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894年5月25日《申报》发表社论《论中西治疫之不同》，该社论详细分析了广州和香港两地鼠疫应对机制的差异：

今日粤东香港等处时疫流行，竟有谈笑未终而身躯已倒者。到处蔓延，日甚一日，甚至善堂施送棺木日不暇给，居人恐遭传染，咸惴惴焉有朝不保暮之势。……

顾以治疫言，则中之与西分道而驰，其势若难以骤合。华人之治疫也，或在城厢市镇分设施医局，以便患病者就近诊治；或选上等药料制备红灵丹、行军散、辟瘟丹、蟾酥丸等，施送与人。其所以为治疫计者，如是焉而已。倘药饵无灵，传染不已，则唯有乞灵于神祇。官府在城隍庙设坛祈祷，为民请命；而地方士庶或更舁土偶出巡，旙幢夹道，鼓乐喧天，借以驱逐疫鬼；或更扎成龙灯、狮灯、象灯，昼夜出巡，或听方士巫觋之言，为祈禳镇压之举。徒事张皇，毫无实际。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清洁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室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以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熏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理。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

大抵华人之治疫，未尝不事医药，然第设局数处，听患病者之自来就诊，或施送药物，则亦听其人之自行乞取，未尝逐户而查之，尽人而治之。

西人则合一处之力，以治一处之疫。凡经理其事者，必欲一邑之中，无一处不查察，无一人不约束，使去污秽而就清洁。唯其用心也专，故其收效也亦易。

…………

唯华人之寓香港者，狃于成见，不肯入西人治疫总所。港官不欲强拂其意，因为之另择善地，特辟一所，近日疫势仍未稍减，华人遂纷纷迁徙以避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可能是一位时代“新人”，他体认到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在应对鼠疫等传染病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同时他对于广州和香港中国人防疫行为的态度也过于偏激，显然忽视了港英政府的鼠疫应对机制给当地华人造成的不便、麻烦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华人传统习俗的冲击和侵犯。正是如此，华人社会便以传统习俗的名义坚持自己防疫行为的合理性，以对抗港英政府的公共卫生名义。

广州鼠疫的不断蔓延情势在香港居民当中造成极大恐慌，5月9日就有流言说太平山地区有40多人死亡，后来当局经过调查发现只有5人死亡，而且他们并不是死于鼠疫。从这些流言便可以看出鼠疫已经令当时华人社会陷于恐慌之中，因此，哪怕任何正常的死亡都会与当时流行的鼠疫联系在一起。 ^[114] 在这样的鼠疫恐慌之下，政府仍然强制将鼠疫患者送到“海之家”隔离，可以想象这一举动遭到的反对力量将会有多大。政府于5月11日决定将那些于5月10日在东华医院发现的鼠疫患者转移到“海之家”，可是由于病人和东华医院董事局的反对，在当天并没有一位患者被送到医院船。直到经过艾尔思医生和东华医院的调停，5月12日下午才陆续有一部分患者被送上“海之家”。 ^[115]

其实，在5月10日洁净局会议上，何启先生就曾提醒如果强制将病人送到“海之家”可能会遭到诸多反对，不过劳森医生和艾尔思医生都坚信只要华人领袖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去参观“海之家”，并且告诉华人他们可以偕同自己的亲人上船照顾患者，这样并不会有太大阻碍。 ^[116] 5月12日出版的《德臣西报》也相信：“一开始华人对被送到‘海之家’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情绪，但是，当事态的严重性向华人解释清楚之后，他们就会明白遵守洁净局相关安排的明智和合理。” ^[117]

同时，为缓和华人鼠疫患者的抵制情绪，5月12日艾尔思医生和梅含理先生曾特意询问东华医院董事局，如果同意的话，他们可以派东华医院的医生上船为华人鼠疫患者诊治。当然，这些中医医生的治疗要接受政府医务人员的监督，以确保洁净局的特殊卫生措施和条例能够严格执行，除了这一点，政府不会干预其他方面。不过令劳森医生感到惊奇的是，在5月13日没有一位中医医生来到船上，因此他特意要求东华医院能够派遣一位中医医生到“海之家”治疗和照顾华人患者。据劳森医生所述，在经过再次催促之后，有一位中医医生来到“海之家”，可是当船上的政府医院护士告诉他在诊治病人时最好向国家医院院长（劳森医生）报告之后，这位中医医生便立刻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即使5月14日政府医生再度告知东华医院可以派遣他们的医生上船替华人患者治疗，也仍然没有一位中医医生来到“海之家”。 ^[118] 其实，中医医生之所以离开或不愿登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需要接受政府医务人员的监督，这显然跟他们在东华医院享有的自主治疗权是完全不同的。

跟广州一样，香港华人社会也有类似的鼠疫应对措施，诸如分发鼠疫治疗处方、张贴符咒和举行放爆竹以驱逐瘟神等活动。根据5月12日的《士蔑西报》报道，文武庙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Man Mo Temple）已经在全港分发了一万份由中医医生撰写的包括鼠疫观察和治疗处方在内的传单。根据传单内容，这位中医医生名叫余阎川（Yu Yan-chuen，音译），他声称在他的家乡（云南的一个城镇）已经治愈了很多鼠疫患者。而且这位医生还将他在广州的地址公布出来，并且声称会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免费医药。 ^[119] 除医药处方之外， ^[120] 在华人社区还到处出现有关用符咒防治鼠疫的通告。其中一个通告告诉人们用朱红色笔将符咒写在黄纸上，然后随身携带便能够除去鼠疫，保护每个人的身体。 ^[121] 不过，通告也指出这张符咒只对那些具有善心的中国人才会有帮助，而对于那些恶人或外国人来说都是无效的。此外，华人社会也举行各种各样的驱逐瘟神的活动，当时各大英文报纸纷纷报道：“华人正沉溺于放爆竹，希望能够劝慰瘟神。” ^[122] 而在这些祈求瘟疫停止的各种活动中，流传最广和最久的是长洲太平清醮。 根据蔡志祥教授的研究显示：“当年鼠疫袭击香港岛的太平山地区时，有一位海陆丰居民将在家中神厅奉祈的北帝神像拿到街上，祈求瘟疫停止，其他居民亦上香祷告。不久，疫病霍然清除。自此以后，居民每年以北帝为中心，在太平山街举行大醮，用以禳灾解厄，超度亡魂。”

