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界一般认为开始于1894年5月初并且肆虐达30年之久的香港鼠疫是由临近的广州传入，可是，对于1894年广州鼠疫的起源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论。其争论主要集中于此次广州鼠疫是地方性疾病还是输入性疾病，而那些认同后者的学者对于鼠疫传入广州的具体路线也有明显的分歧。 ^[3] 尽管关于1894年广州鼠疫暴发的具体时间也存在较多争议，不过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广州鼠疫的第一例确诊患者是于该年1月16日被发现的。进入3月，鼠疫开始流行，并且于4～6月达到高峰，也随之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4] 从4月初开始，有关一种疾病在广州肆虐并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传言开始在香港流传，不过这并没有引起港英当局的关注。 ^[5] 时任国家医院署理院长（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詹姆斯·劳森（James A.Lowson）医生在1894年鼠疫报告中就指出，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害怕广州鼠疫而大量逃往香港。他相信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人跟广州的鼠疫患者有过接触，因此很有可能是这些人将鼠疫传入香港的。 ^[6] 显然，当时港英政府并没有对来自广州的船只与人员采取任何的隔离和检疫措施，这也是后来部分香港媒体因为鼠疫在香港不断蔓延而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政府失职与疏忽的重要原因。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鼠疫没有在香港正式暴发之前，当时对于这种疾病的性质和原因并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这种疾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因此，当时港英政府没有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面对当时广州每天大量人口死于这种疾病的连续报道，港英政府与香港欧人社会（European community）逐渐认识到这种疾病的症状酷似曾经于17世纪后半叶席卷伦敦的“黑死病”（Black Plague），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唤起了欧洲人对于鼠疫恐慌的集体记忆。 ^[7] 基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港英当局开始密切关注广州鼠疫的发展态势，并且要求广州英国领事馆能够向香港报告有关情况。1894年4月26日一位香港督察昆西（Quincey）先生写信给警察总监（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后于1912～1919年出任香港总督）先生证实了一直盛传的有关鼠疫在广州流行的传言，而且指出这种疾病造成的死亡相当大。后来在殖民地医官（Colonial Surgeon）菲利普·艾尔思（Philip Bernard Chenery Ayres）医生的要求下， ^[8] 广州英国领事于1894年5月2日向香港有关当局提交了一份由亚历山大·勒尼（Alexander Rennie）医生撰写的有关广州鼠疫的报告。 ^[9] 与此同时，香港方面也希望去广州实地了解鼠疫发展情况，尤其是希望能够知道更多有关鼠疫患者的症状和鼠疫成因。在劳森医生的建议和艾尔思医生的同意下，劳森医生于1894年5月4日晚上赶到广州，并于5月6日在勒尼医生的陪同下参观了鼠疫感染地区以及当地的一家华人医院。在医院中，劳森医生仔细记录了鼠疫患者症状，检查了一些鼠疫死者尸体，并且与该院医生进行了详细交谈。5月7日下午，劳森医生返回香港。当天晚上，他在一个俱乐部听到有关香港出现鼠疫患者的传言，并立即询问洁净局署理卫生总监（Acting Sanitary Superintendent）和署理秘书爱德华·朗姆（Edward A.Ram）先生这些传言是否可信，朗姆回复说目前在香港并没有出现鼠疫患者。而且，他已经与艾尔思医生将相关预防措施传达给卫生督察（Sanitary Inspector），如果出现鼠疫患者，将会立即向艾尔思医生报告。5月8日劳森医生被请去诊断一名在他离港期间入院的被假设诊断为弛张热（remittent fever）的患者。这名患者名叫阿洪（A.Hong），是国家医院的男仆，刚刚于1894年5月1日与国家医院续约。据劳森医生日记记录，当看到这名患者时，他就知道他患了鼠疫。在经过仔细诊断之后，劳森医生确定这名患者得了腺鼠疫，并立即将其隔离。 ^[10] 这名患者也就成为1894年香港鼠疫的第一例确诊鼠疫患者。 ^[11] 翌日，劳森医生将这名患者确诊的消息告知艾尔思医生。5月10日早上，劳森医生应署理港督（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驻港英军司令伯加上将（Major-General George Digby Barker）的要求向其报告广州之行。随后，劳森医生被要求去参观东华医院，在那里他发现了大约20名鼠疫患者。据劳森医生报告，这些鼠疫患者的病情都已经相当严重，而且大部分患者来自东华医院的邻近地区，包括市场街（Market Street）、水池巷（Tank Lane）和楼梯街（Ladder Street）等。劳森医生随即将东华医院的情况告知艾尔思医生，之后两人向时任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署理辅政司（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的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先生口头报告鼠疫的有关情况。骆克先生便要求他们为下午举行的洁净局会议起草一份报告，同时要求劳森医生也出席会议。 ^[12]

5月10日下午，洁净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死亡统计、屋宇排污系统、家畜疾病、天花和鼠疫等事项。 ^[13] 此次会议可以说是港英政府应对鼠疫的正式开始，诸多有关鼠疫防治的政策和措施都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来。在有关鼠疫事项方面，会议除了宣读上述提到的昆西先生的通信与勒尼医生的报告之外，还讨论了洁净局秘书提交的有关鼠疫防治的备忘录。 ^[14] 备忘录提出多项建议，首先要对整个维多利亚城（Victoria City）进行大规模清洁，包括街道、海旁、海滩、排水沟、排污渠、巷子、后院和屋宇内部在内。其次，设立棚屋医院（matshed hospital）收治鼠疫患者。最后，向华人分发有关希望他们与政府合作遵守相关卫生条例的传单。而且，备忘录认为在鼠疫出现之后，采取以下措施才是明智之举，其中包括：①迅速埋葬鼠疫死者，对感染屋宇进行消毒和清洁；②在特定的区域由卫生督察进行挨家挨户搜查。 ^[15] 会议还对艾尔思和劳森两位医生提交的有关鼠疫性质和预防措施的联合报告进行了讨论。在他们看来，这种疾病完全是贫穷和污秽（poverty and filth）造成的，它类似于欧洲国家的伤寒，没有必要对这种疾病产生恐慌。 ^[16] 当时，劳森医生甚至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具有传染性，而且他认为鼠疫也不一定是由广州传入的，因为他倾向于相信这种疾病可能源于香港低下阶层华人聚居区的污秽环境。这跟广州的情况相当类似，因为广州鼠疫的多发地点也集中于那些卫生条件恶劣的地区。此外，令劳森医生相信这种疾病并不具有传染性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广州华人医院看到，尽管每天将近有300～400名鼠疫患者入院，可是在医院中却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所以，他相信这种疾病与其说是细菌性质的，还不如说是化学性质的。 ^[17]

