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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到了那个公司后，我经常出差，河北、河南、云南都去过，在北京的时间很少，难有机会接触那些老师和支农同学。我就跟在大学里一样，看他们的书，看报刊、网站，关注思想学术界动态。2007年4月，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改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此次“改革争论”的总结和评价》，以“车易”的笔名，发在网上。文中说，“2013年到2041年是中国变革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的特点是‘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意思是，国家干部为人民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贪污腐败现象迅速减少，虽然仍有些微不足之处，但深受人民爱戴”（果不其然，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猛药去疴，铁腕反腐，政治生态迅速好转，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2008年，公司新来了一个叫梁翔宇的同事，聊天中他说，有个叫吴丰恒的，参加了支农，他们在北京温泉村有个机构，叫作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在河南。但我当年年底就辞职到了北京，找到了温泉村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在中心，接待我的是何志雄和王盼，他们问了我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中心的情况，知道温铁军老师是精神引导者，知道每年都有人才计划，现在是第四期，下一期第五期，我可以参加。过了几天，刘老师又找我谈了话，算是面试吧。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农村好还是城市好？”我说：“各有好处，农村环境好，但是挣钱、上学、看病不方便，城市相反。”他说：“也对也不对。现在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人才都从农村跑到城市去了，如果大学生、青年人才，能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农村就没有你说的那些坏处了。”我心里想，这可能就是刘老师做“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原因吧。这一次谈话，我有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从此开始了我的乡建生活。
大四的时候我虽然下决心要走追求道德的路，但是路在哪里、怎么走，我还不知道。具体疑问是：对历史社会内部的力量构成和相互关系，如王道和霸道的关系，道统的传承谱系等，还不明白；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非常懵懂，我要追求道德，在当今社会谁是老师和朋友我都不知道。我是带着这些疑问加入人才计划的。
在顺平试验区的一年里，李翰昭、刘秋菊、张志伟、葛玉桃和我五个五期学员，跟着德斌、张可两个三期、四期学员，协助四个村子的农民做合作社——柴各庄的于阿姨等人、小水村的葛叔等人、史家沟的杨阿姨等人、康关的赵叔等人。于阿姨、杨阿姨、葛叔他们年纪大了，曾经因看不惯村干部贪污上访过，刘老师劝他们不要上访，转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们帮他们搞了农资店、养了一些羊，还有资金互助等，挣钱不多，他们倒也安心，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做大。康关的赵叔不是上访出身，40多岁，正当壮年，原来做一点小生意，有经济头脑，我们协助他承包了几百亩山地，种了树、养了鸡，一个小农场，现在还在经营，效益还不错。
前半年，我们主要在柴各庄和小水村花了不少精力，但是感觉工作很难推进，上访团队转型成的合作社，没有做经济建设的能力，内部还有一些矛盾，所以，下半年开始我就去康关住了。农忙的时候，我也帮助于阿姨、杨阿姨等收玉米、割谷子，但平时主要协助赵叔做农场，虽然也很难，但一点一点地在前进。为了这个事情，我跟德斌、张可等还有过争论，到底重点放在哪个村？放在什么工作上？当时我就觉得农村有自身的纹理，农村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建设一个村庄必须顺应这个纹理和规律，就像“庖丁解牛”，不然劳而无功。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依靠冒尖的青壮年发展当地特色经济。同时我也感觉到，农村好复杂呀！农民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低，他们没有足够的胸怀和智慧去化解矛盾；相反，一件小事都可能闹得很大。我们的工作必须小心谨慎，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甚至引火上身。所以，乡村建设还真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得了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温老师说，“支农活动，主要是为了大学生自身的成长，了解脚下这片热土，并不指望你们真正能为农村做出多少事情来”。
除了合作社的事情，我还是我们五期学员选的学习委员，引导大家的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那一本《参考资料》，因为要做表率所以看得很仔细，每篇都写读后感。参考资料里有很多学者的文章，左中右各种观点，如徐友渔、秦晖、黄宗智等，可能刘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自己辨别。这些学者不管观点如何，都是学术界头面人物。在刘老师的引导下，不知不觉我对学术界的状况慢慢了解了。
学习《参考资料》之外，还有两次理论培训，请的也是这些老师，徐友渔、卢周来、钱理群、党国英等，当然更有温老师。大部分老师讲的理论知识我记不太清楚了，温老师讲的他的人生故事倒是印在了我的心里。他讲到，“文革”时候怎么坚持读书学习，后来到人民大学读新闻专业怎么恶补英语，在军委总政研究室的时候为了圆毛主席的未了心愿，和几个朋友骑摩托车千辛万苦走黄河……温老师这些在逆境中追求理想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总之，人才计划一年，我对农民和学者的状态了解了很多，加入人才计划时带着的疑问初步获得了解答，进步很大。在结业论文中我说，“比大学四年进步总和还大”。同时，基于自己的感受，我对人才计划也提出了一个建议，“选一个合适的农村，学员集中驻点，一定五年。因为农村的问题很复杂，学员集中起来容易做事，农村的问题又需要长时间地磨，一年时间根本不够，最好能长期扎根”。（现在看来，这个理想方向对，但是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三农”问题不是三农自己的问题，是城乡矛盾、中西矛盾等外部大环境决定的，是宏观政策造成的。2003—2013年，大环境还没有改变，宏观政策没有改变，年轻人在农村很难做出成绩，很难扎根。）
后来，在枣强大营镇芍药村、天津、嘉泽也一直是这样的学习状态：一边参与农民、工友的事情，了解底层社会，一边读书，从温老师、汪晖教授到鲁迅、梁漱溟、费孝通、李泽厚、黄宗智等——就是20世纪以来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著作，还有《尚书》《易经》等传统经典。这样一直学习，差不多到2013年，加入人才计划的时候带着的疑惑——“历史社会内部的力量构成和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要追求道德，在当今社会谁是老师和朋友”基本弄明白了。
可以说，人才计划五年的学习给了我答案，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清末以来百年历史图景重构》，发表在嘉泽姬山书院内部刊物《乡建与自觉》上，编辑了一本文集«百年经世文编»。而且特意请教了温老师、黄宗智老师和汪晖老师。黄宗智老师说，“去其形式，保其深髓”，温老师说，“甚合吾意”。老师们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以这篇文章为标志，五年前加入人才计划的时候带着的理论疑惑基本上解决了。
这几年里，温老师、汪晖老师等的著作我仔细研读，向他们请教疑难，让我具备了宽阔的历史视野；人才计划的同学，乡建青年人都是益友，还有传统文化圈子里曾维术老师等，亦师亦友。自己的老师就是温老师、汪晖教授等学者，朋友是人才计划的同行，以及其他具有“家国情怀”和“底层关怀”的优秀青年人。
我这五年（2009—2013年）的学习成长，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引导分不开，尤其是刘老师，他一直为我的理论学习提供帮助，给我介绍文章、介绍书、介绍老师，学术上允许甚至鼓励我跟他辩论，他是一位好老师，现在他不在了，我很怀念他。
在2013年，以理论探索为主的学习阶段基本结束了，今后理论探索会继续，但到了转入实践探索的人生阶段。我要沿着尧、舜、禹、汤、文王、孔子、孟子以及慧能、百丈等古圣先贤走过的路，自觉觉人，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跟着温老师等乡建老师和人才计划的朋友们，做农民的组织工作、合作社的工作，化解“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