其实，与其说是鼠疫本身令华人社会处于恐慌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倒不如说是港英政府的鼠疫应对机制，如强制医院隔离、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尸体埋葬以及受感染屋宇的清洁和消毒等系列严格措施给华人带来了诸多不便，并且直接破坏了在过去长达50多年形成的所谓“华洋分治”这一管治策略。 ^[123] 在某种程度上，1894年鼠疫可以说是欧洲人对华人社会进行全面和深度干预的开始。显然，这种干预已经深刻影响到华人社会在华人事务上的自主权，势必会遭到来自华人社会的各种反对和抵制。

而这些反对和抵制情绪于5月19日达到高潮，在当天执行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人员遭到一群华人的激烈抵抗，很多被搜查的房子被封锁和阻塞，他们也向执勤人员投掷石头。一小撮暴徒甚至在保良局群集并打破了保良局办公室的窗户，不过在他们制造进一步骚乱之前被警察驱散。这些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也令搜查、清洁和消毒行动不得不暂时停止。翌日，搜查行动继续进行，不过为保证执勤人员的安全而配备了大量警卫人员。 ^[124] 为缓和华人社会的抵制情绪，进一步讨论鼠疫问题，一个大型会议于5月20日在东华医院举行，与会者包括全港主要公司的70位华人绅商和其他400位华人居民，同时，梅含理先生和艾尔思医生也出席会议。会议由东华医院主席刘谓川先生主持，他说很多人希望鼠疫患者可以被允许用船只运送回广州治疗，如果他们的亲戚朋友愿意的话。梅含理先生回复说，他们得到消息，广州官员并不允许那些鼠疫患者登岸。与会者听完后表现出相当的不满情绪，刘谓川先生极力维护秩序，并表示他个人会向港督和广州官员方面申请获准鼠疫患者离港。同时，他建议应该向广州当局提交一份由香港著名华商签署的请愿信（即允许香港鼠疫患者到广州治疗），这项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会议期间，梅含理先生向与会者澄清目前在华人社会盛传的谣言，谣言说很多没有患病的人都被送到“海之家”和坚尼地城医院。他说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与他一起去医院查证，他还指出，如果那些患者不被隔离的话，将不可能预防疾病的传播。同时，他还建议东华医院主席应该向华人解释，让他们尽量避免房屋过度拥挤，这样才能减少鼠疫患者。随后东华医院董事局发布通告，说政府已经同意允许所有华人鼠疫患者由东华医院医生治疗，已准备将位于坚尼地城的玻璃厂改建为一家临时医院。从此以后，所有华人鼠疫患者由中医医生治疗，而不再被送到“海之家”或坚尼地城医院。通告也告知人们不要害怕卫生官员的搜查行动，因为任何被发现的患者都将被转移至东华医院负责的玻璃厂医院接受治疗。通告还提醒人们不要隐瞒鼠疫患者，如果发现患者应当立即向当局报告，而那些未能报告的当事人将会受到惩罚。 ^[125]

尽管在此次会议上就鼠疫患者的治疗问题达成了协议，可是关于华人要求政府停止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要求并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因此，在5月21日中午，一个由东华医院和保良局总理组成的大约30人的代表团拜会总登记官司署（Registrar General Office），代表团要求立即停止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和强制隔离措施以及停止太平山地区感染屋宇的清洁与消毒工作。简言之，他们就是要求允许华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鼠疫，而不需要欧洲医生或任何卫生人员和警察的干预。总登记官暨署理辅政司骆克先生回复说，他会将这些要求传达给总督，不过他建议他们不要去总督府。 ^[126]

显然，此次会晤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而始料不及的是政府非但没有在挨家挨户搜查问题上做出让步，总督反而在5月21日下午召开的鼠疫防治会议上更加强调挨家挨户搜查行动的必要性，并且要求调拨士兵以扩充搜查队伍。会议出席者除总督之外，还包括驻港英军司令、港府多名要员、常设委员会成员以及何启和刘谓川先生。会议除决定调拨士兵加强搜查队伍之外，总督还询问刘谓川先生他对东华医院总理要求停止挨家挨户搜查请求的看法，不过刘先生并没有给出清楚的解释。会后，总督发布通告。通告指出香港正面临严重的鼠疫危机，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预防鼠疫进一步蔓延所必需的。通告还强调东华医院和全体华人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抗击鼠疫，并警告如有违法者将会给予严惩。 ^[127]

基于华人社会的压力，5月22日下午东华医院董事局和其他华人领袖谒见总督，并提出四点要求：①挨家挨户搜查行动应当立即停止；②患者应该被允许返回他们自己的家乡；③医院船“海之家”上的患者应该转移到新的东华医院（即玻璃厂医院）；④而以后发现的鼠疫患者应该都送到玻璃厂医院。 ^[128]

在听完他们的要求之后，总督就上述四点一一做出回应。总督首先回复了第四点，他说鼠疫患者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医院，并没有人干预他们，政府也无意强迫任何患者一定要去哪家医院接受治疗。至于第三点，总督说如果同意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因此断难答应。关于第二点，总督说他从来都没有干涉患者返回他们自己的家乡，不过他指出，如果广东当局拒绝允许香港鼠疫患者返回的话，他也不能对广东方面施加压力或干涉他们的决定。 ^[129] 而至于第一点，总督的反对态度最为坚决，他强调挨家挨户搜查行动是绝对必要的，也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而且要继续增加人手。总督警告他们说，香港是英国的管治地区，东华医院董事局应该协助他执行法律并劝服其他人遵守。不过，他也答应在儿童和妇女问题上会给予考虑，并对执行措施而导致的不必要损失给予赔偿。显然，以东华医院董事局为首的代表团在此次会晤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益于华人社会的成果，正如《孖剌西报》所报道的：“事实上代表团不怎么满意，不过无论任何他们却完全意识到政府在抗击和预防鼠疫这个问题上的决定。” ^[130] 或许正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和意识到政府的决心，在此次谒见之后，东华医院在1894年内就再也没有以董事局的名义向当局提出任何请愿。

因为政府的扰民措施和华人社会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作为华人社会反对政府防疫措施的一个重要手段，从5月下旬开始有关外国医生和政府邪恶意图的谣言便在香港广泛流传。 ^[131] 比如，有谣言说在政府鼠疫医院的外国医生将孕妇的胎儿取出，并将孩子的眼睛挖出来用于制作治疗鼠疫的药物。更有谣言指政府决定强制将西药灌入所有华人的喉咙中，以蓄意毒害整个华人社会。此外，这些谣言还将搜查队伍的活动描述为掠夺和偷窃行为。 ^[132] 而在香港学校当中引起轩然大波的谣言是政府决定从每个学校中挑选一些儿童，切除他们的肝脏用来提取唯一能够治愈鼠疫的胆汁。而政府也会派官员到各个学校检查每个学生，如果在他们的身体上发现化脓或红肿现象，这些学生就会马上被送往“海之家”。 ^[133] 谣言造成很多华人学校学生不敢上学，缺席率达到10%～30%，有的学校甚至关闭。

