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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笃坚
摘要： 本文探索台湾在推行结合口述历史的社区总体营造、医学人文教育和社区健康营造，乃至利用口述历史推动社区化长期照护之前，如何通过口述历史来呈现社区营造的动力，同时寻找在这些实践领域中，口述历史合适的扮演角色和应用方向。珍惜过往台湾社区力量和口述历史所创造同情共感凝聚力量的决策者，曾经通过口述历史实践，导引对照不同的社区化长期照护资源整合可能。通过见微知著的知能来创造不同层次的宏观历史想象，以经验为物质基础，找到社会最底层的力量，协助他们做认同的联结，同情共感地创造具有差异共同体的社区营造。回顾台湾社会以运用口述历史推动社区化长期照护的三个重要基础：较为传统的石牌社区，作为眷村文化代表之一的长荣社区，以及乌来原住民部落。看到三个截然不同涵纳多元老人的社区，由重建的过往展现初步的口述历史运用，开展了这些社区赋权老年人口群的能力。
关键词： 社区营造；同情共感；社区化长期照护；多元老人社区；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有着见证患者自我疗愈的力量，是叙事医学和疾病叙事兴起的主要理由，也是台湾9·21灾后快速采纳口述历史方法，作为社区营造主要动力的原因，同时也是社区健康营造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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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开展出结合整体的文化认同形塑的社区化长期照护体系发展努力。可是这样的努力要开展和维持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样的政策，代表政府对民间社会有着长久的信任与期待。期待人民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建立，也展现大公无私的政府对民本主义的谦虚态度，一个权力下放而又期待由下而上建立全新信赖、维系并重塑政府体制的过程。也因此，社区总体营造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价值的前提下，台湾推动长期照护政策曾经通过口述历史，以辅导的方式建立涵盖全台的支持网络。将结合在地文化重建的社区化长期照护诊断概念导入，促进整体社区认同形塑，跳脱体系与社区对立的可能情境，以此发展出的长照体系反而能够成为社区自主力量形成的资源，这也是充能（empowerment）概念的内涵。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包括长期照护体系在内的卫生领域，不易获得社区自主力量的支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资源属于外来体系，并非社区力量可以掌握，如何改变这状态，一度成为左右台湾社区化长期照护发展成败的关键。如此的经验也挑战着传统社区经营者，区别外来客与在地人的视野，继承过往经验自我与它者的区隔，并不足以成为共谋长期照护发展的障碍，口述历史应用的重点，是有无可能依据经验共享的参与式决策模式，创造共同行动的可能。成功的社区化长期照护，需要所有的参与者本着承认彼此差异的同理心，共同开创在地认同形塑的可能。
说实在，不论是政府组织或是专业团体，本身都是与社区本质上不同的体系衍生物。
由此角度反省，医疗院所、政府组织乃至具有超越地区认同形塑范围之人际和组织网络形成的团体，都代表某种体系的力量。这不意味着这些机构与团体都对社区认同形塑无益，值得提醒的是这些团体都有着依附所属体系，而可能对有高度自发、弹性和创意的社区/社群产生具破坏性的作用。如何让足以形成在地认同的网络，有着自主利用体系资源的能力，成为这些机构与团体角色扮演的关键，这也是本文作者发展以叙事认同为基础的口述历史方法学之目的。
也因此带来深邃的专业自觉与反思，提出应用学术知识于社区工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了解自身的立场和能力的局限，对于社区认同的形塑有着促成的效果；反之过于强调普遍性的追求现代化视野，则可能是体系负面影响社区认同形塑的根源。这篇文章回顾早期台湾社区化长期照护发展的政策，当时的确有着促成社区自主的视野，然而进一步发展兼具地方和宏观视野之台湾社会转型契机，犹待社区营造经验回馈。
今日台湾在所谓转型正义合理化体系“执政”暴力的笼罩之下，许多当年精彩的专业反思和社群价值皆已不复存在，新一批的年轻政治接班者或是权力获得者，是与社会脱节的，是对僵化的典章制度与法规盲目服从的。尤其是当自身站在权力拥有者位置的时候，冠冕堂皇的话语和似是而非的论述，只是合理化自身立场而缺乏权力制衡的现实，会造成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严重后果，然民智已开，滥权者终必自食恶果。而由这样台湾不同阶段的政治社会演变对照，我们猛然醒觉，原来口述历史是最有力量的人民知识、价值和认同凝聚媒介，而我们回顾这段台湾目前已然存续有困难的历史脉络，期待能够找到其普遍意义并继往开来，彰显口述历史促成多元老人社区重建的价值。
通过叙事认同取向的口述历史实践，有志于经营社区化长期照护的人们，可借同理心，由所处场域营造互为主体的集体行动出发，定义自身为社区“媒合”的角色，促成社区长期照护发展。
依此，当年台湾社区化长期照护政策形塑的价值，在于提出社区营造之诊断与建议，建立具有充能功能的各地区长期照护管理中心，以立足于既存文化社会脉动的支持网络，融合整体社区文化与社会演变脉络，推动社区化长期照护。借重在地的文化社会生命力，使得社区长照的成果有助于维系、强化，进而开创在地的文化认同，发展具地方特色之社区化长期照护成果诊断模式，达到充能的效益。
在过去借由台湾经验相关的数据处理，从事叙事认同分析理论与方法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也创造了市民社会发展的量能，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经历。