尽管如此，艾尔思医生与劳森医生都意识到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鼠疫很有可能蔓延，并且会成为社区安全的一个严重危险。 ^[18] 基于此，他们在联合报告中提出以下五点预防措施：①受感染地区的所有屋宇下水道和主要排水沟都需要立刻清洗，并且随后应该定期冲刷和消毒；②那些发现鼠疫患者的屋宇也必须彻底清洁与消毒；③所有鼠疫患者和他们的看护的衣服都应该有人负责，并且进行消毒；④绝不允许在东华医院堆积病人，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疾病的蔓延和传播；⑤医院船“海之家”（Hospital Hulk Hygeia）必须做好准备，要停靠在海港中央，而且尽可能靠近岸边。他们确定，如果华人领袖代表团被带去参观“海之家”并获得解释，而且华人患者可以携带他们的看护上船照顾，那么劝服华人患者去“海之家”接受治疗应该不会太难。这些患者通常病情太严重，一般他们自己不会反对转移，如果有任何困难的话，那么必须由政府来解决。 ^[19]

其实，这五点措施也基本上成为港英政府防治鼠疫的主要政策。另外，除了艾尔思医生和劳森医生之外，在此次会议上，洁净局成员刘谓川（Lau Wai Chun）先生（时任东华医院主席）、何启（Ho Kai）先生和约翰·弗兰西斯（John Joseph Francis）先生也都认为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并呼吁立即召开洁净局会议专门讨论鼠疫问题，同时也主张应该对来自广州的船只进行检疫，如发现鼠疫患者应该立即进行隔离。 ^[20] 经过对相关报告进行宣读和讨论之后，会议最后通过两项重要决议。第一项决议是在弗兰西斯先生的动议下，建议署理港督应该援引1887年第24号条例第31款发布一个宣布香港为“疫埠”的公告。这项公告随后在署理港督伯加上将的签署下于当天（1894年5月10日）晚上予以公布。 ^[21] 翌日，香港各大报纸也纷纷刊发这项公告。第二项决议是在洁净局主席骆克先生的动议下，建议由梅含理先生、弗兰西斯先生和何启先生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鼠疫防治章程。 ^[22]

尽管5月10日洁净局会议对鼠疫防治相关事宜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不过关于鼠疫防治的组织架构和具体措施并没有得到实际落实。于是，5月11日洁净局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和通过鼠疫防治章程。 ^[23] 这个防疫章程是援引《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第32款而制定的，内容涉及鼠疫患者隔离与收治、受感染屋宇清洁与消毒、挨家挨户搜查鼠疫患者以及任命常设委员会（Permanent Committee）全权负责鼠疫防治工作等条款。 其具体条款包括以下12条：

（1）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须即迁徙医船或本局随时所定之专处限所就医。

（2）凡有人在港内或从别处来港，患疫毙命者，其尸骸须在本局所定之专处埋葬。至埋葬如何慎重之处，仍由局随时谕行。

（3）凡人知有人患疫或类似疫症者，须即赴最近之差馆或官署报明，即将情照转会局，以便办理。

（4）凡患疫之人迁徙医院或别限所，本局委有人员办理。如非有本局或本局所委之员及奉有执照医士之命，不得擅行迁徙。既经奉命，其迁徙应加如何慎重办理，仍由局随时谕行。

（5）凡在港有患疫毙命者，其尸骸本局饬人埋葬。除本局所委人员外，别人不得擅将尸骸移葬。

（6）凡在有疫邻近及本局所定限界地方，本局市委人员逐户探查，以视屋内情形果否洁净，并查有无患疫或由疫致死之人。如屋内污秽不洁，该员即饬令由本局所委之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洒以解秽药水，务期尽除秽恶；如屋内查有尸骸，则立即将其移葬；倘有患疫之人，则如例迁徙医船或别限所调理。

（7）凡患疫人之衣服、床铺等物，本局所委人员或接揽洒扫人夫见在屋内者，则将其一体用密车慎重搬运离屋，俟将物洗濯通透，解除秽恶，然后交回原主。至此等衣物，除本局所委人员或接揽洒扫人夫外，别人不得擅动，须待净除秽恶后，方可检置。

（8）如有衣物、床铺家私等件，经本局委员或有照医士看过，不能洗洒除秽，须将物毁化者，既书有字样，即遵照办理。至其在某处毁化，及应如何慎重之处，由局随时谕行。

（9）患疫之人房舍，无论未死或已死，既迁徙后，必须通透洗净，洒以药水，务除秽恶；如一屋之内，死亡已及三人者，此屋之人须即迁出，所有家私杂物及屋内地方，须由本局委人洗洒洁净，方准入屋居住。

（10）凡有屋经有照医士谓污秽不能洗除净尽者，既立有字据，则屋内之人及家私、衣服、床铺一切，须迁徙至本局所选定稳当屋宇，然后将屋如例净洗关闭。倘无本局专命，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11）凡公私众厕须每日洗洒二次，至本局意妥为度。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生灰在厕应用。每粪具用后须投以生灰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洁，本局令给解秽药水同洗。

（12）本局可举局员三人，会同如例，全权办事，例在必行。 ^[24]

这项章程便成为香港1894年鼠疫防治工作的指导方针，诸多防疫事项都是严格根据它而展开的。上述章程中提到的“本局”即洁净局；而第12条中提到的推举三位局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即由弗兰西斯先生、梅含理先生和艾尔思医生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25] 这个常设委员会拥有洁净局赋予的应对传染病的全部权力。该委员会总部设在弗兰西斯先生办公室，所有有关鼠疫的信息都会报告到那里，而有关鼠疫控制的命令也会从那里发出。

委员会成立之后便立即采取相关措施，而防疫工作基本上包括以医院治疗与隔离为主的临床医学服务和以挨家挨户搜查、清洁与消毒为主的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服务。其基本流程如下，在警察总监梅含理先生的指导下，由杰曼（Germain）督察带领一批欧人和华人防疫人员对受感染地区的屋宇进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当疾病症状非常明显，这些患者应该被立即送到医院船“海之家”或委员会批准的其他医院。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应该派一位医生去诊断病人并向当局报告。同时，他们也负责运送所有在房屋中或街头发现的尸体去鼠疫专用坟场（设在港岛西区摩星岭）埋葬，而在坟场也会有一位警佐负责和监督埋葬工作。此外，杰曼督察向卫生检察员（Sanitary Surveyor）约翰·克鲁克（John Rowland Crook）先生报告所有他们发现的受感染房屋和鼠疫患者，以及其他需要清洁和消毒的不卫生屋宇。克鲁克先生便在洁净局的领导下负责清洗和消毒受感染地区的屋宇。他的办公室总部设在第8号警署（No.8 Police Station），其属下也有一大批能够随时执行任务的苦力（以华人为主）。而在鼠疫患者治疗与隔离方面，医院船“海之家”已经停靠在靠近西环（West Point）的海面上，距离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Steamship Navigation Company）码头不远。 ^[26] 在码头的一边还修建了一个临时棚屋收容那些将要被送到“海之家”的鼠疫患者。上述便是5月12日之前港英政府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流程。 ^[27]