对于华人如此相信这些毫无事实根据和完全荒谬的谣言，不管是总督还是欧人社会都对华人的无知、偏见和愚昧进行了严厉抨击，也由此感叹过去50多年英国管治的“失败”。罗便臣总督在6月20日给殖民地大臣的急件中也直言：“您会发现这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经过将近50年的英国统治之后，在这个英国属地的华人居民仍然会这么无知，以至于会相信这样的言论。他们是这样的背信弃义，以至于推波助澜。” ^[134] 而《士蔑西报》的批评更加尖锐：“这些荒谬的故事只有那些足够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但是不幸的是却有那么多华人如此坚信，而且因此制造事端和阻止那些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与其他种族而言，通常华人被认为是具有判断力、实事求是和意志坚定的人，他们具有更自然的智力。但是，实际上其中一部分华人却比那些羊群或野鹅都更为恶劣。” ^[135] 更有报纸将这些谣言视为是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低下华人阶层的无知与愚昧在香港激发排外情绪和制造排外活动。5月24日的《德臣西报》曾评论道：

对于一些华人排外狂热者来说，香港鼠疫的暴发的确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众所周知，这些荒谬的谣言已经在香港遍地流传。那些处心积虑的人通过各种办法不遗余力地在华人低下阶层中传播谣言。……这些谣言在欧洲人看来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但是，对于那些普通苦力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只是这些荒谬谣言的受害者。这些谣言是无限的，将外国人和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具有邪恶用心的。在他们看来，欧洲医生的方法除了恐怖之外什么都不是。当然，这些都是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结果。……据说在中国没有外国人是安全的，除非他们居住的附近有一艘炮舰。就在香港这样的殖民地，欧洲人也仍然不能避免这些蓄意的和处心积虑的排外情绪，而通常这些排外情绪在中国北方会更为明显。而事实是在香港我们已经太溺爱中国人了。一般来说，他们希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通常他们都能得到满足，即使是在殖民地面临鼠疫危机这一紧急时期。作为一种礼物，我们迫不及待地向华人介绍西方医学科学（western medical science）的好处并积极向他们传播。这是显示英国管治和英国法律功效的多么好的证明啊！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中，除了我们的炮舰和军队之外，英国管治和英国法律在殖民地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如果政府继续采取软弱和让步态度，那么将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136]

基于欧人社会的压力和由谣言造成的一系列紧张局势，总督便于5月24日下令将“特威德”号炮舰停靠在东华医院和太平山地区的对面海岸上，以威慑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冲突。同时，总督也发布公告，向那些提供有关制造谣言的当事人线索的人给予奖励。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此之后，在香港出现的有关谣言的揭帖也逐渐减少。 ^[137]

其实，上述出现的有关外国医生窃取人体器官用于制药的谣言在近代中国反教和排外运动中是相当普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的研究显示：“在344个教案样本中，由谣言引发的教案有202起。在202起中，因怀疑教堂迷拐幼孩是用来挖眼剖心做药引而引发的教案又占48起。” 而这种利用“采生折割”话语进行反教和排外活动更能够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反洋教书文揭帖中，各地官绅为激起民愤和制造排外和反教活动，便故意编造和传播有关剖眼挖心和窃取孕妇胎儿的各种谣言，令广大民众信奉不已。 ^[138]

比如，光绪十三年（1887）山东兖州士民揭帖：“教民家如有疾病，须请牧士医治，及其将死未死之际，将其亲眷撵出，以小筒取其眼珠，以二膏药封其眼眶，然后任期亲眷殡葬。又有孽术能配蒙汗药，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 又有光绪十五年（1889）山东邹县绅民揭帖告白：“洋人之害，毒于贼寇。取人眼珠心血及处女月经妇人胎孕，俱有确证，载在辟邪录。”

显然，这些揭帖跟在香港出现的鼠疫谣言如出一辙。或许，在欧洲人看来这些谣言的确是相当荒谬的。但是，这些谣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华人社会对抗欧洲人不断干预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安与恐惧的一种报复性或保护性反应，它也是近代中国人在面对外强凌辱与侵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对于这些谣言不能简单地以愚昧或荒谬一言以蔽之。

上述各种围绕鼠疫的谣言在华人当中制造了极大的恐慌情绪，令很多华人纷纷离港（尤其是儿童和妇女），运送船只更是拥挤不堪。 ^[139] 《申报》也跟踪报道：“……刻下旅居香港之华人多往他处避之，每日迁徙者纷纷不绝。”

与此同时，有关香港鼠疫患者遭遇外国医生迫害的谣言也在广州盛传，警告人们不要去香港的揭帖遍布广州城。 ^[140] 为确认广州是不是真的出现这些谣言揭帖，罗便臣总督于5月24日上午发电报给英国驻广州领事布伦南（Byron Brenan）先生询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总督希望领事先生能够会见两广总督，并且促请立即撤销揭帖和澄清谣言。同日下午总督接到来自布伦南先生的回复，他说在广州城和周围地区的确出现一些揭帖，其中许多都是没有恶意的，不过其中有一条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同时，他也表示会立即会见两广总督李翰章先生，并且让他关注这些事态的发展。 ^[141] 随后，两广总督发布公告澄清有关香港鼠疫患者治疗的谣言，大意是说香港政府已经发布一个通告，允许华人鼠疫患者可以根据中医方法进行治疗，也不再被送往医院船，而那些已经被送到医院船上的华人患者也会被转移到其他鼠疫医院。他们可以选择到东华医院接受治疗，也可以回到中国内地进行治疗，这都完全取决于华人的自愿。两广总督呼吁人们不再被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所迷惑，也没有必要制造怀疑和不安。而他同时亦警告那些谣言和揭帖的肇事者都会受到严密检查，如果发现立即送交法办。 ^[142]