在如此快速政治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台湾的社区认同不仅没有被过于快速的发展破坏殆尽，反而展现了强而有力的环境适应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能力来因应快速经济起飞与政治转型的恶劣环境。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快速变迁的关系，台湾的社区呈现的不同于其他先进地区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由公民社会所建立安康的小社区或是专业的社群，由下而上的发展经历。台湾经验是由上而下的号召，而后带动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革动力，不过其中的过程反而有点像是欧美20世纪60年代的社区健康中心，或是70年代都市郊区的社区文艺复兴，以政府的力量加上专业的反思与自觉，形成社区伙伴关系，共同追求幸福。这样的集体情愫，是通过广大的口述历史结合社区营造努力所促成的，这也是台湾能够追随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阿玛阿塔宣言，所揭示“health for all”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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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健全的社区发展为基础，晚近推动的健康城市才有可能，这是以城市公民政治为基础，以社区所代表的民间自觉力量来协助政府推动政策，可视为社区健康运动的延伸或是进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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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台湾口述历史彰显的差异共同体，并没有能力成为类似大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政策形成动力，以及永续认同形塑与反思的价值在台湾。或许这是台湾两兆双星数字内容政策领导人失职私心之所在，台湾成为不成熟、缺乏感性的包容力，决策不理性之处所。即便如此，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社区根基还未发展成熟的地方，在自身所处现代化道路中跌跌撞撞的同时，开始发展出助人与互助的模式，仿佛在当局历经政党轮替的困境中，自觉地开创了社区营造与健康城市之间的互助发展模式。
话说从头，珍惜这样新兴社区力量和口述历史，所创造同情共感凝聚力量的决策者，曾经通过口述历史实践，导引台湾对照不同的社区化长期照护资源整合可能，完成不同类别社区化长期照护中心的互相支持与学习机制。
在台湾，不仅是多元的现代学科有着本土化的努力，呼应文崇一建议由史料出发，对照与西方相似理论的差异，建立新理论的尝试。
这方面也因口述历史与社区在地知识的探询，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也同时带来更大的期待。而当今日口述历史在西方已然由社会科学家广泛运用的同时，我们也应适时地运用来重塑或检视所持实证逻辑的默认，持续挑战既有的历史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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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台湾史学界对这口述历史表达精神的理论与方法学发展似乎明显地不足，连带导致地方最珍贵的生活经验被排除于历史书写之外，也仅能靠有经验的研究者来撰写历史，就失去了利用口述历史来反省和开创，多元与多层次自身认同内涵的可能，台湾史学界是缺乏类似西方新史学或是叙事转向反省熏陶的，更别说将后现代或是后殖民论述导入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之中。
可是台湾的主流政治和医疗专业发展中，这样的反省反而非常普遍，而且曾经成为一种价值，这其中有许多浪漫推广口述历史的尝试，主要是用来发展社区特色，也有一些亮丽的成果，可是都会遇到社区动员参与量能不足的问题，即便是有部分社区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成果，可是永续性也常常是需要克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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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让口述历史的应用能够带动并扩大社区营造的量能，让政府发起的社区营造与口述历史联结的运动能够更为稳定与持续地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
叙事认同取向口述历史的应用是以同情共感为基础，访谈不仅建立良好的受访者与采访者信赖关系，也能够由受访者的叙事内容中厘清合适的家庭、由亲而疏的人际网络、机构传承，乃至整个社区不同层次与面向的集体情感，作为各自与彼此理解事件、产生活动与发展关系的基础。 [6] 通过叙事认同口述历史的媒介，有人我相知的本能，可扩大到跨越专业、城乡、世代、文化与时空的界限，一方面互相帮助强化信赖；另一方面在更为上位的认识群己关系与立足于差异经验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知识与认同的可能性。 [7] 这是由认同感与多元角度对于事件特殊性的反思，再加上不断寻找经验、历程乃至未来想象共同点的实证思考中确认。通过如此感受力伴随思辨过程的联结，一个人的访谈就有机会勾勒出不同层次的时代、机构、社区、家庭与个人层次叙事的形成与流变，通过每个人都有见微知著的知能来创造不同层次的宏观历史想象。在此保持宏观是因为可感受或有共识的不同层次，在形成各自独特叙事时也会彼此交互关联，人能感知的世界，人事物都在关系里头，全面地保留生活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和相对互信关系的演变。以经验为物质基础，找到社会最底层的力量，协助他们做认同的联结，同情共感地创造具有差异共同体的社区营造。因此，本篇文章回顾台湾社会以运用口述历史推动社区化长期照护的三个重要基础，一个是较为传统的本省族裔但融合大量外来移民的社区，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来台外省族裔组成的眷村，再一个是少数民族部落，通过口述历史看到三个截然不同涵纳多元老人社区，由重建的过往提醒大家，这也是后来这些社区足以运用口述历史，并参与更大规模社区营造的缘由，初步的口述历史运用展现了这些社区赋权老年人口群的能力。
