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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章通过对相关历史背景的分析，对山上王筑丸都城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辽东公孙氏对高句丽的征伐，仅仅是山上王筑丸都城的一个可能的诱因，且处于次要的地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高句丽新大王至故国川王期间东汉对高句丽的主动进攻，加之内忧情况，使得高句丽统治者意识到必须要筑一座大型的用以防守的城池。
关键词： 高句丽 丸都城 山上王
作者简介： 朱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丸都城是高句丽在鸭绿江流域“国内”地区修筑的重要城址之一，正史和朝鲜半岛等史书多有记载。该城在高句丽政权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其都城变迁史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丸都城营建与移都，一定程度反映了高句丽在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初政权发展情况，也承载着这一阶段高句丽统治者对外政策和对内发展的心理变化；同时作为重要的历史遗迹在考古学角度亦是首要的研究客体之一。所以学界一直以来从各个角度对高句丽丸都城展开了探讨，
但目前尚未有对丸都城筑造的原因进行专题研究，即便有个别学者相关论述中有所涉及也是一笔带过，鲜有深入分析。笔者勘合琉璃明王迁都后，尤其是对2世纪中叶至末期高句丽与辽东诸郡之间的战和关系梳理分析，提出了丸都城筑造深层原因解读，认为辽东公孙氏对高句丽的征伐，仅仅是山上王筑丸都城的一个可能的诱因，且处于次要的地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高句丽新大王至故国川王期间东汉对高句丽的主动进攻，加之内忧情况，使得高句丽统治者，意识到必须要筑一座大型的用以防守的城池，并以此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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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山上王二年（198年）春二月，筑丸都城
，这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关于丸都城的初次记载。在这则史料之前山上王元年（197年）还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件。
故国川王无子，故延优嗣立。初，故国川王之薨也，王后于氏，秘不发丧，夜往王弟发歧宅曰：“王无后，子宜嗣之。”发歧不知王薨，对曰：“天之历数有所归，不可轻议。妇人而夜行，岂礼云乎？”后惭，便往延优之宅。优起衣冠，迎门入座宴饮。王后曰：”大王薨，无子，发作长当嗣，而谓妾有异心，暴慢无礼。是以见叔。”于是，延优加礼，亲自操刀割肉，误伤其指。后解裙带裹其伤指。将归，谓延优曰：“夜深恐有不虞，子其送我至宫。”延优从之，王后执手入宫，至翌日质明，矫先王命，令群臣，立延优为王。发歧闻之大怒，以兵围王宫，呼曰：“兄死弟及，礼也。汝越次篡夺，大罪也，宜速出。不然则诛及妻孥。”延优闭门三日，国人又无从发歧者。发歧知难，以妻子奔辽东。见大守公孙度。告曰：“某高句丽王男武之母弟也。男武死，无子，某之弟延优与嫂于氏谋，即位，以废天伦之义。是用愤恚，来投上国。伏愿假兵三万，令击之，得以平乱。”公孙度从之。延优遣弟罽须，将兵御之，汉兵大败。罽须自为先锋追北，发歧告罽须曰：“汝今忍害老兄乎？”罽须不能无情于兄弟，不敢害之，曰：“延优不以国让，虽非义也，尔以一时之愤，欲灭宗国，是何意耶？身没之后，何面目以见先人乎？”发歧闻之，不胜惭悔，奔至裴川，自刎死。罽须哀哭，收其尸，草葬讫而还。王悲喜，引罽须内中宴，见以家人之礼，且曰：“发歧请兵异国，以侵国家，罪莫大焉。今子克之，纵而不杀足矣，及其自死，哭甚哀，反谓寡人无道乎？”罽须然衔泪而对曰：“臣今请一言而死。”王曰：“何也？”罽须曰：“王后虽以先王遗命立大王，大王不以礼让之，曾无兄弟友恭之义。臣欲成大王之美，故收尸殡之，岂图缘此，逢大王之怒乎？大王若以仁忘恶，以兄丧礼葬之，孰谓大王不义乎？臣既以言之，虽死犹生。请出受诛有司。”王闻其言，前席而坐，温颜慰谕曰：“寡人不肖，不能无惑，今闻子之言，诚知过矣。愿子无责。”王子拜之，王亦拜之，尽欢而罢。秋九月，命有司，奉迎发歧之丧，以王礼葬于裴岭。王本因于氏得位，不复更娶，立于氏为后。
故国川王死后，为争夺王位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是故国川王的弟弟发歧（拔奇）、延优（伊夷模）、（故国川王）王后于氏，以及辽东太守公孙度。政变的结果，发歧虽向公孙氏
借兵三万复国，但战败，延优夺去了王位，是为山上王。
相关记载在正史中也有提及，《三国志》载：
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史料中“……（高句丽）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表明自伯固开始，高句丽数次侵扰辽东，加之受亡胡五百家，应是公孙氏出兵高句丽的原因。后提到拔奇不得立，投降公孙康。另外接受的亡胡（投降的胡人）也背叛了伊夷模（山上王），伊夷模更作新国（应是山上王筑丸都城）。
针对此《三国史记》记载的更为详细，指出公孙氏向发歧借兵三万复国，结果是“延优遣弟罽须，将兵御之，汉兵大败”，对《三国志》中公孙氏出兵破其国、焚烧邑落只字未提。