尽管，两广总督和地方官员都发布类似的公告，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香港各大报纸更是批评广东当局根本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追查和惩罚肇事者。而同时各种各样的谣言仍然继续在广州和临近地区流传，其中更有谣言指罗便臣总督是法国人，他竭尽所能买了香港总督这个官衔，然后特意将鼠疫引进香港去杀害所有华人。 ^[143] 面对不断蔓延的谣言以及随之而起的民众情愤，布伦南先生再次会见两广总督，并且请求他命令地方官员颁布公告澄清谣言。 ^[144] 6月7日布伦南先生将6月5日由两广总督发布的命令佛山和东莞两县地方官员发布公告澄清谣言的指示转交给署理辅政司。 ^[145] 可是这些通告仍然没有奏效，基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在罗便臣总督的命令下，总登记官骆克先生起草了一份通告，随即在全港张贴。通告警告人们不要相信任何有关香港鼠疫医院中患者治疗的谣言，并且指出政府的意图是善意的，而且，在鼠疫治疗和死者安葬问题上当局已经尽量考虑到华人的传统与习俗。 ^[146]

因为谣言制造的恐慌情绪以及鼠疫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离港华人不断增加，根据6月9日《士蔑西报》的报道，“在过去的5个星期当中大约有8万（也有可能是10万）华人离开香港，而目前每天离港的人数仍然保持在3000～4000人”。 ^[147] 如果以当时华人人口约220000人计算，那么离港人数超过1/3，这个数字也足以显示鼠疫给华人带来的不安与恐惧。 因为大量华人离港，香港的劳工供应日益紧张，整个香港的建设工程几乎陷于停顿，货物转载或卸载也因为工人缺乏而变得非常困难，工业生产也几乎停滞，多家工厂已经和即将关闭。 ^[148]

进入6月份后，每天新患者人数也不断增加，从原来的每天20～30人增加到每天60～70人，因此，不断增加的鼠疫患者数量令医院的压力也不断增加。 ^[149] 当时东华医院负责的玻璃厂医院也变得拥挤不堪，原本只能容纳100位患者的空间却收治病人达200多人。与此同时，广州方便医院方面也通过两广总督发布公告表示愿意收治来自香港的鼠疫患者和尸体，并负责安排船只运送。而香港多名买办和绅商也希望政府能够答应让华人鼠疫患者离港，而且如果政府答应这个请求的话，他们保证不会离开香港，以免香港的银行和商号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 ^[150]

罗便臣总督原本并不是很愿意答应这些请求，可是基于华人医院的拥挤情况以及中医治疗的无效，而且他也意识到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可能会影响到挨家挨户搜查的效果，因为会有更多人隐瞒鼠疫患者，而不向当局报告。在经过与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讨论之后，总督决定允许香港华人鼠疫患者离港赴广州治疗，不过需要遵守以下四个条件：①患者已经向警署报告；②患者已经经医院治疗；③患者自己愿意去广州；④负责运送患者的船只应该有合适的设备和供应，能够保证将患者舒适地运送到广州。 ^[151]

随后，广州方面总共派来四只舢板，并由一艘华人蒸汽船拖行，在6月14日和15日总共有170名病人被转移。而且，在罗便臣总督的请求下，布伦南先生派了一位医生对到达广州的舢板进行检查和报告有关患者的情况。根据报告，在运送途中有8名病人死亡，剩下的由欧人医生诊视之后由广州方面妥善安排。 ^[152]

尽管罗便臣总督允许华人离港，可是港英当局的鼠疫预防措施仍然相当严格，不断引起华人社会的激烈抵制，而有关鼠疫的谣言仍然在广州和临近地区传布，甚至演变为针对外国人的排外活动。 ^[153] 6月11日有两位女传教士医生在广东河南（Honam）遭到攻击。 ^[154] 而当香港当局决定彻底清除太平山地区的消息传到广州之后，便在广州城内出现揭帖，威胁将销毁沙面的建筑物，而且将发动掠夺和暗杀行动，甚至有传言指一些成为暗杀目标的传教士的名单都已经公布出来。 ^[155] 前几天两位女传教士遭攻击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可是6月20日在东莞和澳门等地又连续出现教堂遭破坏的事件。而这个时候关于鼠疫的谣言也日益针对外国人，都认为鼠疫是因为外国人下毒所致。 ^[156] 尽管，各地官员在各国领事的压力下发布公告澄清谣言和逮捕肇事者，可是成效一般，谣言仍然漫天，而事态也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各国领事也不断向两广总督施加压力要求他保护外国人的安全。 ^[157] 不过，基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两广总督也直言，他答应保证广州领事馆的安全，但是他并不能负责临近农村的外国人的安全。因此，在广州之外地区的传教士和外国人只能自己提高警惕，以确保不受攻击。 ^[158]

因香港鼠疫而导致的谣言散步令香港内部的危机冲突最终演变为中英之间的一场外交对峙（diplomatic confrontation）。两广总督李翰章先生写信给总理衙门谴责港英政府应该为不断蔓延的排外情绪和排外活动负责，他也警告如果港英政府不准备改变政策，广州的排外情绪可能会得不到控制。 ^[159] 同时，罗便臣总督也将此事向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纳（Nicholas Robert O'Conor）先生呈报，并附录了辅政司和布伦南先生之间有关香港鼠疫谣言和两位美国女传教士医生遭受袭击的通信，请求欧格纳先生能够将这些通信转呈给总理衙门。 ^[160] 6月20日欧格纳先生发电报给罗便臣总督，说中国政府非常关心广州公众情绪（public feeling）的发展态势，并且建议总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尽可能地考虑大众的偏见（popular prejudices）。此外，电报还指出中国政府建议东华医院董事局应该发布一个平息大众情绪的公告。 ^[161] 于是，罗便臣总督便告知东华医院董事局起草一份公告，告诉公众在香港由欧洲医生负责的鼠疫患者治疗是友善的和人道的，而并不是野蛮的和残忍的。而且，这份公告在正式公布之前应该通过抚华道（Protector of Chinese）由他批准。随后，这份公告于5月21日由东华医院发布，并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到处张贴。公告内容（根据英文翻译）如下：

香港东华医院得知揭帖和恶意谣言到处在广州张贴和流传，人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几乎造成严重的骚乱。因此，我们特意发布一个公告以消除疑虑。因为东华医院与西方医生非常熟悉，他们对待任何阶层的病人都是相当谨慎、友善和具有同心情。而且在病人治疗方面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都能和睦相处。街上散布步的谣言和揭帖都是错误的和虚构的，每个人都应当小心而不被这些谣言所误导。 ^[162]