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的石牌社区，是由20世纪70年代自中南部北上发展的外来人口所组成，且家庭形态为小家庭的方式，在人际互动上防御心强、关系淡漠，邻里之间若非是长期居住于此的几个大姓，几乎少有来往。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关心被忽略已久的老年人口慢性病防治的问题，唤起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1996年9月，阳明大学社区护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吕秀蓉在石牌里进行社区评估，借由社区评估调查，观察到石牌地区老人慢性病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健康议题，然而因为老年人口众多，想通过基层卫生单位的单薄人力来做慢性病老人的预防确有困难，因此决定通过组织社区志工来提供高血压的测量作为建立健康社区的起点。然而当时石牌社区也就是一个住商混合、小家庭形态为主的社区，防御心强、关系淡漠，所以要在社区推动志工服务是很困难的。在这过程当中，一些因缘际会，使得这个理想有了初步的可能性，廖浩玉提到当时刚开始的情况：“1995年的时候，你要介入社区很难，因为里长不会理你，社区没有人理你，民众也不会理你，所以社区评估很难做。那时候阳明社区护理工作很难做、很难介入，然后秀蓉就很辛苦地像苦行僧一样，一家家去拜访。后来拜访到许惠智，刚好许惠智喜欢吃中药，身体不好的时候，秀蓉就帮助她说张成国那边可以看，她也陪她去看，就是这样认识。后来看得不错，许惠智就问她来这边到底要干吗，后来她就说我来帮你一起，她就说在社区里面设一个站要量血压，因为慢性病很多嘛！”
在这段时期当中，吕秀蓉思索借由社区服务可提升接受服务之居民对危险因子的警觉，但要成员深切体认将饮食及运动等习惯的养成绝非易事，需深耕而生根，意即需长期与居民互动、督促与知识的灌输，方有可能落实于居民生活中。亦感受到单凭志工少数成员之推动难以帮助更多的居民。开始不满足于定期社区服务之现况，期望号召及协助其他社区之参与。1997年4月起，通过大型活动“石牌地区65岁以上老人健康筛检活动及中医养生讲座活动”进行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并于1997年4月18日成立“社区保健志工服务站”，服务项目包括血压、血糖、尿糖与尿糖蛋白筛检，并陆续增加“体脂肪”“血胆固醇”测量之服务项目。在设立服务站之后，陆续有独居老人要求协助，也促使大家思索社区关怀服务活动的可能；另外，卫生所也看到了社区志工的服务成果，成员更进一步支持各社区的保健服务。
在一次活动中，吕秀蓉接触了老五老基金会。老五老基金会因应人口老化危机，在社区推动“五老五宝——老身、老伴、老友、老居、老本”，秉持“志工服务社区、我服务志工”的理念，与吕秀蓉推动社区志工服务队的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因此吕秀蓉成为老五老基金会北投区之派驻人员，更促使社区志工队于1998年加入老五老基金会，并更名为“友馨互助协力会”，奠定未来稳定发展的基础。
因为基金会的参与，更希望能够将服务落实在更多地区，通过福星里里长的引荐，基金会取得了区长的认同，在北投选定了六个里别（石牌、福星、永明、尊贤、吉庆、奇岩等里），更进一步扩展服务地区的范围。
1999年2月，廖浩玉正式接下基金会的工作，并延续吕秀蓉培训社区志工服务队的主要任务，因为廖浩玉的专业背景加上对当地的了解，这个工作廖浩玉做起来可说是再适合不过了。这份工作需要配合居民的时间，常常要晚上办活动，这样的性质常使一般人不愿意从事社区的工作，然而廖浩玉却认为这种弹性是她喜欢的，且才可以真正落实社区工作，从事这份工作使廖浩玉感到如鱼得水，亦清楚点出公家机关在体制内发展社区工作的局限：“我曾经跟卫生所所长讲，其实卫生工作不要那么死，不要朝九晚五，因为有些工作根本有点做不来，像我昨天就在这边，从中午12点一直做到晚上6、7点才回家，如果你今天在公司，它一定必须打卡或是签到，一个钟头就要发加班费或是补假，做不了什么事啦！……因为是私人单位，我几点上班，今天放假，我今天要做什么，都自己安排，基金会也不会限制我，给我很大的空间。”
为响应世界健康组织“健康城市”的推动，“行政院”卫生署自1999年推动“社区健康营造三年计划”，并有三年140万元的补助经费。当时廖浩玉知道这个计划后，刚开始犹豫要不要去申请这样的方案，在跟吕秀蓉与基金会讨论后，抱持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基金会的林依玲执行秘书协助撰写计划书，想不到计划就通过了。这下子难题就回到廖浩玉身上，她提起开始做未来的规划与一路摸索的过程：“其实这个路都没有人教我们啊，是我自己跟陈亮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预算全部要给他们看，陈亮说你干么要预算都给他们看呢？我说不给他们看我们没有办法做，依玲也认为要全部摊开在太阳底下，经费全部给他们看，大家要看怎么样做，所以整个就开会，然后成立一个委员会，推动委员，其实这个无师自通，慢慢走走到这一步。”
廖浩玉提起社区健康营造计划的理念就是要唤起民众对健康的重视，借着这样的重视给居民一些重要的信息，通过举办相关议题的活动，让居民执行健康生活的理念。要如何唤起民众对健康的重视，社区志工即是一个很好的种子，不只志工本身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回到家里落实到家人身上，更提供社区定时定点高血压等测量服务，让一般社区居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持警觉。因此即便承接社区健康营造中心，廖浩玉认为将吕秀蓉带出来的志工队好好经营下去，即是使社区居民落实健康生活的一个方法，因此支持陪伴与适时提供志工队专业知识的授课，便成为社区健康营造中心的主要工作重点。对社区志工上课毕竟不同于一般学校学生，廖浩玉也观察到差异性，用志工能够理解的语言与表达方式，让廖浩玉的讲课更显精彩动人：“在社区讲专业名词他们就睡着，听不懂，譬如乳房的构造我后来想到把它当成一串葡萄或是龙眼，一大串串成乳房就是那个形状，里面有乳线管、乳汁，你要讲一些构造、生理的东西，就要譬喻市面上可以看到、想到的东西，譬如说水沟，你要经常运动，水沟的水才会流动得比较快，异物才会排除呀，你看下过大雨是不是觉得水冲过以后水沟变得很干净，都没有一些垃圾卡在那边，他们就会听得进去。”
廖浩玉认为社区志工队能否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里长有没有心：“民众有时候会看，因为里面会有一两个、两三个是邻长，他们都很在乎里长的感受，因为邻长是由里长聘任的，如果里长能够支持、重视这样的工作，邻长相对会做得很积极，民众也是很积极，觉得里长有关心我们，他们就会很高兴，会有这样不同的情况会出现。”
里长的支持对于志工的成功占了关键的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要让民众的参与人数提高，在提高参与民众的人数方面，廖浩玉做了一些策略的改变，首先是把社区志工招募的名称改为社区保健。廖浩玉发现吕秀蓉在招募志工时，来上课的人数不多，她观察其原因，原来是一般居民对于服务的惧怕，所以她就在宣传单上不强调是志工的招募，一般居民也可以来听，也在授课中慢慢灌输社区志工的概念，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反而产生了更多的志工，且也使上课的效益提高。
