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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公元395年燕魏参合陂之战的具体发生地，历史学界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往往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平凉郡参合县混同了起来。以考古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认为参合陂应写作叁合陂，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平凉郡参合县均非同一地名，而是指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黄旗海，并进一步论述了黄旗海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 参合陂参合陉黄旗海参合陂之战
作者简介： 张文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展览馆东路展南巷1号。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游牧王朝，北魏直至迁都洛阳之前，一直保持着“行国”习俗。拓跋代国至北魏早期，代王和北魏的政治中心，除主要的定襄之盛乐、平城之外，还经常提到参合陂，或简称作参合，或全称为代郡之参合陂。
公元295年，拓跋部一分为三，禄官一部“在上谷北，濡源之西”，猗
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猗卢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
。自此，参合陂一名屡见于《魏书》的记载。如，公元339年，代王什翼犍“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
；公元371年，拓跋珪出生于参合陂北
；公元395年，拓跋珪率领二万北魏军长途奔袭，在参合陂大败后燕太子慕容宝率领的八万后燕军
；北魏建都平城之后，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屡次北巡，参合陂是重要的驻跸地之一，道武帝曾于参合陂“筑北宫垣”
。
那么，对于拓跋代国与北魏王朝如此重要的参合陂，究竟在哪里呢？据历史学者严耕望先生的总结，主要有三说：其一，《水经注》以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西北参合陉、北魏置参合县地区；其二，《大清一统志》以为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之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地区；其三，清代学者丁谦以为是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黄旗海。研究者们主要是围绕着前两说有诸多探讨，严耕望先生赞同第二说，并有专文考证
。本文欲着眼于第三说，试作新的考辨，并就教于方家。
《水经注·河水三》在“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一句下注曰：
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迳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东北迳沃阳城东，又东合可不埿水，水出东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县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阳县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谓之阿养城。其水又东合一水，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谓之灾豆浑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泽有长、丞。此城即长、丞所治也。
《水经注》的这一段记载，部分可与今天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地区的水系及考古发现相对应。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附近是一个分水岭，浑河向西流，注入黄河，弓坝河向东流，注入岱海；《水经注》将浑河记作中陵水，将弓坝河记作沃水。可不埿水在《水经注》中记作沃水支流，应为弓坝河上游；灾豆浑水为弓坝河以南的五号河，今天五号河亦注入岱海，历史上可能为弓坝河支流。盐池为今岱海，《汉书·地理志》作盐泽。据《汉书·地理志》，雁门郡之下有沃阳县：“沃阳，盐泽在东北，有长丞。西部都尉治。莽曰敬阳。”
双古城村东侧，20世纪60年代初期截流弓坝河形成双古城水库。双古城水库西侧有双古城古城，现已为库区淹没近三分之二，经考证为汉代沃阳县旧址
，沃阳的得名即来自沃水。双古城水库北侧的山丘之上有明长城大体呈东西向穿过，双古城水库南侧有明长城沿线的边堡双古城堡，明代堡名暂无考。
据《汉书·地理志》，沃阳县同时为西汉雁门郡西部都尉治所。一般来讲，雁门郡西部都尉与沃阳县县令，同治于沃阳县县城之中；但《水经注》认为，北魏参合县县城北十里处有阿养城，为西汉雁门郡西部都尉旧治。阿养城旧址，至今尚未发现。此外，《水经注》提到的汉代管理盐泽的长、丞驻地凉城，以及北魏凉城郡郡治、参合县县治，今址均无觅。
《魏书·地形志》“恒州”条下有梁城郡：“梁城郡天平二年置。领县二参合，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裋鸿。”