正如冼玉仪所指出的，这个公告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对于东华医院总理来说，他们如此殚精竭虑地抵制卫生措施和西医医生，可是却不得不发布这样的通告。这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和耻辱的，很明显通告中的任何内容都与他们所相信的和所想的都有矛盾和冲突。 ^[16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华医院中医医生显然没有与政府西医医生和睦相处，他们不仅需要接受欧洲医生的严密监督，而且更是被欧洲医生指责为庸医，而中国医学在他们看来也毫无治疗价值。同时，东华医院医生对于政府医生的监督和干预也相当反感，他们甚至不希望与政府医生共处，这一点从中医医生不愿意到“海之家”为鼠疫患者治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在当时形势下，对于东华医院来说，发布这样令其感到耻辱的公告也是一种无奈和无法逃避的选择。正如《士蔑西报》所指出的：“这对于华人绅士来说一定是非常不悦的事情，不过，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而不能拒绝发布公告。” ^[164] 因为拒绝就等同于承认他们自己赞成那些声明狼藉的排外揭帖和谣言，或是承认他们参与其中。 ^[165]

不过，反过来说，对于港英政府而言，在英国统治下的地区为维护其管治却要依赖一个华人慈善机构发布公告来平息民愤，其实，这对于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和管治合法性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耻辱。正如《德臣西报》所评论的：“根据常识，我们要问殖民地的行政权力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总登记官司署的影响力转给了东华医院？总督的强势权力又到底在哪里呢？” ^[166]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东华医院面临着殖民权力的不断挤压和控制，但是它仍然是港英政府管治华人社会的一个必要中介，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依然如此。而这也是欧人社会尖锐批评总督和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重要明证，他们指责政府在鼠疫处理问题上屡犯错误，而且直言“政府总是让华人展示力量，这对于一个管治完善的英国殖民地来说本来就是不应当容忍的”。 ^[167] 反观罗便臣总督在允许设立东华鼠疫医院和允许让香港华人鼠疫患者离港等问题上的决定都被批评为政府处理鼠疫危机的无能和软弱，甚至被认为是对华人愚昧与无知的让步和助长。

而令总督在鼠疫问题上再次遭受批评的是他同意香港鼠疫患者转移到不在香港境内的荔枝角医院。鉴于九龙半岛附近地区鼠疫患者的增加，在一位清政府九龙军事指挥官（Military Commandant at Kowloon）叶琛（I Chan，音译）的请求下，两广总督答应将荔枝角的一间闲置衙门改建为鼠疫医院。于是，这家医院在来自广州的三位中医医生的管理下于6月23日开幕，正式接收鼠疫患者。 ^[168] 根据《士蔑西报》记载，这家医院由一位名叫陈瑞南（Chun Suey Nam）的中国老人负责。 ^[169] 荔枝角医院最大的病房能够容纳25～30人，总共能收治150～180人。大部分病人来自湾仔、油麻地和维多利亚。因此，当时香港鼠疫患者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一部分病人被转移到这家医院。在开幕后一周内，这家医院各个方面的安排还是相当妥善的，而病人也表示相当满意。 ^[170]

常设委员会为预防有船只在没有向当局报告的情况下私自运送鼠疫患者，而在香港水域边界设立了警戒线，并且派遣水警汽艇在附近水域巡逻。这一举措引起了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对，认为当局是在阻止他们离港去荔枝角医院。 ^[171] 为缓和紧张气氛，在香港总商会（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建议下，罗便臣总督于6月30日发布公告同意将香港鼠疫患者运送至荔枝角医院接受治疗。而政府也会在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安排船只负责运送，如果任何鼠疫患者愿意的话都可以去这家医院，不过需要事先向警署报告。当天，署理辅政司骆克先生也写信给常设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先生要求他为转移工作尽量做好安排。 ^[172] 不过，常设委员会表示反对，认为荔枝角医院是一个严重危险的源泉，同时，对于香港的公共卫生来说也将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因此拒绝将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医院。在7月2日给骆克先生的回信中，弗兰西斯先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主要集中于荔枝角医院和附近坟场的卫生情况以及管理上的缺陷。 ^[173] 而且，他甚至明确指出总督的行为直接违反了洁净局制定的各种鼠疫防治条例，这令拥有香港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的罗便臣总督大失颜面。

为此，总督与常设委员会之间就荔枝角医院和坟场问题展开了将近两个星期的争论。其间梅含理先生、康德黎医生、哈迪刚医生、普雷斯顿医生、维斯科特医生以及常设委员会荔枝角调查委员会也相继参观荔枝角医院和坟场，并向政府提交相关报告。 ^[174] 为打破僵局，罗便臣总督也向两广总督建议要关注荔枝角医院和坟场的卫生状况，希望能够有所改善。 ^[175] 7月10日《士蔑西报》报道：“目前荔枝角鼠疫医院的情况保持得相当有秩序。消毒剂在病房和外面的建筑物中都频繁地使用，供应给病人的毛毯和其他用品也令人满意。”不过，存在于总督与常设委员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总督也没有回复常设委员会关于正式反对将香港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的来信。而这个时期，鼠疫患者的转移工作也被禁止，而且派遣汽艇在附近水域巡逻，以防止私自运送鼠疫患者。 ^[176] 随着荔枝角医院和坟场条件的改善，7月11日骆克先生写信给弗兰西斯先生表示总督建议于7月12日开始允许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医院，并要求其提供合作。 ^[177] 翌日，弗兰西斯回信并表示鉴于医院条件的改善，因此同意将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医院，并且会提供尽可能的合作。不过，弗兰西斯表示常设委员会希望从此以后向华人发布的关于鼠疫问题的任何公告都应该确保不会与现存的鼠疫防治条例与相关规定相违背。另外，转移工作需要遵守以下四个条件：①转移的鼠疫患者必须来自香港的鼠疫医院；②只有华人患者才能转移；③患者自己愿意；④由欧人医生检查之后确定适合转移的患者才能被转移。 ^[178]

至此，围绕荔枝角医院和坟场问题长达两个星期的争论也基本上得到解决，常设委员会也开始派出船只运送患者。在这场争论中，很难说是总督还是常设委员会赢得胜利，但是，在这件事件中，我们只知道荔枝角医院和坟场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可是并不清楚这些机构的华人管理者是不是因为局外者的压力而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上述改善，犹如东华医院发布5月21日公告那样。而随着鼠疫情势的减缓，最后一批荔枝角医院的13位患者也于8月18日被转移到广州接受治疗，医院也于当天随即关闭。 ^[179]

