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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珉银行于1976年起源于孟加拉国的乔布拉村。当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大饥荒后到一个名为乔布拉村的地方调查发现，该村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苏菲亚连购买竹条的5塔卡（相当于22美分）都没有，需要借高利贷购买竹条，而她则需要付出把所编的凳子廉价卖给放贷人的代价，这使她每天辛苦劳作的收入只有一两美分，这点收入不仅要为自己购买食物，还要培养几个孩子，因此尤努斯教授决定借予苏菲亚5塔卡。此后，尤努斯教授又向该村42位赤贫村妇借出856塔卡（按当时的汇率不到27美元）。让他意外的是，她们最终还了钱，而且按时还款。从此，尤努斯开始了他的穷人银行计划。70年代末，他开展了一项向穷人发放贷款的实践项目——格莱珉银行项目。1983年，按照孟加拉国议会实行条例，格莱珉银行正式成为一家独立的金融机构。
格莱珉银行主要致力于为贫困阶层的妇女提供适量、小额、价格合理以及无抵押担保的贷款，还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上门服务并定期展开对客户影响的评估，凭借开放透明的交易方式为众多贫困家庭带来较大福利，明显改善了贫困阶层群体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实践表明，在合理的运作机制和制度安排下，低收入阶层完全能够按规定还款，打破了“无恒产者无恒誉”的思想观念，也激发了广大农村妇女参与劳动和创收的积极性。格莱珉小额贷款的主要特征如下。①专门针对孟加拉国贫困地区人群（包括最贫困人群），尤其是向贫困女性发放贷款。②将贷款视作人权来推广。③借款人组成小组、中心，贷款小组成员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小组内部互相支持和监管。④为穷人及其他人提供存款计划。⑤不是客户来找银行，而是银行主动去寻找需要服务的人群。⑥为贫困阶层带来创业的机会，快速增加其收入。
这一模式最初十多年运行良好，并且基本覆盖全国范围。但是，到90年代后期，这一模式便出现了问题。1995年，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的女性客户要求退出会员中心，并要求取走小组基金。这使格莱珉银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加之1998年洪水灾害造成许多会员财产损失严重，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80%）。从银行角度看，小组联保模式自身也存在贷款模式和还款方式的固化和教条化等缺点。经过这次危机，格莱珉银行深刻反省体制内存在的问题，并意识到，如果想维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维持可持续经营。因此，1998年后，格莱珉银行决定进行为期两年的改革。人们把2001年至今，摆脱对补贴的依赖，走向可持续运营的发展模式，称为格莱珉模式二。第二代格莱珉银行是建立在第一代格莱珉银行相信穷人的革命性理念基础之上的，并把它制度化。如“灵活贷款”安排，建立了贷款保险体系，改变了小组贷款做法，更多针对个人放贷。为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格莱珉银行模式二还发明了多种创新型产品。比如，格莱珉模式二提高了小组会员存款资金额度（目的是作为应急资金以及小组成员不按时还款时使用），要求贷款申请人每周存入5塔卡，成为会员以后存入贷款金额的2.5%。2002年，格莱珉银行实行新储蓄规则，首次向非会员开放存款，推出针对会员和非会员的GPS养老金计划、七年翻番计划、月度收入计划等。格莱珉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格莱珉银行自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贷款额度为180.8亿美元，偿还贷款额度为165.8亿美元，贷款回收率达91.7%，覆盖村庄81392个，有2568个分支机构。格莱珉银行凭借科学的商业化经营模式和先进的贷款管理手段，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世界各国小额贷款还款难、风险高，小额信贷企业难以自负盈亏等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从1983年开始独立商业化运营，21世纪初发行股票上市，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国有银行之一，主要承担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农村小额信贷等四大业务，其中专门设立的小额信贷部——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小额贷款部（BRI-UD）专门为农业和农村地区居民服务。
这种模式是一种以正规金融机构作为小额信贷经营机构运作模式的典型范例，
被认为是国际上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代表，也是较成功的乡村银行模式之一，在向印度尼西亚大量贫困者提供可持续信贷的同时，商业层面亦获得了巨大成功。截至2014年，政府在BRI中所占股份达到57%，公众占有股份为43%。BRI资产规模较大，净利润也在印度尼西亚银行业中居首，各项指标在印度尼西亚同业中都具有显著优势。
BRI-UD模式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BRI-UD的贷款对象并不针对最贫困的农户，而是信用状况合格、有潜力的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等具有还款能力的群体，且实行较为便捷的贷款业务程序：包括客户提交贷款申请、村银行信贷员实地调查以及贷款审批等。第二，BRI-UD推行较高的贷款利率以及鼓励储蓄的政策，在降低运营成本、相关风险及通货膨胀影响的同时，保证银行运行的可持续性。第三，保证信息透明度，为客户及时有效获取信息提供便利。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下设地区人民银行、基层银行和独立营业中心，通过层层监管对基层充分放权，在各农村乡镇中心设立的村级信贷部和服务站一般可以覆盖十几个村庄，这些部门对各个村庄的情况较为了解并能做出适当的贷款计划，不仅减少了运行成本，还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也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服务。目前，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是全球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最大国有商业性金融机构之一。第四，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在保护客户权益方面也做出了较大努力。银行要求基层组织以书面形式，完整、清晰地向客户提供产品信息，并保证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客户的投诉，并强制其在20个工作日内解决客户的问题。
BRI的愿景是“成为始终将客户满意度放在首位的领先商业银行”。BRI多年来专注于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BRI的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强大的网络组织结构。为数众多且大范围的营业所布局，使客户获取金融服务更为方便快捷。②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保证了业务运行的可持续性。BRI通过分散的小额信贷严格的担保制度并借助于政府的支持较好地分散风险，使自身实现可持续性发展。③BRI小额贷款产品较高的利差使其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14年BRI的净息差达到8.5%。正是由于多年来实施的小额贷款业务，BRI才能在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金融便利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商业化效益。