天平二年为公元535年，属东魏年号。东魏梁城郡，一般认为就是《水经注》记载的北魏凉城郡的延续。关于北魏凉城郡，有的学者考证，其设置可能与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有关
。北凉亡国后，太武帝拓跋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当时的京师平城设有司州，下辖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为了统辖北凉降民，在司州之下新置平凉郡。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八年（484），司州之下已由四郡扩充至六郡，依次为万年（即代郡）、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
。司州之下的平凉郡，与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凉城郡最为接近。但北魏平凉郡的确改名为凉城郡了吗？东魏梁城郡源自北魏凉城郡吗？如果前者不成立，那么后者也就有问题了。
据《水经注·
水》记载，南池归属凉川城管辖，称“凉川城之南池”
[1]
。关于南池，作为参合陂的后起之名，下文将另作考证。北魏早期，以川名命名城邑的例子很多，如泰常八年（423）于长川之南筑长城，《水经注》记作长川城（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元山子土城子古城）
。那么，位于南池附近的凉川城是不是建于凉川之上呢？凉川城的本名是不是凉城呢？东魏梁城郡是不是源自凉川城呢？这里仅限于推测，但起码表明，由平凉郡到凉城郡再到梁城郡的推断并非唯一的，《水经注》关于北魏凉城郡的记载有待考辨，而将凉城的建制渊源上推到汉代更是无本之木了。
北魏平凉郡、东魏梁城郡之下有参合县，《魏书·地形志》记载其源于西汉代郡参合县。西汉代郡之下有参合县，但其与北魏参合县相距甚远。西汉代郡参合县的地理位置，下文将作专门探讨。北魏平凉郡参合县西北有参合陉，“北俗谓之仓鹤陉”。反推之，先有北俗所谓的“仓鹤陉”，后来设县时，取其谐音作参合县，仓鹤陉也就随之称作参合陉。北魏参合县设置的年代，与平凉郡大约同时，在公元439年之后。由此可见，北魏平凉郡参合县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在行政建制方面并无历史渊源关系。一如战国秦汉至北魏时期的云中行政建制均在呼和浩特平原，从唐代开始转移至山西大同市，为辽金元所沿袭。
参合县西北的参合陉，是一条山间通道，其具体位置所在，《凉城县文物志》有着较为准确的描述，抄录如下：
在毛庆沟以西5公里，永兴乡西北有一条东南至西北走向的大沟——石匣子沟，切断重重群山，通往和林格尔县北部平坦地区，至呼和浩特市；由永兴乡向南，也有一条大沟，称永兴沟，直通杀虎口。这两条大沟，古时是一条出杀虎口，经永兴沟、石匣子沟，通往呼和浩特的天然大道。
至于参合陉，又名仓鹤陉，当为今日的石匣子沟。经实地考察，石匣子沟沟谷开阔，两岸高山崇峻，形成了天然通道，至今汽车畅通。
石匣子沟所在的山谷，今天有S102省道穿行，是沟通凉城县与呼和浩特市的主要道路。《凉城县文物志》将石匣子沟考订为北魏参合陉，与《水经注》记载是相符的。《水经注》将参合陉认为是《燕书》记载的“参合陂之战”的发生地，以至于对参合陂的具体地望所在，产生了很多的争议。
参合陂之战发生于公元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攻打北魏，兵至五原（在今包头市市区一带），拓跋珪退守至黄河以南，因河防御。后燕军队一时难以渡河，双方僵持数月之后，后燕困于粮草不济被迫撤兵。拓跋珪乘后燕退兵之际，率领二万精骑连夜追赶，在参合陂趁其不备，夜袭后燕军，大获全胜。后燕四五万兵与数千王公文武将吏束手就擒，慕容宝幸免逃脱，大部分俘虏惨遭坑杀。参合陂之战，北魏以少胜多，自此改变了与后燕相比实力悬殊的劣势，是其奠定进军中原的重要一战。
关于参合陂之战的具体过程，《魏书·徒何慕容廆传》记载较为详细：
冬十月，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成，宝谓太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太祖进军济河，留辎重，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于宝曰：“今日西北风劲，是追军将至之应，宜设警备，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宝乃使人防后。先不抚循，军无节度，将士莫为尽心，行十余里，便皆解鞍寝卧，不觉大军在近。前驱斥候，见宝军营，还告。其夜，太祖部分众军相援，诸将罗落东西，为犄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其遗迸去者不过千余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获宝宠妻及宫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
以上《魏书》记载的参合陂之战，发生于参合陂东、蟠羊山南。参合陉能够等同于参合陂吗？参合陉的“陉”，相当于太行八陉的陉，为“山间通道”之意。参合陂的“陂”，作为地名，源于楚语，西晋北朝时期开始在北方地区使用，指“湖泊”等水域
。北朝时期，以陂为名的湖泊非常多，如善无北陂、长陂、去畿陂、白鹿陂、巳尼陂等。由此可见，参合陉是一条山间通道，而参合陂是一湖泊，二者并不能够等同。
在郦道元时代，参合陉是沟通平城与盛乐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从平城出发北巡阴山，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壬辰，车驾北巡。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