华人社会对于港英政府防疫措施的抵制以及代表华人社会的东华医院等组织为争取华人权益而推动的一系列请愿努力，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即东华医院争取到鼠疫治疗权和确立了中医在鼠疫治疗上的合法性； 罗便臣总督允许华人鼠疫患者离港返乡治疗；以及总督同意将香港华人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医院。不管华人社会取得的上述胜利是通过什么样的极端方式实现的，哪怕在港英政府或欧洲人看来是荒诞无稽的。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华人社会的反对和抵制可以说是对其传统与习俗的坚持和维护，也是对港英政府超越“华洋分治”管治策略而实施全面干预的示威。而在鼠疫危机中，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对华人传统与习俗冲击最大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医疗观念和行为、家庭观念（比如妇德和隐私性）和丧葬习俗。当然，华人社会的不满也来源于防疫措施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生活干扰。

19世纪末香港大部分华人仍然笃信中医，对于西方医学不仅不相信，而且具有较深的偏见和厌恶情绪。他们对于西方医学的解剖和外科手术尤其排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们（华人）视外国人为无情的恶魔，因为这些外国医生用钢刀切割人体，而在儒家道德规范看来这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应该永远保持其完整性’这一传统的侵犯与违背。” ^[180] 也正是因为对于西方医学的这种恐惧和排斥，因此很容易让华人将外国医生的医疗行为与残害华人患者身体的想象联系起来，上述有关剖心和挖眼的谣言便是很好的佐证。这也是华人社会极力反对鼠疫患者被送到政府鼠疫医院接受治疗的主要原因。尽管，自英国对香港实行管治以来，西方医学随着传教士医生和港英政府的传播与推动，它们通过开办西式医院和培训华人医生学徒以促进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认可与接受。华人可能比较倾向于去传教士创办和管理的西式医院，可是却甚少有华人去港英政府管理的国家医院求诊，至少在19世纪末之前仍然如此（见表2-2）。

说明：由于在国家医院入院记录中不同年份的国籍分类标题不同，“华人”这一列可能包含日本人，因为这种混乱，笔者无法获得准确的华人人院人次。出于方便，此处将这一列当作华人人院人数来处理。不过，根据记录当时日本人人院人次是相当少的，以1895年为例，当时华人入院921人次，仍超出同年欧洲人人院人次，所以笔者相信这种处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华人使用国家医院服务的变化趋势的。

资料来源：各年殖民地医官报告（Annual Reports of the Colonial Surgeon for respective years）。

表2-2清楚地显示华人的求诊率是相当低的，尽管华人入院人数在逐步增加，并且从1895年开始首次超过欧洲人。不过，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首先，华人占人口的绝对多数（大约占人口总数的95%），因此仅仅从入院人数超过欧洲人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次，需要考虑这些华人入院大部分都是由警署强制带来的穷人，甚少有华人自愿前来，自费病人更是凤毛麟角。政府医官也坦言华人入院人数如此之少是因为华人不愿来政府医院接受西医治疗，他们对于西方医学具有强烈的抵制情绪。而尽管华人相对愿意去雅丽氏纪念医院或那打素医院，但是入住的华人也都是因为中国医学不能治愈时才会前往。因此，在东华医院创办之后，东华医院便成为华人医院求诊的首选，因此东华医院的压力也日益增加。 另外，可以想象在当时去医院求诊的华人在整个华人人口中毕竟是少数，那么大部分华人的求医问药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显然大部分人在生病时是求助于当地中医或自行购买中药。 这些都足以显示在当时华人的医疗观念和行为中，中医和中药仍然是他们的首选，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或民俗医疗（folk medicine）的存在。

当前关于西方医学进入非西方世界这一过程的研究大部分夸大了西方医学与地方医学（indigenous medicine）之间的冲突以及当地人口对于西方医学的恐惧程度。 ^[181]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医学的引入遭到了来自当地人的激烈抵制，而且他们把这些抵制归咎为当地人因为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差异而未能认识与理解西方医学的好处，并指出这是当地人无知、愚昧和落后的表现。当然，如上所述，这些因素的确影响了香港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接受和认可。

不过，笔者认为诸多现实和操作层面的问题也能够影响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态度。首先，华人与政府医院之间缺乏沟通，也就是说当时很多华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可以去政府医院看病，而且也不知道是免费的。 其次，医院纪律不同，在政府医院病人要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比如探病时间和病房纪律），而相对来说华人医院和教会医院则更加尊重华人的传统和生活习惯，为病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 ^[182] 最后，语言问题。由于政府医院的医生都是外国人，尽管有翻译随从，但是华人病人觉得还是不方便。相反，教会医院中的很多医生是华人西医，因此与病人的关系比较融洽（比如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时会给他们详细解释使用的手术刀等器具，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医院同样是西式医院却比国家医院更受华人欢迎。 ^[183]

而上述部分问题在鼠疫暴发时的政府鼠疫医院中就显得更为严重，比如华人鼠疫患者担心被送到政府医院会没有亲朋照顾，因为探视病人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探视者入院和出院时都要进行全身消毒，甚至要销毁随身衣物。而且，在医院逗留的时间有限。此外，华人无法理解外国医生的治疗方法，医生也未能做出详细解释，而他们的“西药治华病，脏腑各有不同”的固有观念更是加剧了对西方医疗方法的恐惧和疑虑。 再者，语言问题也严重影响外国医生与华人患者之间的沟通，正如劳森医生所承认的：“我们经常因为语言问题，而无法与我们的病人沟通，这样的情况不仅或多或少地令他们感到害怕，而且极大地激起了他们对于我们的治疗方法的反对。当然，我们有看护人员能够帮助翻译，但是翻译对于病人来说不令人满意，而且通常会导致令病人误会。” ^[184] 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都增加了华人对于政府医院和外国医生的不安和怀疑情绪。

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消除华人的不安与疑虑，在政府鼠疫医院中也不乏看到华人患者与政府医护人员之间的和睦关系。1894年5月23日《士蔑西报》也指出：“在坚尼地城医院和医院船上治疗的华人对护士、舍监和医生因为他们的热心和积极照顾表现出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且，该报记者参观坚尼地城医院时就曾看到一幕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融洽场景：“（我）看到其中一位女病人，她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位病人亲吻着格特鲁德（Gertrude）护士的手，这位护士用她完美的粤语对这位病人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因此，这些就是在病房中发生的全部事情：那些身体足够有力而能起身的病人在看到护士的时候都对他们表达了最大的欢喜和最为衷心的感激之情。” ^[185]