为全面了解1894年港英政府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讨论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在港英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埠”，确立防疫架构和防疫章程之后，随即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控制鼠疫的进一步蔓延。

首先，设立鼠疫医院，调配医务人员，治疗与隔离鼠疫患者。在5月10日洁净局会议上，劳森医生和艾尔思医生便强调必须马上启动医院船“海之家”，将发现的鼠疫患者送船隔离，并尽可能地提供治疗服务。“海之家”于1890年开始修建，并于1891年首次投入使用，主要收治天花和霍乱等传染病患者，劳森医生一开始便是“海之家”医官（Medical Officer）。因为它停靠在昂船洲（Stonecutters Island）北面的海港上，因此如果要将病人送到船上，还需要借用其他船只转运，因此当时维持“海之家”的费用还是相当高昂的。不过出于隔离传染病患者的考虑，英国殖民地部也同意设立这条医院船，并且多次整修，最后于1909年出售，至此完成其在香港隔离传染病患者长达将近20年的历史。 ^[28] 不过，因为当时华人害怕隔离，因此他们对于这条医院船具有相当深的厌恶和恐惧感，在他们看来只要上了这条船就没有返回的机会了。 ^[29]

5月11日，原本位于昂船洲的“海之家”已经停靠在靠近西环的海面上，做好一切措施准备收治鼠疫患者。但是，因华人患者反对登船，因此当天仍没有鼠疫患者被送去“海之家”。 ^[30] 在经过东华医院协调与劝服之后，到5月12日下午5点之前，大约有36名鼠疫患者被送到“海之家”，其中2人死亡，这些患者绝大部分是于5月10日在东华医院由劳森医生确诊的鼠疫患者。 ^[31] 到5月16日之前，在“海之家”上，除了劳森医生和彭尼医生（于5月13日由皇家海军派遣协助劳森医生在医院船工作）之外，24小时在船上待命的工作人员包括2名政府医院护士、2名欧人警员（充当病房舍监）、1名华人舍监（Wardmaster）、1名华人药剂师、1名华人书记员以及14名华人男仆和3名华人女工。上述的工作人员必须负责全部工作，包括登记患者信息、将病人安置在跳板上，帮他们洗澡、准备床铺，提供食宿和医药，将尸体装入棺材，以及将棺材通过船只送到坚尼地城埋葬。事实上，他们需要做任何事情，除了挖掘坟墓和埋葬工作之外（当运送尸体的工人抵达坟场时，如果那边人手不够的话，也会被要求参与挖掘墓地和埋葬工作）。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劳累或危险性，部分工作人员中途逃离医院船，不过由于“海之家”位于海港中央，如劳森医生所说，如果他们要逃走的话，要么游泳上岸，要么跳入海中借助邻近的船只抵岸。 ^[32]

随着鼠疫患者的继续增加，“海之家”很快人满为患，如果疫情持续下去将无法收治更多患者，因此，5月14日常设委员会在取得警察总监梅含理先生的同意之后决定将坚尼地城警署（Kennedy Town Police Station）改建为鼠疫医院，即坚尼地城医院（Kennedy Town Hospital）， ^[33] 这家医院至此之后便一直成为二战前主要的政府传染病医院（Government Infectious Diseases Hospital）。 在没有获得其他医生的援助之前，这家鼠疫医院的治疗工作也主要由劳森医生负责。另外，在5月16日之前，该医院还包括2名政府医院护士、1名欧人舍监、1名华人药剂师、1名华人舍监以及11名华人男女苦力（充当看护）。他们需要承担的工作跟“海之家”的工作人员基本相同。在坚尼地城医院，也同样出现工作人员逃跑的情况。据劳森医生报告，这11名华人男女苦力在5月15日早上就几乎不见了，或许是因为在陆地上比较容易离开。 ^[34]

由于对于西方医学的厌恶和对强制隔离的恐惧，华人非常反对被送去“海之家”或坚尼地城医院，他们便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港英政府的这些强制措施。 ^[35] 而且，这种反对和抵制情绪在5月19日达到高潮，甚至与卫生人员发生冲突，以致卫生人员的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和清洁消毒工作不得不暂停。不过，最终在东华医院的斡旋下，5月20日港英政府同意由东华医院将坚尼地城的旧玻璃厂改建为另外一家鼠疫医院，即玻璃厂医院（Glasswork Hospital），并于5月21日开幕正式收治患者。 ^[36]

玻璃厂医院由东华医院管理，东华医院医生负责治疗，不过需要接受政府医生监督。它的开幕极大地缓和了政府医生和政府鼠疫医院的工作负担，不过正如劳森医生所担心的，“这家医院的卫生情况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必须采取一切极端措施改善这家医院的卫生情况，以避免使这家医院成为每个入院病人的死亡陷阱”。正是如此，为改善医院的通风情况，便采取措施将窗户上的玻璃全部移走。 ^[37] 至此，在这次鼠疫危机中，政府第一次允许鼠疫患者可以由中医医生根据中医方法进行治疗，而一改原先必须在政府指定医院和根据西医治疗的严格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东华医院在争取鼠疫治疗权斗争中获得的第一次暂时性胜利。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政府的这种让步或许是因为考虑到在港欧洲人感染鼠疫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而需要将条件比较好的“海之家”腾出来专门供收治欧人患者之用。 ^[38] 之所以说这是一次暂时性胜利，是因为也正是这次参与鼠疫治疗工作，东华医院在管理与治疗方面的缺陷一再暴露而不断遭到政府医生和其他官员的指责与批评。

果然不出所料，5月29日一名执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英国士兵感染鼠疫，这令当时很多政府医生相信鼠疫很可能会在欧洲人当中进一步蔓延。 ^[39] 其实，早在5月16日就已经有一名葡萄牙人感染鼠疫而死。 ^[40] 这些都对港英政府和欧人社群持有的欧洲人对于鼠疫具有免疫力的安全幻觉给予了沉重打击，令他们意识到鼠疫并不是专属于华人的。 ^[41]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5月29日当局便决定将“海之家”上的所有华人鼠疫患者转移到坚尼地城医院。自此之后，“海之家”专门用于收治欧洲人、日本人和欧亚混血人，再也没有华人鼠疫患者被送到这条医院船上。 ^[42]