。朔州位于呼和浩特平原，初步推断其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达赖营古城。从金陵到朔州，孝文帝走的应即参合陉，当时郦道元以尚书郎的身份随行。那么，可能的一种情形是，郦道元已不清楚参合陂所在，将后燕慕容宝从五原向平城退兵的路线与参合陉联系了起来，径自将参合陉记作参合陂之战发生地。
《中国历史地图集》依照《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对北朝时期岱海地区的历史地理与行政建制作了复原，其中将岱海标作参合陂
。但这与《水经注》的记载又产生了矛盾，岱海在《水经注》中是明确称作盐池的。
将岱海定位为参合陂，与《魏书》中关于参合陂的记载有诸多矛盾之处。典型者，如拓跋部三分之际，猗
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明确参合陂为代郡属地。岱海在《汉书·地理志》之中称盐泽，为雁门郡属地，到北魏、东魏时期又先后为平凉郡、梁城郡属地，何时为代郡属地，史无明文记载。但参合陂位于今凉城县论者，做了诸多牵强附会的考证。如，凉城县永兴镇板城村东侧，分布有一座汉代古城遗址，考古学上命名为板城古城。板城古城东临坝底河，坝底河南流，通过永兴沟注入浑河；板城古城向西，距位于石匣子沟东南沟口地带的永兴镇约7公里。凉城县永兴镇周边一带，形成一个小的盆地，这一区域的河流属于黄河水系。板城古城东侧，有一道当路塞长城墙体，北起刁王山，南至南老虎山，长约2.5公里，起到了控扼盆地东端的作用。板城当路塞与蛮汉山汉长城属于同一道防御体系，为西汉定襄郡的东界长城。
西汉定襄郡设有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都尉，管理边防军事。东部都尉治所在武要县，为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三道营古城
；中部都尉治所在武皋县，为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二十家子古城
。东部都尉治所位于蛮汉山汉长城的最北端，中部都尉治所位于蛮汉山汉长城的中部，那么西部都尉治所应位于蛮汉山汉长城的最南端。由此初步推断，板城古城为西汉定襄郡武进县兼西部都尉治所，东汉改属云中郡管辖。
西汉定襄郡的三个部都尉，均有各自出塞的塞道，西部都尉的塞道即在石匣子沟一线。《汉书·地理志》中在“武进”后记曰：“武进，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历史上的白渠水，为今天流经呼和浩特平原南部的什拉乌素河。板城古城旁侧的坝底河为浑河支流，与什拉乌素河不属于同一河流。石匣子沟今天已断流，但从它的走向上看，历史上的确是什拉乌素河的上游支流，《汉书·地理志》认为它是白渠水的源头所在。定襄郡中部都尉的塞道，应在从二十家子古城向东至石人湾的山间通道之上，再向东路经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村，以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榆树而得名。这条通道，本文暂称之为二十家子—石人湾—大榆树通道，其重要性下文将具体论述。
综上考述可知，北魏参合陉、参合县，与参合陂并非有着必然的联系。参合陂一名出现较早，首见于拓跋鲜卑三分之时；公元395年，参合陂之战对北魏影响极大；北魏平凉郡、参合县，最早可能设置于公元5世纪40年代，参合县的得名与参合陂无关；《水经注》中将参合陉误为参合陂，此时真正的参合陂已经改作他名。
当然，《水经注》中关于参合陂之战发生地的内容，也可能不是出自郦道元手笔，而是后人补入的。对于《水经注》的史料学问题，历史地理学界多有批评。历史地理学者石泉先生在利用《水经注》研究荆楚地理时，写道：“现存诸版本的《水经注》久已非本来面目，而是先已散乱残佚，后经唐宋以至明清的历代文人、学者多次进行了加工整理及订补之后，才成为今貌。这些‘订补’虽作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贡献，但因其多据后世的地理观念，以至改得反而失真之处，也所在多有；而尤以陈梁之际经过大动乱、政区多有变易的荆楚地区有关地名方位为然。至今，内容紊乱错解以至有明显错误未得订正之处，仍屡见不鲜，使人不能笼统凭信。此外，也还有些后世之人在原书正文之旁随手作注，被其他人辗转抄刻后，误窜入正文，遂致又增失误。”
《水经注》的内容错乱，不只是荆楚地区，北方地区亦然。所以，首先承认郦道元是古代地理学的一大权威，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但在利用《水经注》时，要对所引史料作具体辨析，不可盲目信从。
《魏书》既言“代郡之参合陂”，而据《汉书·地理志》，西汉代郡之下确实设有参合县，于是产生了参合陂在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地区的论点。严耕望《北魏参合陂地望辨》一文，对《大清一统志》首倡的参合陂在汉参合故城说予以了详细考证。严耕望认为，北魏早期的皇帝屡次巡幸参合陂，均为东行或东北行，而无一是西行或西北行，那么参合陂必定在平城的东向或东北方向；西汉代郡参合县故城位于平城之东百里以上的今山西阳高县东北，《水经注》记载其附近有一湖泊，正是“参合陂”。
关于严耕望所谓的“参合陂”，《水经注·
水》条下是如此记载的：
雁门水又东南流，屈而东北，积而为潭，其陂斜长而不方，东北可二十余里，广十五里，蒹葭聚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东流经参合县故城南，《地理风俗记》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参合乡，故县也。” [2]
敦水今名白登河，发源于阳高县南，东北流至天镇县注入南洋河，南洋河即汉魏时期的雁门水。西汉代郡参合县在白登河河畔，有的学者考证其旧址约在今阳高县大白登镇
。严耕望所谓的“参合陂”在南洋河之上，大约在今山西省阳高县与天镇县交界处一带。
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新观点，考证西汉代郡叁合县旧址为今山西天镇县县城西南4公里处的于八里古城，叁合陂位于天镇县县城以北一带，天镇县县城至新平堡之间的山间道路为叁合陉