针对以上史料，多有学者提出看法，其中以金毓黻
、顾铭学
、孙玉良
、魏存成
、耿铁华
等学者较具代表。通过诸学者的研究，可以总结以下特点：第一，认为公孙氏出兵高句丽是没有问题的，且大多认为初次出兵时间是山上王继位的197年，有的认为仅有一次出兵，有的认为有两次出兵。第二，基本认为公孙氏攻破了高句丽王都，且破坏、焚烧了国内城，故山上王才筑丸都城。
笔者认为公孙氏出兵高句丽是事实存在的，且时间应是山上王即位的197年，出兵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高句丽“数寇辽东”，高句丽多次对辽东的侵扰在公孙氏割据辽东之前一直存在着。在公孙氏占据辽东之际，虽然伯固遣大家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表现出双方友好的一面。
但这仅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高句丽方面的“一厢情愿”，当时的情况对于双方而言，都视对方为一大障碍。二是高句丽“受亡胡五百家”为公孙氏所不容，因为这些流亡的胡人实为汉中平年间（184～189），因参与前太山相张举和前中山相张纯等反叛而败亡的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从子蹋顿等人，这支胡人对汉庭幽州诸地危害甚苦。作为东汉封疆大吏的公孙度是有义务代表东汉对亡胡进行清剿的。
那么，公孙氏出兵与山上王筑丸都城有没有关系呢？应该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前文所说的，公孙氏攻破高句丽国都，焚烧了国内城，山上王只好筑丸都城。很可能公孙氏出兵高句丽并没有真正的攻破高句丽国都，更不可能焚烧高句丽的国都国内城（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高句丽的国都国内城不存在，可能是尉那岩城或汉代土城
）。关于公孙氏出兵高句丽问题，正史中唯有《三国志·高句丽传》着墨稍多，《后汉书·袁绍、刘表传》《三国志·公孙度、公孙康传》仅一笔带过，《三国史记》记载仅为介入王位争夺一事，并未提《三国志》中“破其国，焚烧邑落”任何信息。大多学者依据《三国志·高句丽传》“破其国，焚烧邑落”记载认为公孙氏攻破了高句丽的国都，并焚烧了“国内城”，显然是不妥的。这里公孙氏出兵应该没有攻破高句丽的国都，所谓“破其国，焚烧邑落”里的“国”并非指“国都”而言，应理解为打败了高句丽小股部队，焚烧小的城邑。若是真的攻破所谓“国内城”，以《三国志》为代表的正史和高丽史书《三国史记》没有不记的道理，因为在此前高句丽与辽东、玄菟的战争，此后毌丘俭征高句丽等无论是正史还是《三国史记》的记载都较为清楚明了。合理的解释就是公孙度的出兵仅是小规模作战，并未伤及高句丽根本。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公孙氏出兵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高句丽受亡胡五百家”，并非是以灭亡高句丽为目的，而是以“降胡亦叛”为目标。
综上笔者认为，公孙氏出兵对于山上王筑丸都城而言，笔者借用一句谚语，应理解为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真正的原因用另外一句谚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深层的。另外，山上王筑丸都城应是主动行为而非被动。
山上王筑丸都城的历史背景，是山上王筑丸都城的根源所在，即前文提到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理解山上王主动筑丸都城的基本前提。这要从琉璃明王迁都国内之后，尤其在太祖大王和新大王时期与东汉辽东的战和关系中进行总结，方能发现端倪，明确认知。
公元3年的琉璃明王迁都对于高句丽而言是极其明智的选择，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在高句丽迁都国内初期并非风平浪静。公元9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新成立的莽新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了高压政策。收回西汉王朝印绶，改授新室印绶，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高句丽当时正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莽新政权压制，同时王莽发高句丽兵伐胡，高句丽并未遵从，后来王莽下令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东汉建立（25年）之后，为巩固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固边安民政策。这一政策对高句丽是利好的，使得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尤其在公元32年，大武神王遣使入汉朝贡，获得了汉光武帝刘秀的认可与称赞，复其王号。这一事件，使得高句丽在当时东北地区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赢得了政治庇护，另一方面也使其更加名正言顺。此前后，大武神王四年（21年）、五年北伐夫余，杀其王，取得了阶段胜利，弱化了来自夫余方面的威胁；九年（26年）又亲征盖马国，杀其王，以其地为郡县，同年底句荼国举国来降；十五年（32年） 乐浪王崔理降服高句丽；二十年（37年）进一步灭掉乐浪（并非乐浪郡）；二十七年（44年）汉光武帝为遏制高句丽的发展，遣兵渡海，取其地为郡县，并以萨水为界，南为东汉管辖，北为高句丽管辖。
