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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学，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进一步发展。不过，第一年，说实话，对大学充满期待，甚至对老师们很崇拜，那可是教授啊，有学问，以前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我努力做一个好学生，然而，慢慢地，不满意还是冒出来了。课本还是那些内容，比高中深一点而已；老师倒是不逼着你做习题了，可是你要选班委、拿奖学金、入党、保研，就要分散精力；学习压力是小了，可是也疯狂了，玩游戏、谈恋爱、混日子。
这样的大学不是我想要的，大学就应该像我们校训说的，“怀天下、求真知”，老师应该带着学生探讨历史社会问题、研究真学问，可是整天在校训下走来走去，却没见有老师和同学那样做。第二年开始，我就不怎么去上课了，对周围环境有一种很强的抵触——无力改变环境，又不想被环境同化，就这么矛盾着。每天去图书馆，看文学、历史、哲学、时政类图书及报刊。学校图书馆有藏书300万册，这对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学中学里看课外书还要挨批评的又对历史社会充满好奇的学生来说，吸引力可想而知。一年的自学，让我改变很大，感觉到自己的兴趣不在物理而在历史。大三一开始，就向学院提出转专业的请求。历史系的分数线比物理系的低，再补考几个科目过关就可以转专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院里老师说不容易转，但说帮我争取。就这样，一边跟院里沟通，一边自学历史和传统经典，到了大三快结束的时候，院里通知说，学校决定了，不能转专业。
恰好，那几年，学术界有一场关于改革的争论，在《读书》《中国改革》等杂志和乌有之乡网站上，我经常看到一些争论文章，虽然自己的理论素养不高，但直觉上比较赞同温铁军、汪晖、崔之元、甘阳等学者的观点，而且在《大学生》杂志上，我看到了白亚丽休学支农的报道，当时眼睛一亮，觉得这些人、这些事，是冲破世俗遮蔽的契机，感觉支农是追求道德的方式。同时，在对传统经典尤其是《易经》的学习上，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理解了«易经»中“时”的含义，把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同六十四卦对应了起来，国家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忽然显现出了美妙的秩序，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了。我清晰地认识到，1900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变革时期，我则在大四面临着从世俗中挣扎出来反身向道的抉择。总之，温老师发起的大学生支农和乡村建设是社会外部条件，自己心智的成长、对«易经»理解的深入是内部条件，两方面条件综合，我决定摆脱世俗，走追求道德的路。
这是大学四年最重要的收获，虽然没有得到学位证（学分没修够），但是对历史和人生有了自己的见解，并下决心走追求道德的路，这是最好的学位证。怎么联系这些老师和同学呢？毕业后，我在学校就业网站上看到北京一家公司来招聘，查了公司资料，就去应聘，打算到了北京，就能接触到这些老师、同学，与支农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