在什么问题上最严重呢？恰恰就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上最严重。那么贫富分化在中国客观的改革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贫富分化也就主要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当时我借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城市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幸”。把托尔斯泰的话搬过来描述城乡二元结构，很恰当。
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城市，因资本集中在城市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城市收入相对比较高。而农村是三要素流出，无论是资金、土地还是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长期大规模流出农村，导致农村是一个似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任何领域，只要三要素长期流出，一定是衰败的。所以，忽视三农而只强调农业问题当然会出现农民的贫困化，农村严重衰败，农业也就成为弱势产业了。
因此，按照市场化条件我们几乎没有做事的可能。正好2000年，我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体改办，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我利用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和《中国改革》这个媒体的平台，来复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我们当时关注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组织和青年下乡这两块工作，就在杂志社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的小组织，吸引了很多各地有志于乡村建设事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天津科技大学来了一位教师，叫刘相波，他比较多地在从事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建设，帮助学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另一个跟他配合比较紧密的叫邱建生，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社区大学、组织合作社。他们俩就成了杂志社这两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因为要强调对民国年间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前辈们的继承性，后来刘相波就发展出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就发展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
我在杂志社大概就做了三年，从2001年到2004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乡建算是初步恢复起来了。此后，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困难重重。到2004年前后，乡建团队和杂志社追求利润的理念渐行渐远，那就只好离开。
离开以后，各单位就没有依托了。当年毕竟还有这么一个办公场所，还有这个中央单位的名义，还能利用一点媒体资源，而一旦离开之后，就不能再使用官方资源了。怎么办？
幸好在这三年间，我们已经在各地培育出来一大片学生社团，形成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下乡去跟农民结合，也已经蔚然成风，还得到了不同来源的项目。所以刘相波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被甩到了社会上，但无外乎是调整了一种生存方式。2003年我们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来邱建生的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也扎根在那里了，主要是在村里工作。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大学生参加培训和下乡支农，这块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大，但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经费租办公室，有半年到一年时间，连放个办公桌的地方都没有，几经周折，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可见这件事情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再后来，有了一些资助单位，得到项目经费，可以支持青年人长期扎到农村实践，也就是现在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这样，就把动员青年志愿者下乡的工作维持了下来。
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我和刘相波都没想到后来演变成“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