成功招募社区志工只是第一步，在社区志工的维系上，廖浩玉亦不敢松懈。不只提供专业知识的学习，更希望提供他们陪伴、支持，因此她鼓励社区志工能够定时开会，而只要有开会，廖浩玉一定尽量参与，一同与志工讨论。因为有的志工队有定时的聚会，她们的感情更显融洽，发展出更多的人际网络，除了志工服务的接触外，更进一步寻找出合适于自己的维系方式，廖浩玉就提到了吉庆里的志工队还一起出来跳韵律舞来增加凝聚力。
廖浩玉更通过每年一度的志工联谊使各里的社区志工能够交流经验，未来有机会整合成一个为北投社区服务的志工队，而不局限服务自己的里。
也因为廖浩玉的带领，志工更扩展自己服务的可能性，开始思考除了定时定点的服务外，还有什么服务是可以扩展进入的，这也是廖浩玉思索未来社区健康营造中心下一阶段的目标，不仅仅是补充基层卫生所的不足，还有没有其他发展的新可能：“准备开始要介入一些老人的工作，希望让志工能够做得更落实，不是只有做扎针保健工作而已，因此我要发展比较深入的，志工能够对老人、身心障碍者介入。”
而吉庆里的志工服务开始全面性的老人关怀访视，已经达到初步的成果，未来进一步更希望朝向家托的方向前进，廖浩玉提到未来规划的蓝图：“比方比较失能、失智的，我们就不要让他被送到赡养院，也不要放在家里面，可以放到社区来日托，收费的标准到时候再拟订，先决是要有房子啦！”
廖浩玉觉得家托是落实让老人能够生活在原本熟悉社区的方式，更可以减少家庭的风险与负担。
2002年2月始因台南市行政区调整而诞生的“长荣里”，乃是原“北垣里”和“富台里”合并后的新社区。这两个里主要的住民是战后撤退来台的军民。其中北垣里最初属新胜里的一部分，1975年才划分出来，包含乐群新村、光复新村、实践二村三个眷村和近百户的一般住户。富台里的前身则是富台新村，住民是1954年自越南富国岛追随黄杰将军来台的部队。这样特殊的社区历史背景，形成了所谓的“眷村文化”，也是长荣社区的特点。
长荣社区虽然成立不久，但是在社区营造上却表现亮眼，因为其前身之一的北垣社区，早在1991年就已经开始社区营造的工作，理事长曹森与里长潘美纯，正是当时北垣社区营造的推手，已累积十多年的社区经验，北垣社区的成功为长荣社区奠立了良好的基础。1993年、1994年接连获奖之后，1995年北垣社区又以“第一届眷村文化展”打响了知名度。当时会想到要做眷村文化的保存和眷村改建的议题有关，曹森表示：“因为眷村要被拆掉了嘛，后来发觉你不留点眷村的东西不行，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眷村文化。”
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尚道明选定北垣社区作为其论文研究的对象，指导教授张茂桂也曾下来带学生做田野调查。
社区的文史调查与保存工作有了专业学术的协助，获得令人惊喜的成果，后来的媒体甚至称之为“知识分子为眷村唱的歌”。
由于眷村预定从1999年起于现址全面改建，
因此社区除了积极记录、保存眷村文史，另外也在准备迁村事宜。事实上社区所面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直到改建完成再度迁返的这段时间，社区的凝聚力如何维持，这时社区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潘美纯回忆《北垣通讯》的创刊：“因为刚开始接社区的时候，想说在社区办一些活动，我们那时候都是印一张纸发给大家，后来我先生就说：‘我们是不是来出一个社区报。’以前没有人出社区报，想说既然是发传单，干脆把它作为社区沟通跟联系的方式，我们就叫作社区报。”
于是他们就把活动都集中在一张A4大小的纸张上，印黑白的寄给大家。“因为以前没有任何经费，所以一次花个几百块钱都还OK。”
《北垣通讯》从1992年7月创刊，
从最初很阳春的形式开始，后来随着社区活动的增加与“内政部”经费的补助，版面开始变大，甚至发展成为彩色的，最重要的是发刊以来从未间断，潘美纯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社区报其实到后来居民会觉得它是精神食粮，这是我们在改建期间感受到的，他这一个月没有收到就自动打电话过来说，里长我是不是收漏掉了，我跟他说还没有发行，他们就说到这个月的这时候我就要收到社区报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社区报很大张，有报道现在眷村改建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版面叫作眷村改建系列报道。”
所以在区民迁出社区改建的这段时间，社区报成为联系彼此的重要媒介，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不因时空的距离而转淡。除作为情感维系的平台外，他们还利用社区通信进行对社区未来愿景的规划，潘美纯谈道：“搬到外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思考，未来我们房子盖好了以后，社区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要怎么营造。”于是这个讨论与沟通的工作也通过社区报来进行，有必要时就举办大型的活动，请居民回来共同讨论：“我们在2002年底提出文建会的心点子计划，都是我们在这几年搬迁期间所讨论出来的共同方向，就是未来我们搬进来之后，整个三年计划社区要做什么，我们集中讨论过社区的生活公约，从艺文、福利、照顾、环境整个都讨论。”
所以当时新房子盖好，他们搬回来之后，整个社区很快地就进入状态，按照之前的规划依序推行。同时对于改建中的新社区，他们也有机会参与部分的规划，表达他们的意见：“比如瓷砖用的颜色，室内的设备，我们可以加以讨论，像我们瓷砖用白色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当初它是做红色的，我们觉得好丑，我们就讨论，他们就更改。”
当然牵涉到建筑结构等专业的部分他们不可能过问，但后半段比较属于外形或设备方面就可以参与讨论。再者，像社区内的一些公共设施，也是他们和市政府共同讨论出来的：“后来还有公园这些，就是市政府完全跟我们讨论的，种什么树就是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完才开始发包，还有做儿童设施，全部是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后面这半段蛮好的，市政府这些单位尊重我们，问我们的需求，然后再问一些专家的建议。”
他们也接受专家的意见，公园里留下很大的空间，有整片的大草地，潘美纯满意地说：“我们公园的使用率很高，而且其实不只有这个社区的人在使用，邻近的社区都会来用。”
事前充分的沟通和讨论，为社区的未来提供了最佳的保证。