经过大武神王的努力，高句丽一方面赢得了认可，另一方面扫除了隐患，同时又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使国家的疆域面积更加辽阔，经济与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国力大增的高句丽，在这一时期由对东汉“俯首称臣”，开始有了“不臣之心”。
（慕本王）二年（49），春，遣将袭汉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蔡（《后汉书》作祭）彤以恩信待之，乃复和亲。
这是东汉建立（25年）之后，文献对高句丽侵扰辽东的初次记载。然而时任东汉辽东太守蔡彤并未与高句丽兵戎相见，而是采取了怀柔的政策，有效地化解了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的进攻。
到了太祖大王四年（68年）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二十年（72年）派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掳其王；二十二年（74年）派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掳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高句丽的实力进一步获得增强，同时高句丽也十分清楚，自己与辽东乃至庞大的东汉政权之间力量的悬殊，在纳贡称臣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攻防政策。前文中慕本王二年是高句丽对辽东的进攻，到了太祖大王时期，则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
（太祖大王）三年（55），春二月，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兵。
显然，太祖大王筑辽西十城，是为了防御东汉军队的进攻，保障其疆域西部边界的安全，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此前后高句丽与东汉和平相处达半个世纪余。到了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即高句丽太祖大王五十三年，高句丽再次对东汉的边郡地区侵扰，打破了和平的局面。据《三国史记》载：
（太祖大王）五十三年（105），春正月，王遣将入汉辽东，夺掠六县。太守耿夔出兵拒之，王军大败。
（太祖大王）五十七年（109），春正月，遣使入汉，贺安帝加元服。
（太祖大王）五十九年（111），遣使入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
相关情况在正史中也有记载：
《后汉书·高句骊传》载：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
《三国志·高句丽传》载：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
史料表明，太祖大王对辽东进攻，掠取六县，但在太守耿夔的全力抵抗之下，斩杀其将领，高句丽大败。此一战高句丽意识到自己与东汉之间的差距，便寻找机会向其示好。此时的高句丽向东汉王朝俯首称臣仅是权宜之计。这从后来文献记载高句丽与东汉的战、和情况可以找到证明。据《后汉书》载：
元初五年，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华丽县，属乐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獩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
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獩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这几次战争的情况，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年条中，记载的也较为详细。
（太祖大王）六十六年（118年），夏六月，王与獩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
（太祖大王）六十九年（121年）春，汉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大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来侵，击杀獩貊渠帅，尽获兵马财物。王乃遣弟遂成，领兵二千余人，逆焕、光等。遂成遣使诈降，焕等信之。遂成因据险以遮大军，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二郡，焚其城郭，杀获二千余人。
（太祖大王）六十九年（121年）夏四月，王与鲜卑八千人，往攻辽队县。辽东太守蔡讽，将兵出于新昌，战没。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阵，死者百余人。
（太祖大王）六十九年（121年）十二月，王率马韩獩貊一万余骑，进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尉仇台领兵二万，与汉兵并力拒战，我军大败。
（太祖大王）七十年（122年），王与马韩獩貊侵辽东，夫余王遣兵救破之。
