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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下半年，也就是实习期的前半年，我被安排在山东微山湖畔一个叫姜庄的村子里，和一起下乡的伙伴支持当地合作社的发展。半年之后，也就是2007年1月，在我参加完一次公务员考试之后，中心的负责人老刘告诉我，我们刚中标了一个NGO组织与政府合作扶贫实施村级规划的项目，在江西兴国，离我家很近。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半，我就来到了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叫“忠田”的小山村，为当地留下了一些痕迹，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迹。
这个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在当时来说意义很大，是政府第一次拿出财政的扶贫资金，来采购NGO的服务，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叫“政府采购社会服务”。在这宏大叙事中，我们团队的作用，可能仅仅是其中一个微小的统计数字；更大意义可能是偶尔会被当作某个里程碑事件中的一分子而被提及。而真正影响我的是，我与村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两次冲突，以及冲突过后两次心情和境遇不同的哭泣。
也许是因为我顶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头衔，也许因为项目得到国字号基金会的支持，尽管我的老家离这里只有百里之遥，但因为我被当地人认为是“中央”派来的钦差，以至最初的两三个月里，村里办低保的找我，计划生育的也找我，甚至有一次我打摩的从镇里回到村里的时候，摩的师傅非要多收我1元钱，说我从“中央”来的不差钱，直到我用当地土话反问了他一句：“你见过哪个中央下来的干部还会坐摩的？”摩的师傅才松口，按照原价带我回村里。
因为项目的设计，我所代表的机构对投入这个村子的50万元扶贫资金有一定的决策权，开始时大家对我的工作都很配合，入户调研、选村民代表、按村民小组申报项目计划、管委会代表核实项目等，根据项目手册规定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一切事情进展都很顺利。于是，在我们正式驻村工作两个月后，在村干部的配合、老干部的支持和村民的拥护下，一个完美的村庄扶贫规划即将出炉，似乎只要与村民选出来的代表开会一通过，这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即将改天换地。
会议在我22周岁生日的前5天举行，地点在村委会，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会议所有的9个参会代表到得都很准时，除了3个村干部稍微年轻一点，其他6个村民代表都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就在我认为一切都将很顺利的时候，会场开始一点点地失控了，看到这个“完美”规划的项目表的时候，代表们都拿着这张纸重重地翻过来翻过去，相互之间借着老花镜，在看这张纸上有没有自己村民组的项目，有多少项目资金。
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组里的人口多少？组里到公路的距离多远？项目资金该是平均到组还是平均到户？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争相翻看仅有的两张项目列表；不一会儿开始拍桌子吵架，接着便是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连四五十年前的事都扯出来了，不一会儿拍桌子又变成了面红耳赤的骂架。
这时我着急了，想制止他们，也开始拍桌子跟他们叫板，试图让他们停下争吵。但没想到适得其反，大家吵得更厉害，有人开始指责我偏心，也有人指责我一个外人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指责我一个小毛孩凭什么对着一群老人指手画脚。于是，吵着吵着，变成了我一个人和他们之间的骂仗，会也开不下去了，有的代表开始离场。最后，会场里只剩下几个村干部，我一生气也离开了会议室，把自己关在了宿舍里。刚回到房间里，我就觉得委屈，明明是为他们村里做好事，没想到他们还不理解，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坐了几分钟之后，觉得这事没完成总不是个事，喝了一口水之后用毛巾把眼泪擦去，打开房门看到几个村干部都还在，于是跟他们说还是把代表们召集回来把会开完。他们看到我一脸委屈的样子，也觉得自己刚才说得有点过头了，只是说刚才我不应该拍桌子跟他们吵，毕竟他们也是老人，等他们吵完之后就好商量了。我点了点头，就和几个村干部分别去找他们。
接着开会时，在会场上我又委屈地抹了一把眼泪，觉得自己主持不下去了，就让村干部来主持，我来记录。可能刚才这一举动影响到大家了，之后大家还是争吵，但是没再拍桌子了，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每个小组都有至少一个基础设施项目，要不就是修条路，或者修个水渠，或者改建学校；项目资金也按照组里的人口相对平均，如果项目资金不够就组里自己筹资。最后，我的“完美计划”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
在大家都离开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委屈，越委屈就越想哭，终于忍不住大哭了一场。这一次，他们原谅了我的毛躁，我接受了他们的“自私”；这一次，我吞下了委屈，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利益。这是我进入社会后第一次哭、委屈的哭，在很现实的世界里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的委屈。或许，这也是一次迟到的成人礼，让我明白在现实的利益中，不能再抱有浪漫的幻想。在这之后，因为大部分项目都改成了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水渠、修水坝等，作为对项目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我，不得不去学习一些基本的工程知识，向当地的老师傅请教不同土方石方的配比与造价，一年半下来，竟还能对农村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出个门道来，也算是没白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