2002年2月北垣里与富台里合并为“长荣里”，年底两个社区的发展协会也合并成立“长荣社区发展协会”。改建后的眷村主体变成二十三栋崭新的国宅，于2003年陆续交屋，十个眷村的居民也分批进住，“长荣新城管理委员会”在10月底成立，这三个单位遂成为新社区的三个主要社区组织，
其中里长由潘美纯出任，曹森则是兼任发展协会理事长与管委会主委，带领社区工作的主事者并未改变，所以之前的种种规划都得以依序顺利推行。由于眷村的特殊人口结构，社区的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0%，因此对老年人的照顾成为社区的首要任务，加上老年人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较差，社区在这部分投注了不少心血，潘美纯回忆：“搬进来的时候，老人抽到十四楼说要自杀，我们才发现原来老人对于高楼是那么的恐惧。那种恐惧感是不可言喻的，他连坐电梯都很害怕，怕电梯关门把他夹住。然后抽到十四楼觉得太高，他很没安全感。你跟他解释十四楼空气很好，那些对他而言都是没有用的……有一些老人在家不出门的，他跟我说他一年没有出过门，怕出来发生危险，电梯停电怎么办。”
因此协助老人适应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那时候社区举办了很多的活动，主要就是为了鼓励老人家走出家门：“老人家有时候没有子女一直陪伴在身边，当然会觉得很无助，所以就需要靠邻居，那时候我们社区办了很多活动，一开始搬进来几乎都在办活动，办活动的意义是试着让他们走出他们家。”
这样不断地付出关心，好不容易这些老人家才慢慢习惯新生活。“有一个爷爷住在十四楼，他跟我说，里长我发现住在十四楼很棒，空气又好风又大。”她笑着说，努力总算有了改变。社区关怀问安活动的推展，也是基于对老人的关怀而来，他们鼓励邻居们互相关心。志工队也会固定拜访这些独居老人，所以他们可以很迅速在最短时间之内就发现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前有一个伯伯就死在家里面，因为他是独居老人，可是个性孤僻，你去看他他都不给你开门，他会觉得说男女授受不亲，七十几岁了，然后我们都会去看他，我们会给他敲门，然后他就‘唷’，表示他还活着，后来每天都会有人去看，然后第二天都没有回答，隔天就出事了，开门他就已经过世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反映出来的就是社区居民之间强烈的彼此关怀，里长感性地说：“那种感觉很好，彼此关怀，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
除对新环境的适应之外，老人家还有很多的问题，社区成立之初曾经发生一件老人家过马路发生车祸的悲剧，社区马上针对此事进行讨论：“是不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让老人家来用餐。”
于是专为社区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所开设的“长青食堂”就开始运作，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供餐，每餐只要三十元，
可以说完全是服务性质的，这在当时也是被各大媒体报道，非常受到好评。但里长指出更有意义的是：“长青食堂后来的意义已经不是用餐了，变成老人家在这边可以得到彼此关怀的时刻，他可能边吃饭边跟你聊天……甚至老人家就在这边食堂当义工，他就很快乐，终于在这里找到价值。”
意识到社区的老人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老人照顾提前来做”，这样一年一年下来，长荣社区的老人照顾做得很扎实，也常上报。
其实社区本来就跟北区卫生所有合作一些健康议题的推动，最初他们就利用长青食堂来举办健康讲座，卫生所会派讲师来，“也就是说吃饭已经不是吃饭一件事情，可以通过吃饭给他们一些信息”。但是长青食堂开办三个月之后，用餐的人数却开始减少：“其实那时候我们有包成大餐厅的厂商，就是介绍自助餐厅来供餐，他们做当然是比较符合老人的一个饮食状况，可能是少盐、少油，可是因为眷村的老伯伯、老妈妈口味比较重，所以三个月人数就开始下降，我们一问就说因为他不太喜欢吃这些菜，因为根本就没味道。”
面对这样的情况，社区也和专家学者讨论过：究竟“健康”跟“美味”之间该如何抉择？不过他们得到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告诉老人一个信息，健康是要自己照顾自己，让他自己要去想。”
在这个提醒下，刚好市立医院有一个血压站成立，社区就去报名，培训了一些量血压的志工，所以里长就转而成立“健康管理站”，把健康讲座的部分挪到这边做。“健康管理站”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八点开到下午五点，提供免费量血压的服务，
所以老人家几乎每天都会去报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健康管理站的效果很好，来的人越来越多，一天有时候会来到四五十个，有记录建文件的有几百个人，所以之后很多健康相关的信息或检查，他们就利用这个血压站来做。之后他们又在管理站里准备了简易的运动器材，并慢慢把图书室移到那边：“你不是只有量血压才来啊，你可能可以去那边看报、看书，我们放一些运动器材，换言之也就是说它有另外一个意义，跟长青食堂的模式是一样的意思，它可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延伸更多的价值跟意义。”
里长骄傲地说，他们曾经针对“长青食堂”和“健康管理站”这两项服务对社区做过问卷调查，社区居民都很认同这样的措施。
其实除老人需要适应之外，一般居民也一样需要适应期，尤其他们是以前不同社区的人住在一起，住进来的时间又有前后之分，所以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已经先制定了管理公约，比如哪里不准骑车子、养狗到公园要清狗大便或者晒衣服等，这部分就必须跟后来的人沟通，管委会主委说：“我这个公约是上一批这些进来的人共同讨论的，后面进来的就说我没有参与讨论，那我们就来讨论，所以请大家全部一起来，这样也没人讲话了，因为这是大家决定的，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可能少数几个会觉得妨碍到，但我也已经习惯了。”
对于长荣社区的未来，里长表示除了一直持续在推行且颇有成效的老人福利健康照顾外，因应社区人口结构的改变，他们也开始做一些儿童及青少年的计划，与社区内的中学合作，希望整个社区福利化的部分做得很完善。
再来文化部分，长荣社区也向市政府争取“眷村文化馆”的设置，长荣社区也着手整理社区内十个眷村的村史，未来还要扩展到台南市的四十个眷村，一切都在有计划地进行当中。