高句丽在太祖大王五十九年（111年）求属玄菟，仅七年之后，于太祖大王六十六年（118年），对玄菟郡再次进行了侵扰。在高句丽的数度侵扰之下，东汉王朝开始了正面主动出击，建光元年（121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集结兵力，联合攻打高句丽。斩杀獩貊渠帅，尽获兵马财物。由于高句丽遣使诈降，加之高句丽据险厄以遮大军，同时高句丽偷偷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使得二城失守，城郭被焚，二千余人员被杀。随后又联合鲜卑对辽东进行再次进攻，此战极其惨烈，使得辽东太守蔡讽战死，辽东汉军损失重大。太祖大王六十九年（121年）高句丽与东汉的春夏之战，高句丽占据上风。乘胜高句丽又联合马韩、獩貊玄菟郡对辽东又进行进攻，玄菟郡在夫余的支援下（夫余属玄菟郡管辖），挫败了高句丽的进攻，使高句丽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自公元105年至122年，近20年的时间里，高句丽密集向辽东用兵，和辽东郡之间共有战事3次，和玄菟郡之间共有5次，双方互有胜负。整体上讲，高句丽是处于劣势的，尤其在东汉（夫余援军，应属玄菟郡军事力量）反击时，高句丽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辽东太守蔡讽战死，对于东汉来讲是巨大的损失，故高句丽为了防止东汉大规模的报复，于太祖大王七十二年（124年）冬十月，遣使入汉朝贡
。此后，高句丽依然从属玄菟郡，与东汉之间基本处于长时间的和平状态。其间太祖大王九十四年（146年）秋八月，“王遣将，袭汉辽东西安平县，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
。而这一事件在《后汉书·高句骊传》也有相关记载：“……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
此战是四十余年和平状态，唯一一次战事。
高句丽新大王时期与东汉之间战火再度燃起。新大王之后的战争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基本以东汉反攻为主
。而在此之前的战争基本是以高句丽的侵扰为主，东汉处于被动的防守。据《后汉书》记载。
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大致的记载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也有体现：
（新大王）四年（168年），汉玄菟郡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
四年之后，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东汉再一次向高句丽发起进攻。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
新大王八年（172年）冬十一月，汉以大兵向我，王问群臣，战守孰便。众议曰：“汉兵恃众轻我，若不出战，彼以我为怯，数末。且我国山险而路隘，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当者也。汉兵虽众，无如我何，请出师御之。”答夫曰：“不然。汉国大民众，今以强兵远斗，其锋不可当也。而又兵众者宜战，兵省者宜守，兵家之常也。今汉人千里转粮，不能持久。若我深沟高垒，淸野以待之，彼必不过旬月，饥困而归。我以劲卒薄之，可以得志。”王然之，婴城固守。汉人攻之不克，士卒饥饿引还。答夫帅数千骑追之，战于坐原，汉军大败，匹马不反。王大悦，赐答夫坐原及质山为食邑。
这则史料，依然是汉兵主动出击，高句丽依靠自己的天时地利，在国相答夫的智谋和有效指挥下，战胜了汉兵。在这条史料的陈述中，有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数来”表明汉兵的进攻是持续的，“大兵”“汉国大民众”“强兵远斗”表明汉兵的实力是远高于高句丽之上的。对此杨秀祖认为，答夫指挥区区数千人高句丽军队，能使辽东汉军全军覆没，说明辽东汉军也就几千人的规模，甚至更少，其文中“汉以大兵向我”之“大”的表述，是否含有高句丽王对辽东地方政权的推崇和恐惧心理，值得研究。
这里笔者认为，此时的高句丽军事实力还是远不及辽东汉兵的，整体上还是存在畏惧心理的，这从“汉兵恃众轻我，若不出战，彼以我为怯……”相关陈述，找到反证。此说是当时高句丽与群臣众议得出的回答，表面看是不怕汉军的。但结合下文关于汉兵的描述，及其采取的应战策略，加之前文多次的“求属”“乞属”玄菟的描述。表明此时的高句丽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其实力还是远不及东汉辽东诸郡，存在畏惧心理是正常的。
到了故国川王时期，《三国史记》再次记载汉兵出击高句丽的战争。
故国川王六年（184年），汉辽东太守兴师伐我。王遣王子罽须拒之，不克。王亲率精骑往与汉军战于坐原，败之，斩首山积。
此一战，仍为汉兵主动进攻，其过程是高句丽先败后胜，战争的地点发生在坐原。需要说明的是，该战役和前文新大王八年的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正史中并无这两次战役的记载。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情况，两次战役可能就是同一战役的拆分记载。
在故国川王六年之后，再无战事记载。到山上王即位就发生了前文探讨的公孙度出兵的问题。在此期间仅有“故国川王十三年（191年）夏四月，左可虑等聚众攻王都，王征畿内兵马平之”
的事件，这应该是高句丽内部的一场内乱，很快被平息，高句丽故国川王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马上反省，并选贤任能改善执政能力。并实现了“人民以安，内外无事”的状态。
