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因本书主题涉及东华三院医疗服务，而且考察时段集中于1894～1941年 ，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医疗服务发展的角度简单地回顾1870年创院以来到1941年间的医院历史。由于1894年以后东华三院医疗服务的发展过程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这里侧重于介绍1894年以前医院的发展情况，即东华医院作为纯粹中医医院的历史时代。 ^[3]

经过将近150年的发展，在历届董事局与社会各界的努力与支持下，东华三院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复康、兴学育才、扶幼导青”的宗旨与承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慈善机构，其服务涵盖医疗卫生、教育与社会服务。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东华三院设有5间医院及多个中医药中心，提供医疗卫生、普查及诊断服务，其中包括医院服务、中医医疗服务、中西医结合服务、健康普查（诊断及治疗）服务、复康及牙科服务等等。 而在本书考察的这段时间内，东华三院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成立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1911年成立的广华医院（Kwong Wah Hospital）以及1929年成立的东华东院（Tung Wah Eastern Hospital）共同提供。为加强三院的行政管理与资源整合，三院于1931年实现统一管理，统称东华三院 。

自从东华医院创建以来，与政府的努力相比，它们在向广大华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医疗服务方面，东华三院显然成为港英政府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统计，1938年东华三院病床数目达到1000多张，而同年政府两家普通科医院（玛丽医院和九龙医院）的病床数只有680张左右，而且它们承担的留医与门诊压力也明显大于政府与其他非政府医院（包括教会医院和私家医院）。 ^[4]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医疗服务的自给自足模式，充分体现了香港华人社会强烈的社群凝聚力与慈善传统。 它们对于改善政府医疗服务滞后与不足的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改善华人医疗服务水平与推动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传播等方面，也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正如笔者在一些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殖民医疗服务集中于殖民者的优先特征，在港英政府统治早期，大部分华人被排除在政府医院的医疗服务之外。 可以想象，当时华人患者应该主要向当地中医医生求诊或者以中药自我调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会在患病之后离港返乡治疗。

在1870年东华医院创建之前，可以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空间是一个并非出于医疗用途而事实上也会有病人到那里接受治疗或等待死亡的地方——“义祠”（I-tsz，I-ts'z或Yee Chee）。义祠创建于1851年，当时政府为避免华人社会中随意弃尸的现象，便拨地让华人兴建义祠以供奉祖先牌位和摆放灵柩之用。后来义祠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收容难民和垂死患者的地方，当然在这里病人也会得到一定的治疗，不过一般是由病人或其家属延请中医医生来诊治。义祠没有自己的医生和护理人员，也没有理想的医疗设备。正因如此，义祠很快被发现根本就不适合作为医疗空间，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尤其是死人和病人杂处一室）逐渐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不过直到1869年义祠丑闻事件（义祠恶劣的卫生条件被英国媒体曝光）发生之后，政府才真正开始整治义祠。 ^[5] 政府最初打算关闭义祠，可是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而且即使关闭义祠也无法真正解决弃尸现象和华人的医疗服务问题。政府便意识到可能需要建设一家华人医院，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政府计划之前，就有很多华人殷商提出兴建华人医院的提议。最后，政府与华人领袖协商建设一家华人医院，政府免费拨出一块官地并拨款11万余元，而当时华人社会募捐也达3万余元。就这样，香港第一家华人医院于1870年奠基，定名为东华医院，并于1872年正式开业。 ^[6]

义祠事件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排斥情绪，即当他们患病时，宁愿选择没有专职医护人员和任何医疗设施的义祠，也不愿意向由政府管理和根据西方医学治疗的国家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求诊。 ^[7] 正如英籍德裔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所说：“殖民地的几乎所有华人宁愿像狗那样死去，也不愿意去国家医院。” ^[8] 时任总督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港督任期：1866～1872年）爵士在1869年6月21日给殖民地部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的函件中，就曾指出当时华人对于国家医院的偏见，并同时强调设立华人医院（Chinese hospital）的必要性。他说：

