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综观目前有关东华三院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都是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东华医院（三院）作为一个准政治机构（quasi-political institution），如何成为沟通华人社会与港英政府之间、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中介者角色，即如何发展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精英组织。亨利·勒斯布雷奇（Henry J.Lethbridge）最先开拓了这项研究，他认为东华医院作为一个华人社团，其功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机构，它不仅积极地参与香港和临近广东地区华人的社会慈善与福利服务，而且代表香港华人社会向政府表达涉及华人事务的各项请愿与要求，同时也是向海外华人为中国筹集救济资金的募集中心。当然，他也强调东华医院成为中国政府了解和处理海外华人事务的信息中心与咨询机构。勒斯布雷奇教授也坦言，正是这种不断加强的政治特征使东华医院不断遭到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的批评与攻击，而这些指责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东华医院作为一家医院的功能是无效的，可是作为一个秘密社团却不断危及港英政府的管治权威。 ^[24] 而施其乐牧师（Rev.Carl Smith）则在勒斯布雷奇研究论点的基础上，从更为多元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东华医院作为医疗、教育、宗教、社会和准政治组织的相互交叉功能。他指出东华医院在香港外国人与华人社群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这种互动关系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 ^[25]

在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香港大学冼玉仪（Elizabeth Sinn）则更为详细地考察了东华医院作为华人精英组织如何在香港社会扮演其医疗、社会与政治功能。在有关东华医院早期历史的研究中， 她利用大量的政府档案、报纸、东华医院与保良局档案分析了东华医院的成立背景、经过、组织架构、服务内容，以及它与当地华人社会、港英政府、中国政府和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冼玉仪指出，东华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和华人慈善组织，同时它也是准政治机构，长期承担华人社会与港英政府之间、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她进一步指出，随着东华医院政治角色的不断加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它便不断遭到港英政府的压制，而1894年鼠疫则为港英政府的进一步干预提供了合适的契机与理由。因为东华医院面对鼠疫的束手无策，政府便借机强迫它引入西医，以不断加强对于东华医院的医疗与行政干预。她认为，随着港英政府统治策略的改变以及香港社会的发展，东华医院的中间人角色和在华人社会中的领袖地位也逐渐降低。 ^[26] 对于东华医院在香港史研究中的意义，冼玉仪指出，东华医院不仅是一个机构，而且能够为我们考察不断变化的香港社会历史提供一个相当好的视角。 ^[27]

除此之外，有些相关研究也特别值得予以介绍。陈伟群从香港华人社会领袖阶层的产生与发展的角度，探讨东华医院如何逐步代替其他华人组织而确立其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中的领袖地位，并通过对其总理身份与地位的分析，以说明东华医院董事局的商人性质。当然，陈伟群的根本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对于医院多元功能（医疗、社会慈善与政治）的考察，分析东华医院如何成为一个沟通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的整合机制。 ^[28] 周虹（Zhou Hong，音译）则考察了东华三院在二战前港英政府社会福利服务及其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非政府组织与港英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主轴，探讨诸如东华三院和保良局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福利服务上是如何被逐渐纳入政府管治体系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港英政府社会福利服务逐步实现从“慈善性”到“国家化”的转变，即港英政府在这个方面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29] 显然，在这两项研究中，其考察焦点仍然集中于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这些分析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超越上述三位学者的基本观点。何佩然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东华三院董事局筹款活动方式变化的考察，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反映了香港大众文化的演变，以及如何体现了董事局总理文化价值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她认为多样的筹募经费方式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慈善目标、吸引了公众募捐，而且使东华三院广泛地为香港社会所接受，而与此同时，医院领导者也成功地提高了其个人声望。

随着近年来东华三院档案的不断开放以及董事局对于医院历史研究计划的重视，有关东华三院历史研究的内容与视野也日益多元。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研究是刘润和等人撰写的《益善行道：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这项研究以相当翔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地分析了东华三院医疗、社会救济、教育、殓葬与庙宇管理等多元服务，它贯穿了东华三院创建135年以来的多维历史。 在该文集中，跟本书研究最为相关的是王惠玲对于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她基本上厘清了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发展的总体趋势。不过，限于篇幅，这篇文章未能详细地分析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的原因与过程，以及这些变迁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因素。 ^[30]

其实，该文集是2005年东华三院拨出港币150万委托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计划的成果。而近年来，东华三院相当重视该院历史档案的收集与编纂计划，在继2005年向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拨款之后，2006年向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捐出港币300万元（2007年又捐出港币230万元支持），成立东华三院档案资料汇编研究计划。同在2006年，东华三院再度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一项为期三年的“东华三院口述历史研究计划”。 这两项计划都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前者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出版五卷本《东华三院档案资料汇编系列》； 而后者到2009年共完成近100位与东华相关人士的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受访对象包括东华三院前任主席、东华各服务领域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年龄的不同职级资深员工、于东华属校毕业或肄业学生、热心参与东华筹款的社区人士等，他们所提供的口述内容涵盖医护、教育、慈善筹款、公共及社会服务，乃至慈善组织的管治理念和架构变动等。正如东华三院官方网站所言：“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是二次大战后东华三院发展转型的亲身体验，是机构内部成员的第一身证言，更是机构历史演变过程中渐渐模糊的声影和人面。” 而在档案整理方面，东华三院文物馆从内部及外界收集与东华三院相关的文物和档案，以丰富馆藏。同时，文物馆方面还正在创建两项资料库，即“东华三院1873～1940年中医师和西医医生资料库”与“义庄文献数码化资料库”。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关于东华三院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编年史写作或资料汇编，而且大都是为周年纪念所做。 ^[31] 当然，在众多有关香港医疗发展史的研究中也都重点论述了东华三院的发展历史及其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32] 不管怎样，这些资料与研究对于全面地了解东华三院历史是相当有帮助的。 pE4uU6zv2BTvn+Xz1nRtP47OCq+VvVO9wHYBrtibNg0rZXqKMUEr4LQM87SMum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