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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5日，乡建迎来了十周年庆典。12月6日，北京西山已是一片萧瑟景象，可山脚下一个大院子从早上开始就很热闹。在菜园的边上，搭起了两口硕大的灶台，许多学生在这里忙碌着，有的添火、有的切菜，还有人在房间里牵起彩纸，在门上都贴上“囍”字……这里，是在布置着一场集体婚礼。
这个院子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目前所在地。常来常往的青年学生称它为“家”，农民朋友称其为“大后方”，我们则诗意地称这里为“新青年绿色公社”。说是“公社”，首先是有共同的工作目标，然后就是在生活和成长上互助和协力。在这里，社员自愿“入股”成立了公社互助保险。互助金首要用处是为生活困难或生病的同学提供帮助，互助金的另一个用处是通过“美好生活促进会”组织活动。作为对“美好和幸福”的一次重新定义，同时也是美促会2009年度最出色的工作，就是“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了。
如今，当全国千万“蚁族”大军奔波在蜗居地和工作地之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探索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活方式。每天6点半，学员们准时集合，进行一个小时的晨练；8点半，是“朝话”的环节，组织者站在队伍前面指挥大家喊口号、唱歌，大家一起分享近期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或心得，之后所有人都要陈述当天的工作计划。公社生活简单而有序。尽管不乏生活上的小摩擦和小插曲，但这里整体氛围是积极向上的。在这里，大家亲自参加劳动。院子里有几分菜地，生态农业部门把这一小块地小心翼翼地划分为责任田，每个人认领一块，自己耕种，每个微型菜农也都施展着自己的有机农耕法。在公社的食堂，每月仅缴纳百元就可解决一个月的吃饭问题。工作之余，每周会有定期的学习讨论以及其他以团队建设为核心内容的娱乐活动。很多来授课的老师称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夕阳下看着同学们一边撅着屁股拾掇着黄瓜藤一边谈论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公社的生活，虽非奢华但很安逸，因而，我们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公社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小圈子。公社被定位为青年人长期参与乡建的大后方，而前方则是广阔的农村基层。大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农民或者工友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只做短暂的休憩和知识的补充，随后就会奔赴全国各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新时期欧文式的乌托邦，其实，在我们眼里再没有比这里更能反映和接近社会真实的地方了。比起大多数为生活奔波而困于高房价的同龄人，我们在创造着一种把个人成长、社会理想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钱理群老师认为“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自发行动，并内含对当今教育体系的挑战和创新。当然，这与五四时代欲用“民主与科学”、平民教育等试图改变“愚昧的农民”与“黑暗的乡村”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
对这个论断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我们所来自、面对并进入的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在解体中的乡土社会。在通常说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外流的基础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价值体系在解体、崩塌，而现代化的媒介手段无疑加速着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个时代还没来得及对源于17世纪西欧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检讨，就已经抛弃了东方农业文明中的某些优良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精神再造有着更深远的意涵。
另一方面，精神的危机同时发生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在这个开始对人生意义思考的年龄，有多少青年在选择中迷茫？几十年前的民族危亡赋予过去时代的青年深沉的价值坐标，而生于“盛世”的我们，却在意义之网上迷遁。十年前，当“到农村去”的口号将第一批支农队员聚集的时候，谁也不曾预料，这竟是一场以行动来进行的对时代精神和青年价值的探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探求才刚刚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