随着玻璃厂医院收治患者的增加，其卫生条件也日益恶化，显然已不再适合作为传染病医院。有鉴于此，6月8日政府同意在坚尼地城修建另外一家鼠疫医院，即屠宰场医院（Slaughter House Hospital）。根据劳森医生报告，这家医院是一幢非常适合当时需求的建筑物，由砖墙、混凝土地板构成，通风情况相当不错，而且相当容易保持清洁。它仍然由东华医院管理，由东华医院医生根据中医方法治疗患者，同时也接受政府医生监督。屠宰场医院建成后不久，玻璃厂医院患者就开始被转移到其他鼠疫医院或广州进行治疗。 ^[43] 根据《士蔑西报》报道，6月14日在劳森医生、艾尔思医生、彭尼医生以及其他人员的监督和协助下，玻璃厂医院患者开始转移，其中大约80名患者被送上船只等待晚上离开广州，而剩下的35名患者（那些不希望离开或因为病情太严重以至于无法表达是否愿意离开香港的患者）则被转移到屠宰场医院。与此同时，玻璃厂医院在经过清洁和消毒之后也随之关闭。 ^[44]

在玻璃厂医院关闭之后，政府于6月17日在其对面搭建了一个棚屋医院（Matshed Hospital）收治鼠疫患者，也称雅丽氏纪念医院分部（Alice Memorial Branch Hospital），由雅丽氏纪念医院的医生管理。 ^[45] 因为棚屋附近缺乏合适的排污系统，而且华人习惯将垃圾到处乱扔（当无人监督时），因此，在棚屋南端形成了堆满垃圾的污秽水池，严重影响棚屋医院的卫生情况。不过，棚屋的通风情况还算不错，设置了很多通风口，以改善棚屋中的空气质量。这家医院主要收治一些轻微和正在康复的鼠疫患者，不过因为其经营成本昂贵而于7月21日关闭。 ^[46]

其实，上述医院纷纷关闭也跟鼠疫逐渐减缓有关，到7月下旬开始，新鼠疫患者已经比较少了。 ^[47] 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从其他地方借调的医务人员也纷纷离港。与此同时，“海之家”也于8月8日暂时关闭，剩下的两名欧人患者被转移到国家医院的隔离病房。随后，工作人员也对医院船进行了彻底清洁和消毒。 ^[48] 不到几天，屠宰场医院的所有患者也于8月10日被转移到坚尼地城医院，同时，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消毒之后，该医院也随之关闭。 ^[49] 在9月3日港英政府宣布香港撤销“疫埠”公告之后， ^[50] 同时考虑到几乎没有出现新鼠疫患者以及留院患者也逐渐在康复之中，政府决定于9月26日将坚尼地城医院关闭，并且将剩余病人转移到位于国家医院空地上的天花观察临时棚屋（Smallpox Observation Hut）中。坚尼地城医院也由石炭酸消毒，同时连接这家医院的康复棚屋（Convalescent Matshed）也被9月和10月的连续台风吹毁。这个康复棚屋于1894年6月搭建，主要收容那些已经过了疾病急性阶段的鼠疫患者，这样可以避免他们与其他严重患者接触，以减少再度感染的机会。 ^[51]

除上述设立的专门鼠疫医院之外，在鼠疫流行期间，国家医院还保留了两个隔离病房（Isolation Ward）用于暂时观察鼠疫患者。这些病房对于晚间在国家医院出现的鼠疫患者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能够将他们及时从普通病房中转移出来。另外。因为晚间苦力运送病人到坚尼地城医院的费用要高得多，为等待第二天早上转移患者，保留这样的病房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52] 此外，位于鼠疫流行集中区域的东华医院在鼠疫流行期间也成为收容和转移华人鼠疫患者的中转站。政府委派詹姆斯医生驻扎东华医院诊断入院病人，如果发现是鼠疫患者就会立即派人将他们转移到合适的鼠疫医院。 ^[53]

说明：(a)在2455名鼠疫患者当中，部分病人被转移到广州、坚尼地城医院、雅而氏纪念医院分部、荔枝角医院。(b)在2068名鼠疫死者当中，有828名在入院时已经死亡。(c)在32名患者当中，其中有6名被转移到“海之家”，有19名被转移到坚尼地城医院。(d)从1894年5月份开始东华医院一直成为监测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的重要地点，由政府委派医生负责，发现传染病患者之后，立即派人转往合适的传染病医院。

资料来源：根据James A.Lowson，“The Epidemic of Bubonic Plague in Hong Kong，1894，”Hong KongGovernment Gazette，April 13，1895，pp.：396-397编制。

在上述几家医院当中，除了玻璃厂医院和屠宰场医院由东华医院管理并根据中医方法治疗外，其他鼠疫医院都根据西医方法治疗。（见表2-1） 由于华人对于西方医学和外国医生的恐惧和抵制情绪，最终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东华医院设置鼠疫医院收治鼠疫患者。不过，在政府医生和当时的欧人报纸看来，由华人管理的鼠疫医院是非常恐怖的，不仅卫生情况恶劣，而且治疗手段也毫无可取之处。 ^[54] 正如《士蔑西报》报道：“我们首先参观了旧的玻璃厂医院，但是因为所有的病人已经被转移，没什么可看的，我们只能想象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残酷的场景，活人与死人都躺在一起。随后我们去了屠宰场医院，这也是临时改建的鼠疫医院。我们推开一扇门然后进入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我们看到四个病人。这些病人都表现出非常痛苦的样子……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躺在污秽不堪的地方，很显然没有人让他们保持清洁，或者得到他们希望获得的帮助。” ^[55]

相反，由政府医生管理的医院则显然不同。《士蔑西报》继续报道：“但是，情况非常不同的是国家医院的坚尼地城医院。在这里，任何东西都是明亮的和清洁的，没有气味，没有污迹，任何安排都有助于减轻鼠疫病人的痛苦，也不缺乏看护。每位病人都有快乐的和欢乐的表现，一位英国护士麦金托什（McIntosh）小姐到处巡视，说话非常友好。” ^[56]

劳森医生的评价也印证了《士蔑西报》的观察，他认为坚尼地城医院在鼠疫期间的表现证明了它是一家相当好的医院。 ^[57] 而且，劳森医生对于“海之家”的评价更高。他认为，“医院船海之家被证明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家非常有价值的医院，每位医务参观者都会被对家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的合适性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能够提供很多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而且在康复阶段过着海上生活也相当惬意。对于那些在岸上接受治疗的欧洲人和日本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反之，海港上的缕缕微风都能够缓和患者的痛苦……在过去的夏季，医院船海之家作为一家欧人医院（European hospital）已经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58]