将以应付华人之特别需求及适应其偏僻之成见，而此乃国家医院所不能应付者也，观去年之报告入国家医院者，欧西人与印度人为数九百三十四，而华人以十万之众为数仅二百二十三，可见一斑。……推此则爵士可权度此城中之浩大苦况及沉疾亟宜补救，其补救之法则不能完全为之计划，亦须略为维持仆意，此等弊端其补救之法惟有照仆现时进行中之计划，引其入胜使华人建立一适宜医院及庇护地，由欧西人监督而归华人管理及指挥之，于是土人之就之者必无裹足不前，一似其入国家医院之视为畏途者也。 ^[9]

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当时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偏见与恐惧情绪，不过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港英政府对于华人的这种偏见与特殊需求做出了妥协与让步，这跟后来港英政府不断干涉华人的医疗习惯形成强烈对比，尤其体现在对于东华医院中医服务的敌视态度与压制行动上。

正是考虑到华人对于西方医学与政府医院的偏见与抵制情绪，港英政府与华人领袖都一致认可拟筹建的医院应该具有相当明显的“华人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可以阐释为东华医院的创院原则与宗旨，即它是一家完全不同于国家医院的“由华人管理，并免费为贫病华人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的华人医院。 ^[10] 而这一宗旨更在《1870年东华医院条例》（ Chinese Hospital Incorporation Ordinance，No .3 of 1870）中得以正式确立。条例规定，东华医院创建的目的是满足贫病华人的医疗需求；医院完全以中医中药治疗，费用全免。而且，医院通过公众募捐来维持，并由董事局全权负责院务。不过，为保证政府对于医院的有效监督，条例也规定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关闭医院，而且香港医官（Colonial Surgeon）和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可在适当时候巡视医院。 ^[11] 该规定其实也预示了将来政府可能会对东华医院进行进一步干涉和控制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可是，在日常运作中，东华医院中医中药治疗的创院原则却经常遭受政府医官的指责和批评，他们怀疑中医中药的治疗功效并且坚持认为东华医院是与时代不合的（anachronism）。当然，他们的批评除了基于中医中药的固有偏见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华医院的高死亡率，这让他们相当怀疑东华医院的医疗水平。在他们看来，东华医院跟义祠没有太大的区别，仍然是那些垂死患者的“死亡之屋”（dying house）。 ^[12] 根据统计，1872年东华医院的入院数是922人次，而死亡人数达287人，死亡率超过30%。 ^[13] 而且，在19世纪末之前，死亡率一直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达40%～50%。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来院求诊的病人已经处于垂死状态，或者有些病人就是来医院等死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东华医院提供免费施棺和殓葬服务，所以很多穷人愿意来医院等死。而第二种说法来自政府医官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垂死病人，是因为华人不愿入院治疗，除非他们再没有其他办法，因此很多病人送院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第三种说法，当时华人非常忌讳病人死在家里，因为这会给家人带来晦气，所以他们会在病人垂死时将他们送到东华医院（以前大部分垂死病人都被送到义祠，所以某种程度上东华医院仍然承担了这种功能）。 ^[14]

针对东华医院存在的上述弊端，政府医官强调，为了改善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启蒙中国人的心智，东华医院必须引入西医。1872年政府医官就曾提出，东华医院应该拨出一部分病房用西医治疗或者在港岛的其他地区设立一个用西医西药治疗的医局。 ^[15] 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不是很明确，不过东华医院的反对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的暴发才让港英政府有足够的合理理由向东华医院施加改革压力，而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引入西医。1894年5月香港出现鼠疫病例，政府立即规定所有送入东华医院的患者和尸体都必须接受欧洲医生的检查。显然，这个措施最初只是为了能够保证鼠疫不会进一步传染。但是，也正是因为鼠疫及其引发的东华医院与政府和华人社会之间的危机，最终促使港督任命委员会调查东华医院。该委员会成立于1896年2月，随后发表长达几百页的报告。 ^[16] 该报告对于东华医院发展最为深远的影响是东华医院从1897年开始引入西医，它也因此成为一家中西医并存的新式医疗空间。同时，经过此次鼠疫危机，东华医院在华人社会中的威信和代表性也开始受到挑战。

尽管遭到上述批评和挑战，东华医院还是竭尽所能为全港华人提供尽可能广泛和优质的医疗服务，表1-1反映了1896年以前东华医院的主要医疗服务情况，由此也可以看出医院的留医和门诊以及种痘人次总体上都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足见其在华人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

