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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正是城乡矛盾比较激烈、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许许多多来自乡村的大学生也面临着个人生活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学习，也想摆脱“泥腿子”的命运，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高校产业化改革，既加大了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也使得未来的道路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有些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被迫开始了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的反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转变了观察城乡关系的视角，重新思考我们生长于斯的乡村。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的兴起，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展开的。
具体到我们个体，参与其中似乎都有些偶然，甚至可以说有些随意。2000年，刘老石老师来到我所在的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任教。在这个以工科专业主导的学校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他在食工系做辅导员的一年，放松社团审批政策，鼓励学生自发成立各种社团。20多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与了“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
在2000年冬天，关心农村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为了组织大学生乡村调研，我们几个“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在学校食堂、宿舍到处张贴海报，打着“文化旅游”的口号。或许正是因为“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才招来六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队。当时，对于下乡调研，我们都不确切清楚去哪里、如何去。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去了山西左权县麻田镇。
就在我们下乡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在1999年暑假以“京楚大学生村民自治宣讲队”的旗号，组队去了湖北随州柳林镇——这也是一位队员的家乡。2000年后，北京大学“乡土中国”、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等社团都相继成立，也开始了组队下乡。2001年5月1日，我们几个学校的“老骨干”碰到一起，决定组成一支跨校联队，随后这支跨校联队就辗转在苏北丰县、沛县等地。
我们最早的下乡点，绝大部分是队伍成员的老家，要不就是其他来自农村的朋友的家乡。而我们下乡的费用，也是自己平常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当时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带上文具教教孩子读书，带上衣物看看孤寡老人，等等。再多一点的，也就是带上影碟在老乡家里组织大家学习科技种田和法律信息。支农调研变得有组织、有目的，是在我们接触了《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之后。
我们中最早接触到《中国改革》的是刘老石。2000年的一天，他挤在南开大学的走廊里听了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温铁军的讲座。在听到温铁军说“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教人吃饭不种粮、穿衣不纺棉。它教大家都拼命挤向金字塔的塔尖，离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越来越远”后，刘老石决定“投奔”《中国改革》。从那之后，刘老石一方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把所有业余的精力都用在推动农村发展和青年学生下乡的工作上。那时，温铁军也在用自己的课酬费资助一些学生返乡调查，他说他的想法很简单，一是想延续老一辈农村工作者杜润生老先生“动员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夙愿，二就是要给予长期脱离乡村、漠视乡土的孩子们再次了解家乡的机会。2001年10月，杂志社来了“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的邱建生等人。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核心，也凭着“中改”等单位的支持，大学生支农活动得到了5万美元的资助。在刘老石等人的推动下，“中改”专门成立推动大学生下乡的支农队项目组，由京津高校的老支农骨干兼职组成。零散的支农活动在此时变得有组织起来了。
虽然参与支农调研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但通过支农调研，农村呈现出打开大门后的另一个世界。2000年正值乡村矛盾的尖锐期，我们组织的很多下乡队伍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刁难。盘查、扣押证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支农队因为没有和地方干部打招呼直接进村，还会被地方干部驱赶出去。北京大学“乡土中国”的一支队伍到内蒙古的赤峰调研，刚进村就被村民团团围住。村民围住他们是希望这支外来的队伍能帮着解决问题，而村干部却一再催赶他们离开。在村民们渴望的眼神中，这支队伍坚持留下来做完调查。在赤峰的七天调查中，这支队伍是由村民轮流彻夜站岗保护的，调研后也是村民们护送到火车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队学生在江苏调研时，遭遇到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地方恶霸盘查。带队人机灵应变，反问对方是否有合法证件，因而才躲过危险。类似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刁难与危险，极大地锻炼了这群在学校温室里长大的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毅力。
调研工作想要真正得到农民的信任，获得第一手材料，和农民打成一片是必然的。支农的学生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许接受任何礼品馈赠，不随便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北京某大学的一支队伍在河北顺平的一个村因为被村干部接到城里吃饭，结果这里的村民拒绝他们再返回。后来这支队伍所在的社团也被支农队开除三年。为了使得下乡学生更快融入乡村，在下乡之前，每支队伍都会就安全问题应对、调研方法等接受培训，老队员也会传授一些经验，帮助新队员熟悉相关的资料。类似这样一些队伍陆续积累的经验逐渐形成了规定，被奉为所有支农队学生的纪律。
后来，钱理群老师在《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一文中，指出新时代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是承接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历史精神中“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