1999年乌来卫生所通过社区评估发现当地部落的健康问题有以下四点。（1）酒精滥用及酒精依赖人口比例偏高：胡海国于乌来乡忠治、乌来两村发现其酗酒盛行率为54.9%（滥用32.3%，依赖22.6%）。（2）事故伤害死亡率高：根据乌来乡1995～1999年的死因分析，发现十大死因的排列顺序事故伤害及不良影响占第一位，较台湾地区的第三位及台北县第四位有明显差异。（3）未成年少女生育率高：乌来乡15～19岁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从1994年到1996年分别为80‰、60‰和90‰，皆高出台湾省至少两倍，相较于台北县则近三倍以上。（4）痛风盛行率高：乌来卫生所健保开办后一年（1995年3月至1996年2月）痛风病人占就诊人次数的第一位，占总人次7270的20.00%。由上述健康问题与酒都有相关，故计划以降低酒瘾危险因子为计划主轴。运用的策略为，通过传统泰雅人文化的溯源及重新诠释，产生新的部落规范强化酒瘾的预防因子，通过结合观光资源，产生以部落为主导的传统泰雅人文化观光资源，增加部落居民经济收入，降低因失业产生酒瘾的危险因子。
乌来乡部落健康营造中心，在部落社区健康营造推动方式经过三年的努力后，不仅凝聚了部落的共识，同时也成立了人民团体——乌来乡卫生促进会。总体健康营造中心的委员是教会牧师或是基督教同工，因为容易召集群众，进而达到活动的效果。而且他们在山地部落里面也容易被接受，试图改善饮酒的问题。“社区发展协会与健康促进会的成员想要试办看看，以一个最难做的村子去做，因为做全乡的话效益难估，针对一个村做，或许可以做出感想，或者做出技巧，做全乡太扩散性，资源、人力不足。”正因为对部落、对族群的意识正在消失，少数民族受到他者文化的歧视，于是自我认同产生了矛盾，这是强势主流的外来文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但由这样的社会问题，也产生了一连串的健康问题，可以说现代生活带来了便利和规范，却让原来生长在山林里依赖大自然的少数民族无所适从。因此乌来这个部落社区营造工作努力的方向，就是从文化先着手，老人家因而成为找回失去的过往，重塑部落文化认同价值的瑰宝。长期以来在部落看到喝酒的问题，“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缺乏自信，过去泰雅人的文化，都被人家叫作番仔，就好像失去了自信，要怎么样把他们的自信、自尊找到”。之前搭配合作少数民族健康社造工作的卫生所护理长认为：“一定要从部落文化当中去找，怎么样让他们看到，原来泰雅人的文化是很棒的，建立他的自信。还有就是当时的温泉还没有那么兴盛，只是刚起步，可是就看到就业的问题，很多人都在部落失业。那时候外劳引进大概已经六七年了，过去原本乌来人做板模的，都已经被外劳取代了，所以部落的失业问题很严重。这两个社会文化的问题造成酗酒，所以也得从这两个问题着手，怎么样去看到他们文化的价值，因此针对有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开班，让他们重新学着做一个泰雅人，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什么叫泰雅人。让他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作gaga，就是规范，它不仅是一个规范的意思，也是一个社群组织，我们同一个gaga的人就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定，如果有任何人触犯gaga，同一个gaga的人就可能会生病、死亡，这是传统的一些概念。现在gaga的组织消失了，但是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规矩，所以协会及促进会的成员们决定重新去拟定一个新的gaga，重新找到文化当中的东西，淬炼出来，并将传统文化跟就业结合在一起。”
让传统文化的一些资源变成观光的资源，发展生活产业、深度导览的观光，所以在文化这个面相，其实第一年一直在尝试，借由部落耆老的参与，开了很多课程，织布班、美食班、生态导览班。“但是当时其实大家对我们这样一个组织都还很陌生，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件事，我们的委员会决议要种小米，以前喝酒是要自己酿的，所以要种小米，丰收以后才可能有酒喝。”把这样一个原来付出心力去酿造的酒，在泰雅人的意义是什么，那是一个学习，于是部落里请老师教大家酿酒，这样的要求下，大家把小米种起来。
乌来乡部落健康营造中心最大的特色是尊重部落文化：重新诠释泰雅小米酒文化并产生新的规范、让泰雅文化成为生活产业的观光资源、以泰雅文化为重心的训练课程及活动、泰雅传统饮食文化的推广——马告。而细数三年来的成果点点滴滴，共同经历了部落新gaga的订定（文化——酿出甘美的小米酒、健康——喝酒不开车、尊贵——喝自己酿的酒、信仰——主日不喝酒）、会歌创作（改写传统泰雅欢聚歌）、福山织布班训练、泰雅健康美食便当研习会、传统小米酒制作纪录片、泰雅传统文化之旅活动、飞向自由——反毒拒酒倡导音乐晚会、泰雅狩猎生态解说训练、彩绘安全帽活动、健康新gaga青少年诗歌比赛、痛风暨肺结核母语演讲比赛活动、口腔筛检卡拉OK欢唱会、温泉业工作人员急救训练、创意工作坊、泰雅美食马告研习会、慢性病训练课程等活动：“我们志工训练，每个礼拜二双周会，一个月两次，我都会到台大跟他们一起开会，做一些双周会的会报，就是说我们想要在村庄里面怎么去关心人，怎么想让那些饮酒者能够被得到关心之后，产生自信心，让他们在饮酒当中自己去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专长，或是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要用很多的方式在原乡进行关怀系列的工作。”
整个部落健康营造计划执行三年后，在事故伤害死亡率高的方面，事故伤害死亡原占十大死因的第一位（1998～1999年统计资料），在计划执行后降到第四位（2000～2001年统计资料），而与酒瘾相关的肝硬化死亡亦降低了。在未成年少女生育率高的部分，由于计划凝聚了青少年的参与，乌来乡15～19岁妇女的一般生育率分别由1994～1999年的80‰、60‰、90‰、30‰、36‰和69.2‰，降低到2000～2002年的103.2‰、49.6‰和29.4‰；若单纯比较计划执行前后一年的数据（1999年与2002年），乌来乡15～19岁妇女的一般生育率则降低了39.8‰。在痛风方面，乌来卫生所门诊资料显示，痛风病人占就诊总人次的百分比，由1995年的20%降低到2002年的4.18%，由就诊人次的第一位降到第七位。
这三个故事是9·12之后大规模结合口述历史和社区总体营造，进而发展出台湾社区健康营造政策与方法的部分前驱性努力，由此初步的尝试见证口述历史可成为动员社区，共同建立认同的媒介，凝聚地方团体认同的效果。石牌地区的社区志工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经营得很成功，得到各界的肯定，促进石牌地区居民对于自我健康意识的觉醒，达成社区健康营造的目的。大家都为这个社区尽一份心力，对立是来自求好心切与相互的不了解，秉持这样的精神从事社区工作，相信石牌社区未来在推动下一阶段的工作时能有更多的斩获与成果。当然这过程中也看到由专业人员承接社区健康营造中心的局限，就是没有办法以整体的社区认同与文化基础的重建作为思考，也较缺乏扩大社区动力的可能。因此，之后特地借由口述历史工作坊与相关课程的推动，将奇岩发展协会、阳明大学和北投社区大学的资源与老五老基金会整合，相关文化活动的动力带动了新的气象，在已然建立的在地化社区健康营造机制之上，促成了社区健康生活公约的推动。