说明：空白处表示找不到相关记录。

资料来源：由历年《殖民地医官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Colonial Surgeon)和《总登记官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the Registrar General)编纂所得。

不过，随着香港华人人口的日益增加，医院病床供应也逐渐紧张，经常出现人满为患和几个病人共用一张病床的情况。尤其是在政府于1925年建立九龙医院（Kowloon Hospital）之前， ^[17] 九龙地区没有一家医院，于是1906年一部分华人领袖提议在九龙兴建另外一家华人医院。 ^[18] 1911年5月，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广华医院竣工并于10月正式开幕。 ^[19] 广华医院有自己的董事局，不过东华医院对广华医院有着一定的监督和管理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九龙地区没有其他医院的情况下，这家华人医院为该地区警察和其他政府雇员提供一定的医疗服务，华民政务司也高度赞扬广华医院的服务已经超出了华人慈善的范围。 ^[20]

基于同样原因，位于香港岛东区的东华东院于1929年11月开幕，相对于另外两家医院来说，东华东院被称为是华人医院的理想典范，因为当时东华东院是完全按照现代医院标准兴建的。 ^[21] 在管理方面，东华东院没有自己的董事局，直接由东华医院管理。

与东华医院相比，在医疗服务上，广华医院与东华东院从创院开始就是中西医共存。在1897年东华医院引入西医开始，这三家医院对于推动西方医学在华人当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上所述，东华医院最初创建的目的是向那些厌恶和害怕西方医学的华人提供中医医疗服务，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很快成为西方医学传播的主要场所。而这种态度转变之迅速也是很多政府医官始料不及的。 ^[22] 以东华医院来说，在1897年引入西医之后，医院入院病人中选择西医治疗的比例迅速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于选择中医治疗的比率。而在门诊方面，尽管西医门诊数仍然少于中医门诊数，可是西医门诊的服务内容不断扩张，甚至在儿科、妇科、产科和眼科等专科服务方面获得了专治权。同东华医院一样，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的西医服务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这些都足以显示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偏见和抵制情绪逐渐减少。

当然，东华三院西医服务的发展，除了华人患者对于西医治疗效果的主动认可和医院董事局的积极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港英政府的强制性医疗干预。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东华三院财政危机的加剧，港英政府便以增加补助为名，趁机全面干预东华三院的行政、医务与财政权，而1938年医务委员会（Medical Committee）的成立则标志着西医在东华三院医疗服务中霸权地位的基本确立。 ^[23]

医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涉及中医废除与西医扩张的诸多议题上，东华三院董事局与西医和政府官员占多数的医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尽管医务委员会的三位医院董事局代表力挽狂澜，但是终因西医声音的绝对优势和政府财政补助的诸多限制，以及当时中西医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差异，东华三院的中医服务也难逃逐步被压制的厄运，而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也日益呈现中消西长的趋势。在日治时期，东华三院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中药短缺，最终于1945年7月8日董事局会议上决定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的免费留医病人全部采用西药治疗。至此，东华三院长达75年的中医留医服务宣告结束。 同中医留医服务一样，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对于东华三院中医门诊服务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为中药供应的紧张，在同一次董事局会议上，医院决定中医内科门诊赠医不施药，而中医跌打门诊只施外敷药，内服中药则赠方不施药。 至此，东华中医门诊长达75年的“赠医施药”传统也发生改变，从此中医门诊基本上只限于赠医，而不再免费施药。

就这样，西方医学逐渐在原本以中医中药为唯一治疗方法的华人医院中确立其霸权地位，而这个医疗空间的“华人性”（Chineseness）也因为西方医学的绝对垄断地位而日益呈现“西方性”（Westernness），即东华从最初的中医医院逐渐发展成为西医医院，尤其在留医服务方面。而本书考察的主线就是1894～1941年，东华如何引入西医，以及西医引入之后中西医的互动关系与中医不断萎缩和西医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 cALreCsRElZ41h4zF6jPTCEN6Zq7n4n+Kj0w/QgsKId9wjkKJLUc878yejjke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