。古代，叁、参同写作“参”，所以参合可以是参合，也可能是叁合。
无论是参合陂还是叁合陂，以严耕望先生为代表的考证，认为其在平城的东北方向，大体在今山西省阳高县至天镇县一带的南洋河之上。实际上，《魏书》记述皇帝从平城出巡参合陂，用的最多的是“北巡”一词；《魏书》中有许多皇帝由平城东巡的记载，如东巡大宁、濡源等地，均需顺着南洋河河谷向东北而行，而并未提及途经参合陂。
北巡的记载，可举两例：
《魏书·太祖纪》：天赐四年（407），“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踰石漠，至长川，幸濡源。”
《魏书·太宗纪》：泰常八年（423），“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观薨。丙辰，北巡，至于参合陂，游于蟠羊山。”
东巡的记载，可举两例：
《魏书·太宗纪》：泰常三年（418）五月，“壬子，车驾东巡，至于濡源及甘松。”
《魏书·世祖纪》：始光元年（424），“夏四月甲辰，东巡，幸大宁。”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
“北尽参合”中的参合，指的就是参合陂，在平城京邑的北部，是畿内与畿外的一个分界点，从而表明参合陂具有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作用。从平城向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一线，显然并非什么南北分界线；而且，对于在拓跋代国与北魏早期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参合陂，《水经注》记载的南洋河上的一个淤积湖泊，其人文地理意义体现在何处呢？《水经注》未有提及，严耕望先生亦未做相关论述。
如果我们重新评判一下丁谦提出的第三种观点，即参合陂为今黄旗海，会不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呢？下文试作考论。
黄旗海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加上北面的集宁小平原，地理学上统称为黄旗海盆地。整个盆地北高南低，湖水的水域范围集中于盆地南部，盆地北部的集宁小平原上坐落有乌兰察布市市政府所在地集宁区。今天的黄旗海，水位大幅度退缩，水域范围大体呈倒三角形状，东西最长约16公里，南北最宽约6.5公里。历史上，黄旗海水域的南北最大范围，可与今天的东西范围大体相当。黄旗海东侧有一条较为开阔的南北向通道，由此条通道向南，经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可直达山西大同市，黄旗海与大同市之间的直线距离约80公里。
由于黄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有的时期也会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分界线。
一般来说，横亘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阴山山脉，是一个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历史上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往往以阴山为界，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修筑的长城大多依托于阴山山脉而建。但这是从一个大的方面所做的观察，局部上，有时也会依托于其他天险作为防御的屏障，如河流、湖泊等，而黄旗海正是这样的一片天然水域。
新石器时代，在黄旗海南侧的丘陵山地之上，分布有一系列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址，以庙子沟遗址经正式考古发掘，最具有代表性，发掘者甚至将之命名为庙子沟文化
。黄旗海以北，尚未发现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黄旗海基本上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北界。从黄旗海向西，岱海盆地北侧的蛮汉山，土默特平原北侧的大青山、乌拉山，均为由中原北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北界。
青铜时代，黄旗海周边的文化类型不明，可能有中心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到战国晚期，赵国于赵武灵王在位期间，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军事实力提高，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赵武灵王长城主要分布于阴山山脉的南麓地带，在黄旗海地区，则绵延于黄旗海盆地的北缘，再往北是属于阴山山脉东段的灰腾梁。灰腾梁西部为平坦的高山草甸草原，遍布高山湖泊，自北魏以来有“九十九泉”之称。黄旗海盆地以北为灰腾梁东部，山势降低，多呈丘陵地貌，沟壑纵横，难以构筑起有效的防御体。所以，到秦汉时期，汉长城仅见于灰腾梁西部的高山草甸草原之上，而在黄旗海盆地，秦汉长城均较赵武灵王长城向南退缩，依托黄旗海天险进行防御。
到西晋时期，据《魏书·序纪》记载：昭帝禄官元年（295），“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
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
猗
