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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乡村建设中，与20世纪前辈们类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农民。因为只有让农民组织起来，才能集合谈判，才有谈判地位、有谈判能力，才有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反过来讲，如果农民不能组织起来，那么高度分散的农民就不可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如果农民不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上的任何主体下乡与分散农民所签的合同，几乎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这个社会契约关系就建立不起来。人们都说，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个信用社会，但所有这些说法，只要农民分散，就都不可能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农村基层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当时以合作社作为农民形成组织的主要形式。这个工作大大早于国家的合作社立法，其目的无外乎是给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建立基本的组织基础。因此，即使从这个主流的角度入手，我们也要去发动农民。
接着，问题就来了，谁去发动？
似乎无人可用。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组织大学生下乡。
我当时在中央的农村政策部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所在的联络组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跟农民结合，一方面开展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把青年人的热心和能力，用于帮助农民，多多少少地促进农村的发展。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在农村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支农。当时我的领导后来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的杜老杜润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作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就对我们说：“你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真的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到农村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在杜老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一直鼓励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所以，80年代的农村政策相对比较有效，“一号文件”显得更受农民欢迎，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调研，体察民情。
但20世纪90年代就不同了，自按照西方的模式只讲农业问题以来，对农民权益、对农村发展问题似乎都忽略了。由此，鼓励青年学生下乡的中央精神，这个时候似乎也就淡化了。
直到21世纪中央重新强调“三农问题”，我们才再度发起青年学生下乡支农活动；随之也有国务院领导以批示或写信的形式，鼓励青年学生下乡。
这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想发动农民形成组织来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谈判地位、来稳定社会契约关系、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经济社会基础等等所派生的谁来帮助农民形成组织的问题。我们当然继续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部门的优良传统，培训大学生下乡，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就变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题中之义。
可见，要配合着发动农民组织，必然要发动青年学生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