从以前的北垣社区一直到现在的长荣社区，算起来曹森与潘美纯夫妻从事社区营造工作已经有十四年的光阴。他们夫妻俩后来都已经辞去原来的正职工作，专心一意地将自己全部投入社区工作之中，这看在外人眼里或许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他们却觉得自己从服务中得到更多。对于社区工作，里长强调重要的不是硬件、有形的建设，而是营造出那种无形的居民共识与认同：“到后来你已经不需要一种特别形式化的东西，居民才会出自内心去认同这个是他的家，然后他也会去关心这个家，我觉得那种成就是无可言喻的。”
换句话说，社区居民也已经慢慢养成主动关心社区事务的好习惯，“因为居民认同这个地方，他也会去关心它”，就像理事长所说已经不是“上面的叫你做，你就做”，而是“有些事情你看到，你就必须去做”。
这种把社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彼此一体的感觉是最难得的：“也许今天为了一件事情做一些硬件，做一些环境改造或是什么也好，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呈现出来就是一个表面的，可能环境有变干净，可是我觉得背后人跟人那种出自内心的关怀和支持，才是令人感动的。”
乌来提醒着我们更需要以不同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部落的健康生活。健康的传统与现代价值不尽相同，没有对错，只有包容与体谅，必须摒弃过去主流思考的偏见，让健康这个议题回到文化的怀抱。真正实践两大策略：通过传统泰雅文化的溯源及重新诠释，产生新的部落规范，“强化酒瘾的预防因子”；结合观光资源，产生以部落为主导的传统泰雅文化观光资源，增加部落居民经济收入，“降低因失业产生酒瘾的危险因子”。期待未来健康营造中心能依其宗旨，了解部落的健康问题，以尊重部落文化，互信互利为原则，有效结合部落资源，改善部落健康问题、强化部落自我健康促进能力，并提供部落居民完整性、持续性、多元化的健康文化，达成凝聚部落意识，增加健康部落的目的。
口述历史的实践找到了社区营造的动力，尤其所号召的志工多是退休老人所构成，之后结合医学人文教育改革和社区健康营造的双重努力，成就了台湾丰富的社区营造活动，也促使当地建立全新的社区重建网络。在这过程中，从事口述历史的人成了社区认同和思想的催化剂，而不是扮演领导者和历史诠释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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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许多学校参与救灾的经验，让服务学习和社区参与进行中的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有所联结，创造了全新的口述历史联结社区营造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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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口述历史为媒介的社区参与，同学们开始有能力感同身受，理解自身习以为常的机构与学习环境，如何容易与底层的民众需求脱钩，而沟通不良又如何容易从各自的本位主义中产生，由此产生尊重所谓“平凡小人物”的心理建设，是从事人文教育乃至医学人文教育改革所期待的。这些体会对于同学而言，不是单纯从课堂上可以得到的，实际的在地参与和摸索，才是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课程中有着全新的人生体会，也成为促成多元老人社区重建的口述历史实践的先锋。
[1] Rita Charon， Narrative Medicine：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aul Koegel，“Through a Different Lens：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Homeless Mentally Ill，” Culture ，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Vol.16，No.1，1992，pp.1-22；黄嫒龄：《日久他乡是故乡：治疗性社区玉里模式》，记忆工程，2008；蔡笃坚：《实践口述历史所引领台湾医疗专业的新风格》，载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08～140页。
[2] Elinor Graham，“Politics of Poverty，”in Ben B.Seligman（ed.）， Poverty as a Public Issue ，New York：Free Press，1965；Elizabeth J.Anderson，Leda R.Judd，Jude Thomas May，and Peter K.New， The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 Program ， Its Growth and Programs：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NANHC，1976；H.Jack Geiger，“Community Health Centers：Health Care 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hange，”in Victor W.Sidel and Ruth Sidel（eds.）， Reforming Medicine：Lessons of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Health Promotion ，Vol.11，No.4，1986，pp.3-4；Trevor Hancock，“The Evolution，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Healthy Cities/Healthy Communities Movement，”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Vol.14，No.1，1993，pp.5-18；Beverly Collora Flynn，Dixie Wiles Ray，and Melinda S.Rider，“Empowering Communities：Action Research through Healthy Cities，”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Vol.21，No.3，1994，pp.395-405；Meredith Minkler（ed.），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Community Building for Health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