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一个“北”字，表明参合陂东西横亘，具有南北分界线的作用。北魏于平城设有司州代郡，“代郡之参合陂”指代郡辖区内的参合陂，天兴初年将平城京畿的北界限定于参合，黄旗海即为代郡的北界。参合陂以北，北魏王朝推行的是以六镇为代表的军镇管理体系，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州、郡、县管理制度。北魏皇帝数次北巡参合陂，与黄旗海位于今大同市正北方相符合。种种迹象，均将参合陂指向了今大同市正北方约80公里处的黄旗海。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代郡之下设有参合县
。到东汉，参合县废治。据《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天，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带领匈奴人入居参合，西汉将军柴武斩杀韩王信于参合
。此时，汉王朝初建，代郡参合县是否设立尚不可知。西汉代郡属县参合与柴武斩韩王信的参合，或许不是同一个名词。
黄旗海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是开阔的集宁小平原，这样一种地形环境，是不是可以称作“三合”呢？古有六合，指天地四方；六合之下，还有四合，指四方，后来的四合院一词即源于此。黄旗海只有东、西、南三合，而古语“参”可通“叁”，“参合”也可读作“叁合”。由此推理下去，黄旗海在汉代名为叁合，到魏晋北朝时期称作叁合陂。汉代的叁合与代郡参合县不在一个地方，魏晋北朝时期的叁合陂与北魏平凉郡参合县、参合陉也不在同一个地方。
黄旗海三面环山的地形，非常有利于局部防御的开展。所以，秦汉王朝均未继续利用黄旗海盆地北端的赵武灵王长城，而是将长城防线收缩至黄旗海地区。但是，黄旗海作为水域，其阻隔性远远弱于绵延高峻的大山，所以在北方民族势力强盛的时期，首选这一区域作为进军中原的突破口。
战国秦汉时期，黄旗海一直归属雁门郡管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筑的“拒胡”长城，位于黄旗海盆地的北缘，将整个黄旗海盆地纳入赵国雁门郡的管辖之中。秦汉时期，雁门郡的辖区向南收缩。黄旗海以西，秦汉长城绵延于岱海盆地东北部至黄旗海之间的丘陵山地之间，许多地段可见秦、汉两个时期的长城墙体并行分布。到黄旗海周围，秦长城遗迹不明显，可能以黄旗海为天险，依托于黄旗海南岸作为防线；汉长城则围绕着黄旗海的外缘修筑，将整个黄旗海包围起来。从黄旗海向东进入代郡辖区，秦长城分布于东洋河支流银子河北岸的丘陵地带，汉长城则分布于西洋河北岸一线。
西汉一朝，雁门郡东部都尉治平城县（在今山西大同市），西部都尉治沃阳县（今凉城县双古城古城）。西汉的雁门郡长城，从岱海盆地东北部至黄旗海东南部，分别归属于雁门郡西部都尉、东部都尉管辖。二者管领的分界点，应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三义泉镇杏成园村东侧山梁顶部一带，这个山梁也是黄旗海内流河与岱海内流河的分水岭。西汉雁门郡东部都尉管领的塞道，应在黄旗海东侧的孤山南北一线，孤山也是调查所见汉代雁门郡长城的最东端。
孤山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乌拉哈乌拉乡乡政府所在地东侧约1公里处，蒙古语名为“乌拉哈乌拉”，意为“像靴子底一样的山”。孤山西临黄旗海，向东远望岱青山，南、北两侧为平坦的川地。孤山形似靴子底，西端最高，向东侧逐渐倾斜。西端最高顶上有一座现代敖包，敖包西侧可见石砌基础，石砌基础周边散布有陶片、瓦片等遗物，陶片多为装饰绳纹的泥质灰陶片，瓦片多为瓦背饰抹断绳纹、瓦腹饰菱形格纹的板瓦，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由此推断，此处应为一座汉代烽燧所在，砌筑墩台的石块被现代人垒砌了敖包。敖包东侧的山脊之上，有依东、南两侧山脊而筑的长城墙体，绝大部分为石砌墙体，只有南侧山脊墙体临近山脚地段为土墙。山脚地段有一条现代修筑的环绕孤山的战壕，从山脊延伸下来的墙体均终止于战壕边缘。东侧山脊墙体长470米，后小段向东北方向延伸出一条支线，长270米。南侧山脊墙体长490米，其中土墙长70米。现存石墙呈低矮的石垄状，底宽1～3米、顶宽0.5～2米、残高0.2～0.4米；土墙较石墙更显低缓，远望方可看到隆起于地表的痕迹。
孤山山前为一片广阔的平川地，当地人俗称作万亩滩。万亩滩之上，有大体呈由东向西而流的青水河，西北注入黄旗海。青水河北岸，零星散落有汉代、北魏、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陶片等遗物。青水河南岸，可见东西分布的两处汉代遗迹。西侧遗迹为一座土筑方形障城，命名为乌拉哈乌拉障城。障城北临青水河，再向北距孤山山脚约800米。障城墙体已不太明显，整体于地表呈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的台基状，边长约80米，高0.5～0.8米，南墙似有门址。东侧遗迹位于障城东约300米处，北临河岸，为一个夯土台基，河岸局部可见夯层，厚15～20厘米。现存台基呈方形，边长30米，残高0.5～1米。两个遗迹之上均散落大量汉代筒瓦、板瓦和陶片等遗物。东侧台基再向东，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元代遗址，地表散布较多陶、瓷片。
从孤山顺着黄旗海东岸向北，在黄旗海北岸，早期可见一道长21.5公里的土筑长城墙体，为黄旗海汉长城。近些年来，黄旗海水域不断缩小，黄旗海周边农耕开发过度，黄旗海汉长城绝大部分遭破坏无存，仅于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牛明村西北可见一段长875米的土筑墙体。现存墙体较为高大，底宽5～7米，顶宽1.5～2米，残高1.5～2米。当然，这段墙体也岌岌可危，墙体南侧现为一座采沙场，随时对墙体构成损毁危险。由墙体西端向南，在黄旗海西岸分布有一系列烽燧，烽燧线再向西可与黄旗海支流呼和乌素河北岸的岱海—黄旗海秦汉长城相衔接。