这幕场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华人对于西方医学或外国医生（护士）的恐惧和排斥情绪是可以逐渐消除的，当然，前提条件是需要当局在医院的运作和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做出改善以适应华人对于陌生事物的接受过程。

其实，造成华人不愿意被转移至政府鼠疫医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当时在鼠疫治疗上西医并不比中医更为有效。根据5月22日《孖剌西报》的报道，从5月15日至20日之间，在“海之家”和坚尼地城医院的110位入院患者当中，有90人死亡。 ^[186] 而到5月25日之前，在政府鼠疫医院中也只有1～2位患者治愈出院。 ^[187] 难怪连当时的西文报纸都罕有地赞同华人社会要求开办华人鼠疫医院的请求，5月22日的《孖剌西报》继续评论道：

这组数据足以显示医学治疗对于这种疾病效果有限。华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医学）体系更为相信，再加上当时在广州谣传有很多鼠疫患者由中医医生成功治愈，因此这些都可能让华人轻易地相信在一家纯粹的华人医院中，其死亡率将可能不会比在“海之家”和坚尼地城医院中来得高。强制转移患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隔离他们，华人已经为他们自己在玻璃厂创建了一家医院，在那里隔离也跟在政府医院中一样完美，因此没有理由反对将华人鼠疫患者送到这家华人医院。患者在玻璃厂华人医院的康复机会可能同在“海之家”一样，而且他们对于华人医院的环境更为满意。 ^[188]

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坚定了东华医院和中医医生要求取得鼠疫治疗权的诉求和信心，因此，在5月底之前，很多中医医生仍然相信那些外国医生至今还没有治愈一位鼠疫患者的断言。这尽管跟事实不符，不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医学在鼠疫治疗上的无力和无效。尽管如此，当时政府医生和欧人社会仍然坚信西医比中医更为有效。比如，劳森医生坚信将鼠疫患者送到东华鼠疫医院就等同于送进死亡陷阱，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而《德臣西报》在评论罗便臣总督决定将香港鼠疫患者转移到荔枝角医院时更是对西方医学信心百倍，“比较由欧洲医生和中医医生治愈病人的百分比，（如果不将鼠疫患者转移的话）或许我们可能能挽救200多个生命。” ^[189]

姑且抛开上述争论，先来比较一下有关中西医鼠疫治疗死亡率的两组数据，便可以看出何者更为有效。第一组数据是特定时间内“海之家”和坚尼地城医院鼠疫治疗死亡率（死亡人数除以入院人数）与东华医院管理的玻璃厂医院鼠疫治疗死亡率，它们分别为77.77%和76.47%。 ^[190] 第二组数据是1894年香港不同鼠疫医院的死亡率（死亡人数除以入院人数），根据笔者的大致计算得出以下数据，“海之家”、坚尼地城医院和雅丽氏纪念医院分部分别为75.97%、75.76%和84.55%，而东华医院管理的鼠疫医院（包括玻璃厂医院和屠宰场医院）为84.24%（如果排除那些入院时已死亡的鼠疫患者，那么计算得出的死亡率为76.21%）。 ^[191] 这些数据根据劳森医生1894年鼠疫报告计算而得，但是因为不同医院之间有转移病人的情况，而且东华医院管理的鼠疫医院更有病人转移到广州和荔枝角，因此计算难免会有些问题。不过，不管怎样，从上述两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鼠疫治疗上西医并不比中医更为有效。而且，我们需要考虑到东华医院管理的鼠疫医院所收治的鼠疫患者大部分都是一些严重患者，因为大部分华人拒绝在患病初期就去医院诊治，更何况很多华人鼠疫患者都是被当局搜查发现才送院治疗的。而相对来说，政府鼠疫医院收治的部分患者为欧洲人和欧亚混血人，他们大都在患病初期就会及时求诊。 ^[192] 因此，这些因素也都会影响死亡率的变化。

综上所述，在1894年鼠疫中并不像费克光先生所说的“西方医疗的功效优于中国的医疗”，也毫无理由根据中西医鼠疫治疗死亡率就得出像他所说的“面对这样的死亡率，难怪香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传统医药的疗效失去信心”。 显然，费克光先生是用错了比较方法，他根据康德黎先生提供的1894年华人鼠疫患者死亡率（高达95%）和英国鼠疫患者死亡率（18.2%）而草率得出西医治疗功效优于中医。 ^[193] 如果可以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借用劳森医生提供的1894年香港鼠疫中马尼拉、欧亚混血、马来亚和西印度鼠疫患者的死亡率（都是100%）岂不是可以说明中医的治疗效果还胜于西医。 ^[194] 很明显，费克光先生没有考虑到很多鼠疫患者也是由西医治疗这种情况以及香港人口构成的种族差异（华人占绝对多数）这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1894年鼠疫危机中，华人社会对于西方医学独霸体制的反对和中医治疗权的争夺不仅是基于他们的医疗传统，同时也是对西医实际疗效的反驳。遗憾的是港英政府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尊重华人的医疗传统与中医价值，以至于在鼠疫暴发之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坚持西医独治的傲慢策略，最后还是在华人社会的强烈要求下才允许东华医院设立鼠疫医院，以中医治疗鼠疫患者。

华人社会除了反对在鼠疫治疗上坚持西医独霸之外，他们对于当局采取的挨家挨户搜查、清洁和消毒行动更是深恶痛绝。因为这些行为对于华人家庭传统造成极大冲击，比如妇女名节和家庭隐私。 ^[195] 在5月20日东华医院会议期间，就曾有来自东街（East Street）的居民呈请请愿信抱怨卫生官员的搜查行动，他们强烈指责搜查人员强行进入他们的房子，令他们的子女相当害怕。 ^[196] 而搜查行动对于华人妇女名节的消极影响更激起了妇女团体的联合抵抗，1901年11月数百名妇女派出20余位代表向华民政务司高声宣读请愿书。 请愿书指洁净局颁布的熏洗新例（包括搜查、清洁和消毒措施）给华人少妇闺女等造成诸多不便，尤其关涉妇女廉耻，希望当局能够变通。请愿书详细陈述各种反对理由：