[4] Valerie Raleigh Yow， Recording Oral History：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4；而以议题式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而诠释政策的例子，参见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医学史工作室（编）《台湾根除小儿麻痹症纪实》，疾病管制局，2001。
[5] Hsin-Yi Lu，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New York：Routledge，2002；而2000年后发展的基础，参见蔡笃坚《迈向健康生活社区化的可行模式：呼应社区营造条例的三个健康营造可能模式初探》，《社区发展季刊》第107期，2004年9月，第88～106页；至于口述历史应用于村史以及相关的讨论，参见“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编）《大家来写村史》，唐山出版社，2001；蔡笃坚：《由变动瞬间的感知迈向追寻永恒的实践：口述历史与台湾主体地位的形塑》，《台湾史学杂志》2007年第3期，第111～140页。
[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ck，“Can Subaltern Speak？”in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pp.271-313；Partha Chatterjee（ed.）， Texts of Power：Emerging Disciplines in Colonial Bengal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蔡笃坚：《口述历史实践与台湾认同发展》，台湾历史学会（编）《迈向21世纪的台湾历史学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2，第11～38页。
[7] Margaret R.Somers，“Where is Sociology after the Historic Turn？Knowledge Cultures，Narrativity，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ies，”in Terrence J.McDonald（ed.），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53-89；梁妃仪、洪德仁、蔡笃坚：《协助社群认同发展的口述历史实践：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操作手册》，唐山出版社，2003。
[8] Duu-Jian Tsai，Vincent Chin Hung Chen，Ai-Ling Huang，Tsang Yaw Lin，Yu Chia Chen，Stefani Pfeiffer，Chih Yuan Lin，Chung Ying Chen，“Using Narrative to Reflect on Three Therapeutic Models in Taiwan：Lessons for Community Approaches to Child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 CDMH ），Vol.3，No.1，2015，pp.20-37；Amy Starecheski，“Squatting History：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as a History-Making Practic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41，No.2，2014，pp.187-216；黄嫒龄：《慢性精神病患社区支持性就业的行动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1997；黄嫒龄：《家庭系统做为慢性精神病患照顾主体的省思：论过度使用家庭能力与建构替代性家庭功能》，《中华心理卫生学刊》2000年第3期，第89～122页；黄嫒龄：《回到根本之处思考：在拟象真实跟常规社会之间重建精神病患的生活结构》，《中华心理卫生学刊》2001年第4期，第109～130页；黄嫒龄、蔡笃坚：《介于正常与异常之间的异己相逢旅程：慢性精神病患生命叙事所蕴涵主体形塑的可能》，第三届“台湾本土心理治疗学术研讨会”（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2006年4月28～30日。
[9] 蔡笃坚：《实践口述历史所引领台湾医疗专业的新风格》，载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08～140页；Duu-JianTsai，“Community-oriented Curriculum Design for Medical Humanities，” The Kaohsiung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Vol.24，No.7，2008，pp.373-379；Jen-Yu Chou，Chiung-Hsuan Chiu，Enoch Lai，Duu-Jian Tsai，and Chii-Ruey Tzeng，“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Medical Teacher ，Vol.34，No.3，2012，pp.187-191；社区健康写真同学访谈作业003，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