汉朝在黄旗海北岸修筑长城防御匈奴，应是发生在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等大举反击匈奴以后的事情。西汉初立，匈奴冒顿单于盘踞于代谷，即黄旗海以南的洋河谷地。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迫使汉朝与匈奴签订密约。此后，匈奴退出代谷，黄旗海地区成为汉、匈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匈奴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汉朝形成威吓，双方不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公元前196年春天，西汉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就是这种局部军事冲突的代表。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景帝时期、汉武帝前期，匈奴数次“入雁门”，应当就是从黄旗海一线向南攻略雁门郡边地。当然，此时汉王朝以忍辱退让为主，多赠匈奴子女金帛。2010年，在黄旗海之北的白家湾村出土32件西汉早期的匈奴金器，有虎咬鹰金牌饰、兽咬马金牌饰、金项圈等重器，显然属于匈奴王族用品
。但这些金器的铸造却是中原工艺，似为西汉官府专为匈奴而制的通贡之物，通过黄旗海进入匈奴。
汉武帝时期，随着汉朝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有了与匈奴决战的打算。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六月，军罢。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邑之谋”。
马邑为西汉雁门郡属邑，故城在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马邑北部有武州塞，故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云兴镇古城村北
。马邑之谋中，匈奴军臣单于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再向前的话，就将陷入汉朝设置于马邑谷的包围圈之中。在马邑设围的同时，汉朝的3万多军队从代郡出兵，准备从侧翼袭击匈奴的辎重并断其退路。由以上记载大略可知，马邑之谋中匈奴南下武州塞，走的是黄旗海一线。黄旗海以东为汉朝代郡辖区，如果匈奴从其他线路进入武州塞的话，汉朝就不会有从代郡出兵抄袭匈奴后路的想法。
马邑之谋虽然伏击匈奴的计划失败，但开启了汉王朝大举反击匈奴的序幕。此后，在汉朝持续的军事打击之下，匈奴王庭由东向西不断迁徙，整个西汉中晚期，汉朝防御匈奴的重点集中于五原郡以西一带，云中郡及其以东各郡进入相对和平时期。所以，西汉雁门郡、定襄郡的汉长城，均为单线防御，没有五原郡以西的汉长城那么复杂。此时，黄旗海成为雁门郡边塞，围绕黄旗海修筑了长城防线，黄旗海东侧的孤山一线通道成为雁门郡东部都尉出塞的塞道。
进入东汉以后，南匈奴、乌桓等北方民族入居长城沿线，为东汉王朝守边。东汉中晚期以来，鲜卑人逐步进入阴山南北地区，与南匈奴、乌桓等游牧部落杂居错处。随着公元91年北匈奴西迁，鲜卑迁徙占据匈奴故地，十余万匈奴人并入鲜卑，鲜卑势力大盛，与汉时战时和。公元2世纪中叶，檀石槐被推举为鲜卑大人，在高柳（在今山西阳高县城关镇李官屯村）北300里的弹汗山啜仇水畔建立牙帐，控驭东、中、西三部大人，将内蒙古草原大部纳入鲜卑军事部落大联盟的统治之下，与东汉王朝南北对峙。从今山西省阳高县经黄旗海向北300里（汉代1里约等于当代415.8米），为灰腾梁东部一带。初步推断，弹汗山即为灰腾梁，啜仇水应为源头在灰腾梁、注入黄旗海的霸王河。整个东汉时期，黄旗海依然是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时期的黄旗海标作诸闻泽
。诸闻泽见于《汉书·地理志》，“雁门郡”条下记曰：“强阴。诸闻泽在东北。莽曰伏阴。”
诸闻泽何以为黄旗海，史料依据可能源于《清史稿》。《清史稿·地理志·山西》在“宁远直隶厅”条下注曰：“其北大海，古诸闻泽，周百余里。其南小海，地理志盐泽，古通目曰参合陂。”
清代的宁远直隶厅为今天凉城县的前身，大海即黄旗海，小海为岱海。《清史稿》记古地理，史源多来自晚近的地方志书，可靠性较《水经注》更差，将参合陂误为岱海即为显例。
《汉书·地理志》记西汉雁门郡辖14县，提到的位于县邑左近的湖泊仅盐泽、诸闻泽二处，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座湖泊规模均不小。《中国历史地图集》完全信从《清史稿》的记载，将汉代的诸闻泽标在了黄旗海。如果诸闻泽为黄旗海的话，强阴县在哪儿呢？早期的考古调查，在凉城县天成乡古城村附近发现有天成古城，采集有汉代与辽金时期遗物，调查者推测“可能为汉代雁门郡之属邑”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者将天成古城与强阴县联系了起来，将强阴县标于天成古城。天成古城西北距岱海约6公里，东北距黄旗海约50公里，距岱海近而距黄旗海远。如果天成古城为强阴县，《汉书·地理志》不应舍近求远，不注其与岱海的关系，而是注其与黄旗海的关系，这是一个疑问。再者，西汉雁门郡下辖14县，进入东汉以后，仅位于岱海盆地西南的沃阳县废治，其他县邑均存，一定程度上表明东汉雁门郡属县均位于后来的明长城二边以南。如果强阴县位于岱海盆地东南，在东汉继续保留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笔者对天成古城做了复查。古城位于从丰镇市至凉城县的山间通道之中，自古以来由大同市北上进入岱海盆地的驿道均经此而行，地表散布大量汉代及辽金元时期遗物，城垣遗迹遭村落与耕地破坏而难以辨识。综合考虑，天成古城所在地既具有控扼险要的地理优势，又具有通道节点的作用，在汉代可能设有障城，到辽金元时期均有可能为驿站所在，金代或为依托驿站发展起来的宣宁县属镇窟龙城
。至于汉代的强阴县与诸闻泽，应在山西省北部地区寻找。诸有“众多”之意，遍查山西省北部湖泊，由高山湖群组成的宁武天池最似诸闻泽。