在鼠疫暴发时，政府医务署（Medical Department）主要有下列医护人员，其中包括殖民地医官艾尔思医生、国家医院院长约翰·阿特金森（John M.Atkinson）医生 ^[59] 、国家医院助理院长和署理院长劳森医生以及几位欧人和华人药剂师，还有一些来自国家医院和精神病医院的舍监和护士。 ^[60] 在鼠疫流行期间，阿特金森医生由于放假不在香港，因此真正能够负责和安排鼠疫治疗工作的只有艾尔思医生和劳森医生。显然，如果鼠疫进一步蔓延的话，就势必需要更多医生提供帮助。在鼠疫流行期间，常设委员会也获得了来自陆军和海军军医以及私人医生的援助，主要有皇家海军彭尼医生、米登（E.H.Meaden）医生、比尔布洛克（Bearblock）医生，陆军军医团（Army Medical Staff）少校医官詹姆斯医生，小劳森（W.F.C.Lowson）医生，莫里纽克斯（J.F.Molyneux）医生（来自宁波）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医生和医学生。 ^[61]

这些借调的医生与艾尔思和劳森医生一起奋战在鼠疫斗争第一线，他们被分配在不同的鼠疫医院中治疗患者，或者跟随搜查队伍执行任务，检查那些来自其他港口的船只。他们大部分都兢兢业业，而且部分医务人员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 ^[62] 不过，或许因为工作强度和危险性问题，在5月31日有部分雅丽氏纪念医院医学生逃离岗位，而在6月上旬也有部分医生拒绝工作。 ^[63] 其实，除了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医生之外，还有诸多医生参与鼠疫杆菌研究工作，提供关于鼠疫防治的专业意见。

当然，在借调医务人员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困难。在常设委员会向各个港口请求派遣医生的时候，诸如上海、新加坡等地方都以各自的防疫任务繁忙为由加以拒绝。 ^[64] 不过，在1894年6月中旬，常设委员会也曾拒绝了来自佛山、广州和海峡殖民地的几位传教士医生和政府医生的主动请求。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很多鼠疫患者开始被转移到广州接受治疗，因此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医疗援助。 ^[65]

第二，实施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发现和转移鼠疫患者，并对受感染屋宇和地区进行清洁和消毒，如有必要，将关闭不合要求的屋宇，彻底清除整个污秽地区。如果第一措施是侧重于以鼠疫治疗为主的临床医学服务的话，那么这项措施主要是基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考虑，通过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尽可能早地发现和隔离鼠疫患者，并对受感染地区进行清洁和消毒措施，以杜绝鼠疫向周边地区进一步蔓延。其实，这项预防措施是港英政府鼠疫应对机制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绝对优先于鼠疫治疗工作，也是港英政府在面对华人社会的反对时绝对不能让步和妥协的，尽管政府在鼠疫治疗方面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这一点在5月10日的洁净局会议上，劳森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在目前这个时候在健康人群中分发医药是无效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彻底清除那些滋生疾病的污秽屋宇，而且所有的患者都必须立即从鼠疫发生地转移。” ^[66] 其实，自香港发现第一例确诊鼠疫患者之后，洁净局便雇用超过100名苦力清洁维多利亚城贫民窟的后院和排水沟。 ^[67] 5月12日，洁净局还雇用大量清道夫在太平山地区清洁不卫生的街道和屋宇，冲刷后院和排水沟。 ^[68]

除雇用额外华人苦力从事街道和屋宇清洁之外，还组建搜查队（searching party）对受感染地区的屋宇进行挨家挨户搜查，如果发现患者症状非常明显，便立即将其送到“海之家”或其他指定医院。如果发现死者，则直接送往常设委员会指定坟场埋葬。当然，一般来说，这些鼠疫患者和尸体会首先送到东华医院等待詹姆斯医生确诊之后再送到鼠疫医院或坟场。这些工作由警察总监梅含理先生直接领导，而具体工作则由杰曼督察率领洁净局卫生官员和警署警员执行。 ^[69] 5月15日，来自皇家海军补给船“维克多·伊曼纽尔”（Victor Emanuel）号的6名水兵（blue jackets）主动提供帮助。他们的到来极大地缓解了搜查队运送患者和尸体的工作负担，因为他们自己配备了汽艇，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因为考虑到陆路运输（需要经过聚居区）鼠疫患者和尸体可能会造成传染，因此常设委员会决定将鼠疫患者和尸体运送到码头之后，再由不同的船只运送鼠疫患者到医院治疗，同时将鼠疫死者运送到坟场埋葬。 ^[70] 劳森医生在1894年5月16日的报告中附了一张当时搜查队的工作流程图，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基本运作情况。

为确保能够尽早发现鼠疫患者以避免传染他人，洁净局于5月15日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人员遵守以下规则：①确定病人是否发烧；②在手臂下方和腹股沟、脖子和肘上查找是否有肿胀；③观察病人是否有忧虑表情，看他走路是否蹒跚。 ^[71] 如有上述症状便立即送院诊断。其实这里很值得怀疑这些送院的人是不是鼠疫患者，因为当时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可能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再加上当时医务人员缺乏，很少有医生能够随行。 由于鼠疫并没有减缓的迹象，而执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人手却日益紧张，致使很多受感染地区的房屋不能被彻底搜查。不过，5月18日来自皇家工兵团（Royal Engineers）的12名士兵和什罗普郡轻步兵团（Shrophshire Light Infantry）的12名士兵的加入大大地加强了搜查队伍的力量。甚至有报纸报道，现在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分成几个分队，几乎不会错过任何鼠疫患者。 ^[72]

搜查队除了搜寻鼠疫患者和尸体之外，还对那些受感染屋宇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将屋内的家具、衣服以及任何可能受感染的东西进行彻底消毒或销毁。而且，如果发现屋宇不适合继续居住，屋内所有人都必须迁出，待工作人员处理之后才能入住，也有可能被永远关闭。因此，搜查队的行动给华人造成诸多不便和麻烦，引起华人社会的日益不满，并导致与防疫工作人员的激烈冲突，愤怒的群众向搜查人员投掷石头。华人社会的抵制活动使得挨家挨户搜查行动不得不在5月19日下午全部停止，因为搜查工作已经变得相当危险和困难。 ^[73] 第二天，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继续开始，不过为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开始在搜查队伍中配备全副武装的警卫。5月21日总督召开鼠疫防治会议，翌日，总督会见以东华医院和保良局总理为代表的华人代表团。在这两次会议上，有关华人请求停止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提议都被提出来讨论，可是总督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华人患者可以离港或选择华人鼠疫医院治疗，可是在挨家挨户搜查行动上不做任何让步和妥协，并发表公告要求华人与东华医院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面对鼠疫危机。 ^[74] 非但没有减轻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力度，而且同意增加人员，总督在5月21日会议上直言：“此等事务，增派人员襄理固在所必需，第增员多寡则俟十八日然后定夺。”

