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果说第一次哭，还多多少少是因为年轻的毛躁所引起的，那么第二次哭，则真正体会到了理想在利益面前被碾压的绝望和说不出委屈的伤心。
2008年3月，距我第一次哭有9个月的时间，此时项目已经进展得差不多了，该做完的工程也基本完成，没完成的也基本上开不了工，因为在上次开会时争吵的结果，这种撒胡椒面式的项目分配方案，有些人口较少、相对贫困或者组织较弱的村民小组，注定是做不下去了。于是，我又得召集大家重新讨论剩余的项目资金的分配方案。
我照例联系所有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其中一个村干部因为之前有一个项目没满足他的资金要求，总是推三阻四地爽约，没办法，只好一次次地电话联系。再一次爽约之后，我终于压制不住自己了，因为前一天在县、镇两级政府领导面前答应得很好，说要一起开会讨论工作，可我再打电话给他时他还是说有这事那事，等到天黑都没来，我只好说：“如果你来不了的话，那么我就和其他几个代表商量，你到时候就别再有什么意见了。”他说：“就你们说了算，你们一直都是老大。”我一听他这么说，更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就说：“找你来开会商量你又不来，这次这个老大我还当定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最后，他说要我小心点，并说看我怎么从这个村滚出去。
晚上，我又哭了，是在兴国的第二次哭，饭也没吃，就喝了一碗米酒，想尽快地睡去，却在不停地抽泣。这次的哭，是委屈，但更多的是绝望，是理想崩塌的绝望，在利益面前，我所追求的理想，我要追求的公平，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收到的却是恶语相向，甚至威胁或滚蛋。我在这里所能留下的，无非是他们想要的一座桥、几条路、几个水渠、几间房子，以及我和村干部、村民代表吵架甚至打架的故事。
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还想动手，幸好当时我们有3个人在场，只是相互拉扯了几下。后来，县扶贫办一副主任到了村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地叫去谈话，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最后的项目调整，他没再参与，我和其他村民代表则在磕磕碰碰中完成了新的资金分配方案，为了平息争执，绝大部分剩余的扶贫资金，几乎都用到当地的小学，维修小学校舍、翻建小学厕所，而这本该纳入教育部门计划投入的项目中。
新的资金分配方案确定之后，离项目结束已不足两个月，剩下的事情就是拨钱、花钱，简单、畅快，越快越好。但往往简单的事情最容易出问题，在需要钱的时候钱总是迟迟下不来。项目一开工钱就得到位，钱不到位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就都来找我，于是我在村里就成了一个欠债的人，不得不时而去另一个村，时而回家，时而装着出差，表现出一副很忙的样子，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向中心申请钱，但钱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迟迟下不来。在一次原定时间要拨款，但因为中心的原因钱没到账，以至我和中心当时的负责人刘老石大吵了一架，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中心账上也没钱？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当时我就反驳：“是的，我的承诺就是很重要，当时是你说的能拨钱我才跟村里做的承诺，我也是有尊严的。”说完后我就挂了老刘的电话，挂完电话之后我们又互发短信，他说：“不管怎样，你都要把剩下的事做完，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一听“道德”两个字就反感，马上就反驳他：“我就要讲道德？他们就可以什么都不讲？这些事本来就不是我该承担的事情，到现在却要我背着道德的担子去做！”
后来老刘没再说什么，接下来的事情大多都是由着我自己的性子在做，在我认为做得差不多了该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资金迟迟拨不下来，是因为被负责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同事“借用”了。借用？！多轻巧的一个词啊！让我们在村里像杨白劳一样躲债，也让我们努力工作的人在无端地相互指责。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离开兴国，离开农村，离开这个让我无尽遗憾和伤感的村子，带着满身伤痛和疲惫，也带走了青涩和不懂世故的少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