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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得到直接通知参加了由总书记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会上我向总书记当面汇报“三农”问题，希望中央把“农业”政策导向改为“三农”政策导向。当时在参加那场中央“三农”工作座谈会的人中，我算是最人微言轻的，也是说话最直白、最没有任何顾忌的。当我把农村形势之所以很严峻，“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恶化，是涉及方针路线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时，中央领导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你反映的问题提交到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央全面接受了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强调的“三农问题”的概念，这是“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的背景。
此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的。因此，我们强调“三农”问题，和有关部门强调“农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方针。我们对90年代农业政策的批评，主要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新世纪初，有关部门即使很被动地接受“三农”问题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把农业排在第一位，农民排在最后。
从道理上，第一位的应该是农民，中国长期以来能够真正体现社会进步的，主要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上。因为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结合得非常紧密，农民的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原则。因此，强调农民在“三农”中是第一位，不仅是因为要“心中有人”，要“以人为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扬靠农民传承的这种农业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和过去只讲农业生产、孤立地讲农业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位才是农村，其实我们是讲农村的可持续，反对那种“消灭农村”的极端化主张。如果没有农村作为载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还是农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恐怕客观上都不能存在。
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这三者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知道三点支撑是最稳定的，只有强调“三位一体”的“三农”可持续，才有农业的可持续。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并且在2005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开始恢复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说乡村复兴运动。
最早强调乡村的是“村落主义”，它是1894年甲午国耻之后张謇下乡搞南通试验区的时候提出的，而“乡村建设”的概念，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延安的革命者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分别独立提出的。这个概念广泛的国际传播交流中被翻译成Rural Reconstruction，意思就是乡村或农村“重建”。后来国民党退出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用的是“农村复兴”这个概念，并且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官方机构。
我们在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考虑过不叫“乡村重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这些老的概念，应该叫作“乡村文明的复兴”，但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我们想还是延续着叫“乡村建设”吧。为了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有所区别，又叫作“新乡村建设”。
当代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之所以兴起于2001年，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这虽然一时间反响很大，但各地和各部门仍跟不上。由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我们借此发动年轻人到农村去和农民直接结合，来了解“三农”、服务“三农”，这就变成了一个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趋势。如果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发出批判，得到少数有一定觉悟的青年人响应，那是少数人做的，显然是个小众的事情；一旦和21世纪之初，全国认同“三农”问题这个新形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有持续性的社会运动。
这是乡建运动在21世纪初得以复兴的大的背景。
从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开始，到2019年已经有十八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下乡到农村去，参与农村的支农调研活动，被社会上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骨干，还慢慢形成了鼓励年轻人下乡到农村去锻炼成才的“农村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其实就是想把那些不仅有心，而且还想在农村有为的年轻人培养成才。一般按照西方模式做的那些高校是不可能开展这种人才培养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