于是，5月23日英军司令伯加少将派出什罗普郡轻步兵团8位军官，常设委员会调拨300名士兵，以协助挨家挨户搜查行动。这批军官和士兵被分成两个分队（各有4位军官和150名士兵），其中一队负责在维多利亚三个地区（东区、中区和西区）执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而另外一队则负责消毒工作。其实，加上洁净局卫生人员、警员和皇家工兵团士兵，每队应该达到160人左右。每天各队执行任务时间为6个小时，分别为上午3个小时和下午3个小时。 ^[75] 5月24日，常设委员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招募搜查行动的志愿者，不过情况并不理想，报名者寥寥无几，只有6人前来报到，最终也只有3人被接受，因为其他人不能合适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76] 对于这种情况，《士蔑西报》曾评论道：“是不是因为搜查受感染地区被认为是有失体面呢，或者是否是因为10个欧洲人当中会有9个不会在意动手或动脚去扑灭鼠疫呢？” ^[77] 搜查队伍更大规模和强度的搜查行动继续引起华人社会的强烈抵制。即使如此，港英当局仍然没有妥协之意，罗便臣总督甚至于5月24日下午下令将全副武装的“特威德”（Tweed）号炮舰停靠在西环，以威慑和镇压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 ^[78] 《士蔑西报》也为总督的这一坚决和果敢行动极力喝彩，该报发表题为《香港政府与华人背叛者》（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hinese Traitors ）的社论指出：“好斗的东华医院独裁者以及他们可怜的和易受骗的苦力将毫无疑问地发现现在是时候放弃对殖民地公认权威的拼命攻击和严重藐视了。” ^[79]

而且，考虑到鼠疫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而且大有向周边地区蔓延之势，常设委员会遂决定扩大和加强对相关地区的清洁和消毒行动。6月5日下午，一个主要由医生组成的特殊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在立法局会议室召开会议，商讨鼠疫预防的进一步措施。会议由梅含理先生主持，经过深入讨论之后，会议通过以下几点决议：①湾仔区应该彻底消毒，常设委员会应该继续呼吁所有的屋宇业主清洗他们的房屋，如果业主不履行职责的话，常设委员会应该负责这项工作；②常设委员会应该继续在还没有受感染地区清洗房屋；③那些被宣布为受感染的屋宇应该被消毒，如果没有被清洗则应该被关闭；④那些没有被宣布为感染的房屋也应该消毒和清洗；⑤常设委员会应该采取尽可能的安排，对那些被迁出的住户进行隔离观察，在他们被送到新的住处之前。 ^[80]

从上述决议可以看出政府在预防鼠疫可能继续蔓延这一问题上的决心，而对于那些不适合居住的屋宇和整个地区甚至考虑予以关闭或彻底摧毁。罗便臣总督在6月11日立法局会议上的演讲中也直言：

政府有权进入不合卫生要求的所有屋宇，并且勒令屋宇业主解决屋宇中的所有缺陷。政府也有权重新测量和分配所有的土地，并修建新路和改善旧路。政府亦有权进入和检查所有的华人屋宇，并且对这些屋宇进行重新编号和分类。此外，政府也会严格规定每间屋宇和每个房间的住户数量，业主有义务保证住户数量不会超过规定，否则将会遭受严惩。 ^[81]

其实，政府为能够赋予相关机构有权搜查、清洁、消毒甚至关闭和彻底清除受感染的屋宇或整个地区，也在立法方面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在1894年，除了于5月11日通过鼠疫防治章程之外，政府还于5月31日通过《鼠疫防治章程附例》，6月13日通过《1894年5号条例》以及其他在不同时间起草和一读审议的有关不卫生屋宇的相关条例。 ^[82] 而政府关闭和清除不合卫生屋宇或整个地区的矛头便首指鼠疫集中发生地的华人聚居区——太平山地区（Taipingshan District）。太平山地区的卫生问题由来已久，它伴随着香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人聚居区，由于香港土地有限，房屋租金昂贵，大量贫苦华人为减轻租金压力而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中，因此造成该地区住房条件过度拥挤，卫生情况急剧恶化。 ^[83] 尽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殖民地医官就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港英政府在管治初期基于所谓的“华洋分治”政策而很少对该地区的卫生情况加以整治。 ^[84] 而1894年鼠疫在该地区的暴发和蔓延令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为控制鼠疫而将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列入警戒区，撤出区内所有居民，封锁街道和关闭屋宇。 ^[85]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讨论如何彻底解决太平山问题，以避免鼠疫在该地区再度暴发。

5月下旬，因华人社会反对政府的搜查行动而与搜查人员发生激烈对峙和冲突，同时也为避免因货船罢工而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当时，《士蔑西报》就曾发表文章建议政府应该派遣海军炮舰停靠在太平山地区的附近海域上。而且应该用炮舰将太平山地区完全清除，因为这对于香港的健康来说是最好的事情。 ^[86] 显然，在当时香港的西方人看来，太平山是危害当地卫生和健康的一个重要源头。在5月31日的洁净局会议上，有关彻底清除太平山地区的问题被提出来，有洁净局成员建议洁净局应该采取全面和严格的措施来消除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不管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和麻烦，清洁和消毒工作应该继续执行，而且任何被视为不适合居住的屋宇都必须被关闭。同时，业主也必须为屋宇的不卫生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受到严重惩罚。 ^[87] 从6月份开始，政府便出台一系列太平山重建计划，组建太平山徙置委员会（Taipingshan Resumption Board），而8月27日立法局也一读审议了《太平山徙置条例》（ Taipingshan Resumption Ordinance ）草案。这些政府举措都显示太平山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甚至有报纸尖锐指出，如果鼠疫要被扑灭和避免再度暴发，太平山地区必须被彻底清除。 ^[88] 而从前述总督在立法局的演讲以及通过的一系列条例都足以显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尽管，太平山地区重建计划在当时遭到了来自康德黎医生和普雷斯顿医生等医学专业人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鼠疫的暴发跟卫生和住房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 ^[89] 当然，太平山地区业主的反对呼声也是很大的，而这些业主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华人领袖和一些在港的欧人专业人士。《士蔑西报》曾经将这一地区的部分业主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其中就有韦玉、何启和伍廷芳等香港知名人士以及英国热带医学专家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中文名一般称为“万巴德”）医生等人。 ^[90]

8月27日立法局会议对《太平山徙置条例》草案进行了讨论，署理律政司（Acting Attorney General）利奇（A.J.Leach）先生指出：

该草案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已经袭击香港达4个月之久的鼠疫再度暴发或重现。准备重建的该区面积大约有40万平方尺或10英亩。根据常设委员会6月2日的来信得知该区有384间房屋，其中76间发现超过三例鼠疫患者，因而被关闭；其中146间发现一或两例鼠疫患者，而剩下的房屋因为临近上述房屋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卫生情况而被指责。现在，在这些房屋当中，大部分都是狭小的、陈旧的、阴暗的，而且排污系统和通风情况相当糟糕，甚至有些还处于一种最为污秽的状态。这些房屋大部分被证明是不适合居住的。 ^[91]