纵观高句丽迁都国内之后，尤其是慕本王、太祖大王、新大王执政以来，便频繁与东汉政权发生摩擦，其中慕本王、太祖大王时期高句丽寇钞东汉边境为主。到新大王开始到山上王时期，则以汉兵反攻高句丽为主。从慕本王到太祖大王时期高句丽主动进攻东汉行为共有7次（包含1次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军的主动行为），其间东汉有过1次反击，使得高句丽大败，臣服求属玄菟，还有1次主动进攻，以东汉战败而告终。从新大王开始到山上王元年皆为东汉主动进攻，共4次，各有胜负。整体上看，还是高句丽战败的次数较多。
总之，通过前文的具体分析和总结，笔者将山上王筑丸都城的深层原因解读如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指前文分析总结的100余年高句丽与东汉的战和关系，促使高句丽王，尤其是山上王，深刻地意识到高句丽和东汉王朝之间的差距。高句丽要发展势必要触及中原王朝利益，随着高句丽不断壮大，必将触及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同时也会引起中原王朝的重视。臣服于中原王朝是可以平安无事的，若有不臣之心终究是要受到打击。百余年的战和关系基本就呈现了这一趋势，前期东汉无暇顾及弱小的高句丽，此阶段高句丽不断地寇钞东汉的辽东边郡，东汉以防守为主；后期随着高句丽的壮大，东汉也注意到存在的问题，开始对其进行主动打击。显然山上王执政开始对这一背景和相关情况是极为清楚的，也深刻地意识到一旦汉兵长驱直入打到高句丽国都地区，仅靠一座土城和规模较小的尉那岩城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在高句丽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集中力量筑一座大规模、坚固的都城是尤为必要的。所以山上王筑丸都城，完全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权统治的内外环境而修建的。
前文所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仅是山上王筑丸都城的导火线，是量变的最后一个环节。除了公孙氏出兵高句丽之外，在此之前高句丽也存在着内乱情况，即前文提到的故国川王十三年（191年）左可虑等聚众攻王都，王征畿内兵马平之。这一情况可能也会使高句丽王产生营建一座更大更坚固的都城的想法，笔者认为虽是山上王筑丸都城，但对于善于筑城的高句丽人来讲，筑丸都城的打算应该在山上王之前就已存在。所以内忧也可能是促使筑丸都城的一个因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始至终高句丽是受东汉王朝管辖的，虽文献中出现“求属、乞属”玄菟郡，其实本来就属玄菟郡，只是其壮大之后有不臣之心而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王将丸都城建成，并移都丸都城之后，山上王发起了对玄菟郡的征战。相关情况在《三国志》《梁书》《北史》等相关史料中都有记载。
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驳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其后伊夷模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降胡亦叛，伊夷模更作新国。其后伊夷模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三国志》是最先记载复击玄菟之事的，仅从该句看没有主语，没法确定复击玄菟的主体是谁，但从上下文看应该是伊夷模。《梁书》《北史》将复击玄菟的发起者伊夷模表述得很清楚。从描述的情况看，应该后两部史书是沿用的《三国志》，仅是具体表达有些许差别。对于此战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山上王记事中并无记载。这里可能是由于金富轼在记载故国川王、山上王和东川三王时，出现了混乱，即应该将山上王和东川王前移了一代，导致故国川王被认为是伊夷模，把山上王认为是位宫，其实伊夷模应是指山上王，位宫应是东川王。这三王的混乱记载可能导致此战出现错记或漏记的情况。这里鉴于正史对三王的记载是合乎顺序和逻辑的，对于此战还是以正史记载为准。
此时，山上王之所以主动出击玄菟郡应该是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这一系列事件使得高句丽失去了西部大片土地，此战正是山上王想夺回失去土地的一战，由于玄菟与辽东的合击，使得高句丽没能如愿。
其二，正是笔者想要阐述的一个反证，即山上王建成丸都城并移都此城之后，有了较为坚固且易守难攻的国都，此时山上王了却了尉那岩城较小的担忧，才有信心出击玄菟。这也就证明山上王筑丸都城是基于深层的历史渊源和长远考虑的，因为在新大王四年（168年）到山上王元年（197年）期间，史料记载东汉共主动出击高句丽四次，高句丽并无一次主动出击东汉的行为，这就表明高句丽是没有实力和东汉正面抗衡的，仅是表现在之前偶尔的寇钞。同时没有一座坚固的都城，高句丽也不敢与东汉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这进一步表明，山上王筑丸都城，是基于长时间与东汉边郡战事的驱使，尤其是新大王以来汉王朝的反击，使得高句丽王急切需要构建一座坚固且庞大的都城。同时，只有构筑了坚固的都城，高句丽才敢与东汉边郡（公孙氏割据势力）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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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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