乃闻洁净局颁发熏洗屋宇一事，虽系为卫生起见，究竟与我妇女等廉耻有关。素仰宪台爱民若赤，不得不据实历陈，为我宪台禀呈缕析陈之：（一）廉耻最重也，中国风俗，凡荏弱妇女，当畏见人。闺范严谨，富家尤甚。一遇熏洗，不分少弱，避地街前，露面抛头，众目共睹。……（二）起居不便也。凡属妇女，私亵等事，多有难言，密室深居，……门前露立，偶有各节，何法可施，遮掩殊难，堂堂出丑，……（三）未宇闺女择配最为慎重也。平时深居密室，……若遇熏洗，一定坐立街前，每易招人评论，将来择配殊难……（四）胎产堪虞也。怀孕妇人最重体面，一遇熏洗，门前露立，诸多不安，妇人倘遇临盆，如何筹措，……（五）婴儿宜保也。哺乳小儿，日数十次，倘遇熏洗，定然当街露体，避人哺乳，殊不雅观，且日晒风吹，啼哭难忍，……（六）贫病宜恤也。贫家妇女，各事女工，日博工钱，以资日给，当其熏洗，未免阻延，有病女流，坐卧街前，更多苦况，……以上六节，乃妇女等实在难堪情形，而于胎产、患病、小儿惊畏数款，尤为可危，故特乞恩变通。……

尽管这件事发生在1901年，不过可以想象当局的搜查、清洁和消毒行动对华人家庭（尤其是妇女隐私）的影响在1894年也是相当大的，更何况1894年鼠疫期间政府措施更为严厉和强硬。正是这些措施造成的极大不便与骚扰，令华人社会相当愤恨，他们更是批评英国人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反思防疫措施。1894年6月6日《厦门消息》（ Amoy News ）曾援引了一些离港到厦门的华人的怨言：“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以及欧洲人的安全着想。比如，尽可能地预防鼠疫蔓延到欧人社区。（华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获得一个英国港口，然后根据中国法律来管治它，他们将会向英国人展示，如果一位中国士兵闯进他的妻子的房间，那么这位英国丈夫会怎么想呢？” ^[197]

而华人社会的第三项主要反对是针对当局鼠疫死者的埋葬方式，他们认为港英政府的处理方式过于草率，未能尊重华人的丧葬习俗。 当局规定鼠疫死者埋葬时必须在尸体和棺材上同时撒上石灰，以起到消毒和避免疫气散布的作用。这令华人觉得对死者太过于不敬，而且安葬时也没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仪式进行。尤其是在鼠疫死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当局因人手不足而更加草率处理，甚至将棺材或尸体直接埋葬在一个深坑中然后撒上石灰加以掩埋。 ^[198] 于是就造成死者家人和亲属未能确认死者的遗体到底安葬在何处，这令他们相当愤怒。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每年都要祭拜死者，而且当时香港大部分华人会将已经安葬一段时间的死者遗体挖出带回家乡安葬，以圆落叶归根之最后愿望。当时香港华人对于丧葬习俗的坚持和重视从东华医院的丧葬和原籍安葬服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对于这一点港英政府也应该很了解，可是防疫措施却居然完全没有考虑这些因素，以至于华人想方设法藏匿鼠疫死者或到处随便安葬，这对于鼠疫的传播可能更为危险。 ^[199] 如果当局能够局部调整防疫措施，甚至能够让东华医院积极参与鼠疫死者的安葬工作，或许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也不至于在华人社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

综观上述华人社会对于港英政府防疫措施的复杂反应，不管是对中医治疗权的诉求与争夺，还是对搜查、清洁和消毒行动的抵制，又或是对鼠疫死者安葬方式的反对，这些都显示了华人社会对于其传统习俗的顽强坚持和对管治干预的强烈不满。可是华人社会的这些反映却被殖民者冠以无知、愚昧、偏见、迷信和落后，这些评论充斥着政府报告和各大西文报纸。

劳森医生在1894年鼠疫报告中对于华人鼠疫患者宁愿相信当地医生的迷信伎俩，也不相信从西方学校毕业出来的外国医生的更为文明的方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也意识到改变华人传统与偏见的困难。他甚至坦言“这是对我们吹嘘的文明或自夸的传道工作（mission work）的一种耻辱”。 ^[200] 罗便臣总督在1894年《蓝皮书》也将华人对政府鼠疫医院的抗拒归咎于华人的偏见与迷信：“华人强烈地反对将他们的患者转移到欧洲人管理的医院中。因为华人不讲卫生和从小群居的习惯，他们不能理解隔离的必要性；他们宁愿像绵羊那样死去和将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也不愿意遭到任何骚扰；他们宁愿看到他们的患者亲朋承受无以言喻的痛苦，也不愿意由搜查人员将他们送到更为合适的欧人医院。这些情绪毫无疑问是盲目偏见和迷信的结果。” ^[201]

而各大西文报纸同样将华人社会对西方医学（乃至欧洲文明）的排斥以及对有关香港鼠疫谣言的笃信视为是一种无知与愚昧的表现。《孖剌西报》曾评论道：“在香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日常接触和交流已经超过50年，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没有理解和欣赏英国统治的原则、道德与社会体系，我们看到华人工人阶级对外国人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的无知与愚昧充分地表现在最近广泛流传的有关香港鼠疫病人治疗的谣言当中。” ^[202] 《士蔑西报》也警告因为强迫华人接受西方医学而可能遭到无知大众的危险举动，从而激起华人社会对外国社群的愤怒、不满与敌意，而这些情况在周边的中国地区已经出现。 ^[203] 而《德臣西报》更是感叹长达50多年的管治却没有对华人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同样迷信，同样拒绝欧洲文明和科学，同样无知和偏见。而这些特征在过去的鼠疫危机中暴露无遗。通过暴力与阴谋，华人居民努力颠覆政府处理鼠疫危机的安排。” ^[204]

而相反，殖民者却将自己的努力描述为史诗般的用现代西方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对抗传染病的神话。在他们看来，“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对于那些缺乏基本卫生常识的愚昧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补救药”。 ^[205] 这显然是西方殖民主义与“白人优越主义”的一种自负显露，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殖民医学和帝国卫生的种族主义（racism）与霸权主义（hegemonism）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鼠疫危机期间，华人社会对于西方医学或公共卫生的抵制情绪的确存在，但是他们更多地不是反对西方医学或公共卫生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反对医院运作、医生治疗或卫生措施执行等具体方式。如果当局能够在具体方法上予以改善可能不会制造如此强烈的抵制与恐慌情绪，而上述的部分例子以及1894年之后（一直持续到1923年）政府防疫措施的局部调整都证明了这一点。 C03m2pLH7NfebcdVR4qntiXlH95DCgEFmBXP1mRpgf/YRJak883Uy4wmNK7Csh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