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杨祥银教授博士论文的修订版，其结论部分篇幅大增，突显了作者以强烈的反殖话语批判“西医霸权”的措意。杨教授在香港攻读博士课程时，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郭少棠教授，接受世界史和宏观理论方面的熏陶。郭教授转往他校任教后，本人接任博导之责，而据悉郭教授仍常关心祥银论文撰写进度，并提供意见。

在学时的祥银以勤快、敏锐见称，终在最短修业期内完成论文毕业。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捧读有关文稿，仿如昨日。近年本人力促年轻学者从事香港殖民地史的研究，深感Edward W.Said 的“东方主义”论等后殖学说已成老掉牙话语时，香港的案例仍无人善用以立新说，实令人纳闷。现喜见祥银新著直接以香港为案例，论列殖民权力问题。一向重视理论的他详征博引大量西方论著，其书中的冗长结语、脚注和参考文献处处显示国外后殖研究远远超前。在汉语学界，虽有少数华文著作曾就“文化调适”，甚至“空间政治”等概念切入，探讨中西医的接触、踫撞、交锋等关系，但与有关外文论著数量相较，简直不成比例。愿是书的出版令香港等曾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地方的历史能为后殖研究提供从比较角度进一步分析的内容。

地方史（包括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地方的历史）研究在乎“在地性”的掌握。杨书以香港一地的中西医服务为论析对象，虽以理论为重，作者仍深知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故务求详阅东华三院档案包括征信录、董事局会议记录、院务报告、政府来函、致政府书函等，并尽力搜寻相关中英文报刊记载，充分利用在港留学的机会接触主要原始材料，并从中推敲出1894年香港的鼠疫危机冲击下，东华董事局在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和中医间调停及斡旋时，总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而更多时竟是两面都不讨好。他又发现“西医生（不管是欧人西医还是华人西医）对于中医的偏见和傲慢情绪是相当强烈的”，而东华的“医务委员会成员构成中，…… 作为代表医院中医服务的中医生却没有任何代表”。这些一手资料的充分利用，可充实话语分析，甚或取代旧话语（无论是Said 的“东方主义”论，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权”论，以至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Michel Foucault的“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论），建立新说。相信扎根于实证的理论建构可令本课题的开展潜力无穷，当能超越“西医乃殖民主义工具”这类曾语出惊人但已成滥调的言说。

“在地性”的追求还为了让被研究者发声，本书作者叹息说：“如果我们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殖民者的身上，始终以殖民者的帝国利益为考虑的出发点，那么就永远无法捕捉到被殖民者的真实体验”。他说得好：中医生是缺乏发声渠道的人群，有关他们的态度的话语“主要是来自他者的叙述”。是的，被殖民者的声音、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生存策略等一直是后殖研究中有待补充的环节。相信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祥银深知有关取径的重要，东华三院口述史料的继续编纂，将有助这方面的后续研究。无论如何，在香港史领域内多所涉猎，方有更多“在地性”的发现。此外，对中西医的性质、疗效等做专业知识论的理解虽非易事，但舍此无法令有关批判（如说西医对中医无知）有正确认知的学理根据。香港中医的发展史仍是个尚待开拓的领域，与其说香港中医被西医淘汰，不如说后者转移了空间而一直存在，且可能因此逃脱了以中西医结合为名的“西医化”命运。也许香港这片土地的“空间”特色，为中医造就了“剩余空间”。杨书末段就简述了东华三院在“九七回归”后复兴中医的情况。有关基础其实早已存在，而香港的“幸存”中医学体系竟令不少南下的交流团耳目一新，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其实，有关研究的开展潜力无穷，例如，“西医霸权”的建立也涉及“西医的现代性”这个课题，充实这方面的论述，不仅可令有关研究对“后殖民”史学有贡献，也对“后现代”史学有所发明，并使课题有宏观比较史和全球史意义。无论如何，是书作者不仅以其热血的反殖批判激荡人心，也将为相关课题的后续实证研究开启无限空间。

叶汉明
戊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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