利奇先生还援引徙置委员会的有关建议，该委员会在咨询过多位医学专家的意见之后指出：“委员会一致同意采取合适的措施清除太平山地区的384间房屋（最好用火），因为这是该区能够永久保持卫生和清洁的唯一方法。”同时，他还引用了詹姆斯医生的专业意见，詹姆斯医生认为：“（该区）大部分的土壤和物质都充满鼠疫细菌。毫无疑问，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被毒害得更深。” ^[92] 如上所述，尽管也有医生表示反对，但是鼠疫在该地区的大规模暴发已经让鼠疫与该地区画上了等号。《士蔑西报》曾评论道：“如果鼠疫要被扑灭，整个太平山地区就该被烧毁，因为它毫无疑问是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危险的源头（a source of grave danger to the public health）。折中办法已经被容忍得太久，现在是采取决定性的和有效的行动的时候了……太平山是导致疾病细菌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和传播的源泉，因此有必要让它一劳永逸地消失。” ^[93]

不过太平山重建计划并没有在1894年完成，整个工程一直持续到1905年，至此该区的房屋、道路、下水道以及公共设施都得到了全方位改善。正因为其影响深远，太平山重建计划也是1894年鼠疫留给香港人的重要历史记忆之一，1903年修建的卜公花园今天仍然屹立于太平山原址，成为香港人关于1894年鼠疫的永恒纪念。

如果说上述两项措施是针对鼠疫患者的，那么第三项措施便是如何处理鼠疫死者问题。在5月11日公布的12项鼠疫防治章程中，其中第二和第五项便是针对鼠疫死者的，规定死者必须在指定地点埋葬，而且必须由当局指派专人负责运送和埋葬，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

5月12日，常设委员会已经派人在摩星岭附近临时安排了一个特殊坟场，它位于坚尼地城警署以西，距离坚尼地城医院不是很远。 ^[94] 为避免尸体成为鼠疫传播的另外一个源头，当局严格规定鼠疫尸体埋葬的方式，其中包括墓地深度以及必须在尸体和棺材上分别撒上石灰。 这些措施显然与华人的丧葬习俗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很多鼠疫死者家属便自行秘密埋葬，而且出于尊重死者的考虑，他们还会选择风水好的地方安葬。 ^[95] 当然，为逃避当局的清洁与消毒措施，死者家属也会乘机弃尸于街头或山头。 ^[96]

在5月11日的防疫章程中，当局也强调他们会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埋葬。而总督在6月中旬发布的公告中也曾经承诺：“至于那些死于鼠疫的患者，他们会被合适地装入棺材，非常小心地埋葬在一个特别指定的坟场，在每个墓地上都有墓碑，上面刻有死者的号码和姓名。这样他的最后一个安息地可以非常容易地辨认出来，那么他的遗骸也不会被他的亲戚和朋友忘记。” ^[97]

显然，华人的激烈反对便足以证明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面临鼠疫危机的时刻，整个香港社会处于恐慌之中，更何况那些负责运送和埋葬鼠疫死者工作的官员和工人，他们因为经常接触死者，随时处于被感染的危险之中。更何况当时负责挖掘墓地和埋葬工作的人手相当缺乏，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坚持用合适的方法处理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出现用石灰集体埋葬死者的情况。 这种情况也是导致华人大规模离开香港的重要原因，据《士蔑西报》报道：“从鼠疫暴发到现在，估计有1/3的华人离港返回中国内地。这些移民的主要恐惧是他们害怕当他们遭遇鼠疫而死后会被用石灰埋葬。” ^[98] 不过，华人的这些反应在欧洲人看来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用石灰埋葬鼠疫死者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习惯性做法，如果不这样安葬的话，鼠疫就不会结束。 ^[99]

常设委员会在鼠疫尸体埋葬问题上的坚决立场可以反映在当局对荔枝角医院附近的鼠疫坟场的态度上。6月23日荔枝角医院开幕之后，在其附近也随即临时安排了一个埋葬鼠疫死者的坟场。 可是，这个坟场却成为当时大部分政府医生的指责目标，他们指出这个坟场的三个主要弊端：①埋葬深度不够，大部分墓地只有2英尺，有的甚至只有15英寸，而当时香港鼠疫坟场的墓地深度一般都在5～6英尺。如果深度不够，很容易造成疫气外溢而导致空气污染。②在埋葬过程中没有使用生石灰。③因为该坟场临近水溪而可能导致水资源污染。因此，他们强调必须对上述弊端加以改善，否则，因为它处于香港边界上而极容易成为香港公共卫生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后来，港英政府通过两广总督向荔枝角坟场管理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出改善。最终，坟场管理当局迫于压力也只能根据这些香港政府医生的要求而做出改善，而改善结果也基本上达到了他们的要求。 ^[100]

当然，除上述措施之外，港英政府还对违反鼠疫防治章程和相关条例者予以惩罚（罚款和监禁），包括那些未能举报，甚至隐藏鼠疫患者之人，以及未能按照当局要求对屋宇实施必要清洁与消毒之业主与住户。 ^[101] 另外，当局也为来港从事鼠疫调查和研究的科学家提供必要援助，也就具体防疫事项征求他们的意见。 ^[102]

限于篇幅，这些措施未能详细展开论述，当然也是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所在，因为上述详细讨论的三项措施最能够反映在面对鼠疫危机时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港英政府与东华医院之间、华人社会与东华医院之间以及总督与鼠疫防治机构（常设委员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鼠疫防治的具体进展，同时也关涉东华医院在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中的地位。

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暴发、流行以及港英政府鼠疫应对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1894年鼠疫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由香港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造成的。至于鼠疫是不是真正因为卫生条件恶劣造成姑且不论，但是，至少当时负责鼠疫防治的医务与卫生人员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的眼里，华人的卫生习惯及其聚居区糟糕的卫生条件是鼠疫暴发的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鼠疫被认为具有“华人性”（Chinese origin and nature of plague）。1895年3月2日殖民地医官艾尔思医生在向署理辅政司骆克先生提交劳森医生的1894年鼠疫报告时便指出了这次鼠疫在香港大规模暴发的原因所在，其中包括华人住宅区屋宇建筑不合理，通风、光线和空气流通不善，未能保持屋宇清洁和卫生，供水不足，缺乏合适的排污系统，房屋过度拥挤，水井（提供饮用水）污秽不堪缺乏合适的厕所设施以及垃圾处理装置，等等。 ^[103] 除了艾尔思医生的报告之后，由劳森医生和其他医生撰写的报告也都将鼠疫与卫生情况直接联系起来。