康帕图银行（Compartamos Banco）是墨西哥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也是本国第一家上市的微型金融机构。其上市对推动墨西哥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Compartamos顺利完成小额贷款公司向商业银行的转型并上市融资，这有助于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并且在全社会监督的情况下有利于资本积累。1990年Compartamos［非政府组织（NGO）］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建立，作为一家非政府组织为边远地区的农村、社区中的家庭微型企业和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小额贷款。在2000年，它开始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在2006年以后相继获得商业银行执照并上市，已发展成为墨西哥影响力较大的金融机构，其分支机构遍布墨西哥大部分地区。目前，共有大约3万名存款客户、200多万名贷款客户，主要客户是从事手工艺、粗加工、餐饮业等低学历妇女个体户和群体。
康帕图银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果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合理有效的市场定位。墨西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墨西哥现有失业人口、自由职业者等非正式就业人口上千万，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接近30%。基于这种现实，康帕图银行将市场定位于这些非正式就业群体，并主要服务于妇女，为她们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二是得益于稳妥科学的借贷机制。康帕图银行主要采取团体贷款和整贷零还，循序渐进的借贷款机制。团体贷款主要是通过采取连带责任、停贷威胁、横向监督和社会制裁等方式将团体成员紧密联系起来，使团体成员利益相关、相互依赖并相互督促，形成一种社会担保抵押；同时，康帕图银行对借款人的放贷额度随着其累积的信誉增长而增加，还款则采取分期方式，并派工作人员跟踪每笔贷款的运作情况，确保贷款的偿还率。三是良好的产品设计。康帕图银行的小额贷款产品主要有妇女小额贷款、小企业小组贷款、房屋改善贷款和人身保险等。其中，以妇女小额贷款为主，只有当客户完成1～2轮贷款后，才具有申请其他额外贷款产品资格。银行还为每一位申请妇女贷款的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一份免费的人寿保险产品，受到大量客户的青睐。
2005年以来，墨西哥政府积极推进政策和法律法规改革，由国家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发起，中央银行和证券业委员会配合，共同制订了多个“国家发展计划”，推动银行体系改革，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政府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的透明化、使得为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合法化、保护借款人的权益、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积极宣传经济金融知识等途径使金融服务深入千家万户，以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同时，政府还不断促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十多年时间，墨西哥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POS机数量、ATM机数量和代理银行数量等都有较大幅度扩充。
2007年，墨西哥中央银行和证券业委员会将建立“健全的普惠银行体系”纳入职能范围，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措施，通过电子支付发放社会福利、免费开设移动支付存款账户和办理公司业务等；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强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允许专业型银行实行差别监管，根据目标服务人群的不同，提供多样化服务；推动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将小型信贷机构纳入正规吸收存款机构管理，保证风险可控；广泛普及金融知识，打造金融教育强国，使贫困地区人民了解并主动接触金融服务，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通过自身的合理发展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墨西哥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商业化典范的康帕图银行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巴西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问题上较为注重创新性。典型代表是代理银行业务。20世纪70年代，巴西首创代理银行模式。巴西央行将此模式定义为在银行无法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为民众提供金融服务渠道和手段，使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在金融层面通力合作，以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商业银行通过与代理商签订合约，推进无网点银行业务，零售商店、彩票销售点、药店、邮局等零售代理点承担银行业务，与银行签订的合同决定其业务范围与缴费标准。这种代理模式为缺少传统银行网点的边远、贫困地区居民提供存款、电子资金转账、信息传输等金融服务。在代理点办理业务，客户无须拥有银行账户，这促使享受金融服务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随着1999年扩大代理机构营业服务范围、相关限制法规的取消等新法规的颁布，代理银行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代理点在巴西所有金融机构网点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
2015年底，巴西的银行服务机构达到15万个，覆盖国家全部城镇，其中代理银行数量为8万个，所占比重超过53%。
代理网点模式是一种新型普惠金融形式，是目前世界各国推进金融普惠的一个重要创举，可以在降低银行运营成本的情况下，迅速扩大银行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并以丰富的形式为客户提供服务。
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代理网点制度的突出优点是节约银行的运营成本，一个代理商的投入成本仅是新建一个银行分支机构网点成本的0.5%。这种模式也能降低银行的财政负担，使银行可以将资源和资金等集中于发展其他业务，也可以带来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同时使银行以较低的成本扩大金融业务、扩展服务范围等。
巴西联邦储蓄银行（Caixa）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提升普惠金融程度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最为典型的是设计了一种简化的货币账户——CaixaAqu。2004年起，巴西监管部门推广账户分级制度，允许个人开立简化账户：客户只凭身份证、纳税档案号、居住证明即可在某一银行任何一个网点或代理商处开设账户，简化了开立条件和开户程序，无须再像传统方式那样经历烦琐的审批手续。账户确立以后，客户可以在代理商处将货币转换为账户中的虚拟数值，或进行提现、转账等。目前，巴西的代理银行模式为包括偏远贫困地区的民众带来了便利丰富的金融服务，极大地拉近了贫困人群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现已实现任一客户与最近银行代理点不超过3公里的距离。此外，巴西还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民和妇女等特殊人群设置了简化流程的小额信贷计划，如收入增长小额信贷计划（PNMPO）和增强农村家庭计划（Pronaf），通过开展这种小额信贷计划来提升特殊群体的生活水平。总之，巴西的代理银行模式为本国人民尤其是偏远地区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福利，成为巴西普惠金融成功推进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