辽金元时期，岱海名为奄遏下水、下水或夏水。这一时期的呼和浩特平原，西三州（丰州、云内州、东胜州）三代相承，并均归属辽金时期的西京大同府、元代的大同路管辖。由大同府或大同路北上，经天成古城，绕岱海南岸，再经石匣子沟进入西三州之地，是辽金元时期新开辟的一条重要的驿路交通线。此时岱海才具有了一定的交通意义，地理重要性提升，岱海东北的淤泥滩古城为辽代宣德州、金元宣宁县治所，岱海西南的六苏木古城为金元时期的下水镇。1223年七月，长春真人丘处机从中亚归来，从丰州至云中走的就是经岱海这条线路，曾于下水镇小住
。
西晋建立之后，将鲜卑部落的势力限制于黄旗海之外，于是有了前文提到的公元295年拓跋鲜卑部落三分之际，猗
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的记载。禄官一部“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猗
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为乌兰察布丘陵区；猗卢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呼和浩特平原一带。拓跋鲜卑三部的游牧地，非常类似于清代内属蒙古察哈尔部、土默特部的驻牧地，自东向西依次为察哈尔左翼四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部。
历史上，活动于黄旗海地区的游牧部落，往往与中原王朝交往密切，也易于为中原王朝所掌控。1956年，凉城县小坝子滩曾出土一批13件金银器，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和背面錾刻“猗
金”字样的四兽形金牌饰等
。学界在研究这批金银器时，普遍认为其出土地点靠近岱海，与拓跋猗
活动于“代郡之参合陂北”有关
。仔细辨识小坝子滩的地理位置，是在蛮汉山北麓，的确是在“代郡之参合陂北”，但已超出了岱海盆地的范围。所以，这批金银器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参合陂是岱海或在岱海盆地。
“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可能与西晋王朝对禄官、猗
、猗卢等的分封有关。拓跋三分，反映了拓跋鲜卑部落内部由于权力斗争而导致的分裂。西晋的分别分封，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分裂的局势，达到削弱拓跋鲜卑的目的。猗
、禄官先后去世，猗卢统领三部，拓跋鲜卑重归统一。310年，猗卢被西晋加封为代公；315年，猗卢自称代王。
猗
的驻牧地虽然包括了乌兰察布丘陵的广大地区，但其中心在黄旗海盆地。《魏书·序纪》记载：昭帝禄官十年（305），“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次年，“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
桓帝即猗
，第二条史料中，参合陂由单一的湖泊扩展为整个黄旗海盆地的泛称。
拓跋代国昭成帝什翼犍时期，《魏书·序纪》记载：建国二年（339），“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
建国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
建国三十四年（371），“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
以上三条史料表明，什翼犍往往将参合陂作为夏天的驻牧地，即夏宫所在，秋天回到云中（在今呼和浩特平原大黑河流域）。今天的黄旗海盆地，夏天依然凉爽。2014年，乌兰察布市被中国气象学会赋予“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的称号，市政府所在地集宁区更是一个风口所在。七月七日是拓跋鲜卑大会之日，道武帝拓跋珪正好于这一天出生于参合陂北。看来，拓跋珪是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出生于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人。
真正让参合陂出名的，是发生于公元395年的魏燕参合陂之战。《魏书·徒何慕容廆传》对战争过程的描述细致入微，《魏书·太祖纪》则重在记述战争的具体发生日期：“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
参合陂之战的作战地在“蟠羊山南水上”，蟠羊山即黄旗海东南方向的孤山。在黄旗海东侧的南北向通道上，孤山是必经之地。由孤山向南、向北、向东、向东北，皆为通道。向南经丰镇市，可至今山西大同市，即北魏首都平城所在。向北可至集宁区，即参合陂北；由集宁区向北穿越灰腾梁进入漠南草原，由集宁区向西通往呼和浩特平原。向东经岱青山南侧的山间道路，可至兴和县东洋河上游银子河流域，即北魏长川之地，东洋河当时称于延水；向东南可至西洋河谷地，再向东进入所谓“代谷”。向东北，从岱青山北侧的低山丘陵之间，亦可进入长川；岱青山及其北侧的这一列南北向低山丘陵，北魏时期称作石漠。
“蟠羊山南水上”的水，指东南-西北向注入黄旗海的青水河。孤山南侧广阔的万亩滩，提供了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场地。20世纪60年代，依托孤山仍建有战壕等军事设施，可见其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据当地老乡讲，在以前的生产活动中，曾于万亩滩之上挖掘出好多人头骨，或许即为参合陂之战的死者遗骨。