其实，香港卫生问题由来已久。从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开始，当地卫生情况就给英国管治带来严峻挑战，因为初期盛行的“香港热”（Hong Kong Fever）令英军损失惨重。 ^[104] 因此，为解决英军士兵中因气候、卫生和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大规模死伤问题，并且使香港成为英国殖民者的合适居住地，港英政府就启动了旨在控制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以及改善总体卫生条件的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卫生和医疗服务因港英政府的政治和财政考虑而主要针对殖民者，尤其是对帝国统治具有至关重要性的士兵，而华人居民的健康相对来说则不受关注。从1843年殖民地医官的任命和公共卫生与清洁委员会（Committee for Public Health and Cleanliness）的组建，1848年国家医院的建立，1857年《传染病条例》（ Contagious Disease Ordinance ）的颁布，以及1858年性病医院（Lock Hospital）的设立等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殖民者健康的考虑。 与此同时，殖民地医官在其年度报告中也开始不断指责华人的卫生习惯及其聚居区的卫生条件，尤其是排污系统和房屋过度拥挤情况。而对香港卫生情况最为关注的则是艾尔思医生，他从1873年开始就在其年度报告中不断提出批评和改善措施。可是艾尔思的报告却没有引起港英政府的足够重视，直到1880年英国政府任命工程师奥斯伯特·查维克（Osbert Chadwick）与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抵港调查香港卫生情况，并于1882年发表调查报告。该报告从排水和排污、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建筑物标准以及卫生管理机构等方面对香港卫生问题和卫生政策提出一系列批评和改善建议。 ^[105] 在1882年查维克报告的建议下，洁净局于1883年成立。随后，香港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律——《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通过。 可是，这部公共卫生条例却因为各方的反对和阻挠，其中的关键条款都被删除。 ^[106]

遗憾的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上述努力对于改善香港卫生条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107] 正如劳森医生所说：“在1894年之前的20年间已经有很多法律旨在解决香港的恶劣卫生情况，但是因为法律实施的困难以及华人和其他社群的偏见造成这些规定形同虚设。” ^[108]

1894年香港鼠疫不仅由公共卫生问题而起，而且港英政府的鼠疫应对机制也是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展开的。 ^[109] 在鼠疫发生之后，各大报纸一直在讨论应该由谁为鼠疫和香港的恶劣卫生条件负责，是总督、洁净局、工务局、华民政务司，还是华人社会？不过，在面对鼠疫危机之时，讨论责任问题并不是重点所在。当务之急应该是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控制和彻底扑灭鼠疫，以维护香港人们和社会的公共安全与社会健康。因此，在这个时候，港英政府的鼠疫应对机制便又以公共卫生的名义来展开。1894年5月10日《士蔑西报》在评论洁净局雇用华人苦力从事清洁服务时，便强调“为了公共卫生的利益，他们的服务应该继续维持”。 ^[110] 罗便臣总督在5月21日发布的公告中也直言，他不仅需要对华人的健康负责，而且还包括香港的欧洲人和军队。 而对于欧洲人健康的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在鼠疫问题上采取坚决和果断态度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真如总督所说是为了华人的健康考虑，那么为什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港英政府对于华人聚居区的卫生情况视而不见，即使政府医生不断地指出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危险性？显然，这是因为鼠疫的暴发已经将卫生恶劣的危险由华人社区传播到欧人社区，尤其是随着欧洲人和英国士兵感染鼠疫之后，欧人社区中的这种担心和恐慌更加明显。 ^[111] 1894年5月22日《士蔑西报》就曾尖锐指出：“即使华人可能被鼠疫杀死，可是一定不能和应当不能让鼠疫杀死我们。” ^[112] 因此，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英文报纸都强调卫生措施的主要目标是预防鼠疫从华人传播给欧洲人，尽可能切断鼠疫感染源和传播途径。

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政府鼠疫应对机制显然是以公共卫生为重点的，而不是很注重个别鼠疫患者治愈的可能性。在港英政府与政府医生对中医和华人医院相当不信任的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将鼠疫患者交给东华医院来管理和治疗的。可是，很奇怪的是，政府却做出这种让步。如果这不能解释的话，或许可以从詹姆斯医生在东华医院的角色看出来。詹姆斯医生在东华医院并没有进行治疗的权利，他只负责确诊鼠疫患者和确定死亡原因。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够发现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鼠疫患者，因为这些患者入院之后必须马上登记住址，以让卫生人员可以追踪鼠疫感染区域，及时进行清洁和消毒。因为东华医院位于鼠疫多发区域，因此让东华医院成为鼠疫发现和转移中转站是有很大优势的，可以第一时间将鼠疫来源回馈给卫生人员，如果这些疑似患者马上被送到离鼠疫多发地区相当远的坚尼地城附近，这可能有碍于信息的交流和造成行动的迟缓。因此，港英政府的主要考虑并不在于到底能够治愈多少鼠疫患者，关键是能够尽可能地发现鼠疫患者，并及时将他们隔离。正是如此，即使在玻璃厂医院和屠宰场医院，政府医生也不会干预治疗过程，他们只负责监督医院的卫生情况。当然，这可能也跟政府与东华医院事先达成的约定有关，即政府医生不能干预东华医院管理的华人鼠疫医院的治疗过程。

可是，政府既然能够在鼠疫治疗问题上做出让步，为什么政府在华人更为反对的挨家挨户搜查行动上却丝毫不做出任何妥协呢？1894年5月22日华人代表团谒见总督提出四点要求，可是总督在挨家挨户搜查行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并要求增加搜查人员，不惜人力和物力调动大批英国士兵。很显然，当时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不管是华人鼠疫医院还是政府鼠疫医院，在治疗效果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鼠疫死亡率太高，只要将患者隔离在鼠疫医院中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些患者进一步向社区蔓延的危险。可是，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或者藏匿在家中的鼠疫患者却可能是鼠疫进一步传播的源头所在，只有找出这些潜在的感染源和对一切可能导致感染的屋宇进行清洁和消毒，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鼠疫。其实，正如上述分析的，港英政府在太平山地区彻底清除和荔枝角鼠疫坟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反映了当局鼠疫应对机制的预防为主策略，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存在太平山地区或荔枝角坟场，它们都会对香港居民的健康构成永久的和严重的威胁。

综上所述，1894年鼠疫令港英政府陷入管治危机，不仅是因为鼠疫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破坏，同时也是因为港英政府终于尝到了历来在华人卫生问题上的“无为”态度生出的苦果，令政府遭受各方面的严厉批评和指责。因此，为解决鼠疫危机，当局为了获得社会各方的支持，宣称其防疫机制的合理性，便以公共卫生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正如总督所宣称的：“不让社区的健康（health of the community）因为我们当中的居民而遭受损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113] 殊不知，港英政府以公共卫生为名义而采取的措施却与华人的传统和习俗产生了激烈冲突，华人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和抵制政府的防疫措施，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武力措施予以威慑和恫吓。 gqXVJ/vwg7PYzPnLR6DFJCgLZt4amaXmweigmdvC+wK6iK5MI7BIEVkkMOw1Vq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