关于参合陂之战，从《魏书·太祖纪》的记载可见，慕容宝的退兵速度较慢，而拓跋珪的军队从渡黄河到追至参合陂，前后总共用了7天时间。拓跋珪的军队是如何从今包头市市区一带追至黄旗海的呢？这还需要从清代的张家口驿站说起。清朝康熙年间，出于征伐漠北蒙古噶尔丹的需要，设置了一条张家口至归化城的张家口驿站。自张家口至归化城计程六百余里，设置有六驿，依次为察罕托罗海、叟吉、昭化、塔拉布拉克、穆海图、和林格尔，每驿之间的平均距离约85里。前二站均在今河北省境内，从昭化开始进入内蒙古。一般认为，昭化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鄂尔栋镇皂火口村一带；塔拉布拉克汉译为“平地泉”，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平地泉镇附近，向南为黄旗海；穆海图汉译为“有蛇的地方”，在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卓资山镇马盖图村；和林格尔在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子村。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曾走过这条驿道。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中，康熙在昭哈至归化城的行程中，驻跸之地逐日依次为昭哈、河约尔诺尔、巴伦郭尔、瑚鲁苏台、磨海图、喀喇乌苏、察罕布拉克、喀喇河朔、白塔。结合康熙驻跸地，可知这条驿道在今内蒙古境内的路线为，从今兴和县向西翻越低矮的山丘（北魏石漠），进入黄旗海北岸，再转至大黑河上游；在今卓资山镇附近，向西由于大黑河河道的影响而变窄，不适合大队人马通行，驿道转向南，沿着大黑河的支流牛角川河谷地而行，至今卓资县大榆树乡附近再转向西，沿着较为宽阔的蛮汉山山间谷道通向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子村附近，再顺着大黑河抵达归化城。从马盖图村向西，康熙的驻跸地喀喇乌苏约在今卓资山镇附近，察罕布拉克在今大榆树乡厂不浪村一带，喀喇河朔应在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村附近
。
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由于当时噶尔丹处境艰难，康熙以为其必定归降，所以没有紧迫的用兵打算，一路上游山玩水，行军速度很慢。而如果按紧急的行军速度计算，从张家口至归化城设6驿，路上需要走7天时间，其中从张家口至黄旗海东北岸正好走了一半的路程。从今天包头市市区至呼和浩特市市区的距离约150公里，大体相当于清代张家口至黄旗海东北岸驿路间的距离。依此推算，拓跋珪按照每天约85里的行军速度，在7天之内正好从今包头市市区一带赶到黄旗海东北岸，第二天清晨对驻扎于蟠羊山南的后燕军队发动了突袭。拓跋珪从今天呼和浩特市市区至黄旗海的行军路线，就是清代张家口驿站在这一段之中的驿路路线。清代张家口驿站的和林格尔驿，在西汉定襄郡武皋县县治二十家子古城附近。二十家子古城同时作为西汉定襄郡中部都尉治所，其出塞的塞道，也是在向东的这一条驿道之上，上文中称之为二十家子—石人湾—大榆树通道。《汉书·地理志》记曰：“武皋，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经石人湾而来的小河，于二十家子古城北侧注入大黑河，这条大黑河的支流在汉代被看作荒干水（今大黑河）的上源。
北魏迁都平城之后，参合陂作为平城京畿的北界，在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期间，依然保持着夏宫的地位。如《魏书·太祖纪》记载：天赐四年（407），“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
此条记载表明，道武帝在他的出生地，修筑了参合北宫，或可称作参合夏宫。
道武帝、明元帝在位期间，均数次巡幸参合陂。
《魏书·太祖纪》记载道武帝曾4次巡幸参合陂，除上文提到的天赐四年秋七月的巡幸外，还有以下3次：
天兴六年（403）秋七月，“戊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
天赐四年（407），“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
天赐五年（408），“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
《魏书·太宗纪》记载明元帝曾3次巡幸参合陂，除上文提到的泰常八年的巡幸外，还有以下2次：
永兴二年（410），“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秋七月丁巳，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
神瑞二年（415），“夏四月，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众废栗斯而立刘虎，号率善王。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
道武帝、明元帝时期，参合陂地区也是柔然南侵北魏的主攻区域。《魏书·蠕蠕传》记载：“天兴五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
天兴五年为公元402年，柔然汗国初建，兵锋直指平城。豺山位于平城至参合陂之间，天兴六年（403）在此建造有豺山离宫
。
为了保卫平城，北魏王朝在参合陂东西一线不断加强防御力量。《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423）“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
黄旗海以东，阴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之间的南北向川地，为今天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所在地，北魏时期称作长川，也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泰常八年，北魏于长川之南修筑了一座名为长城的军事性城堡（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元山子土城子古城），在东起赤城（在今河北赤城县县城）、西至五原（在今包头市市区一带）的阴山南麓构筑了一系列戍城
。卓资县三道营古城分为东、西两城，其中西城为西汉定襄郡武要县兼定襄郡东部都尉治所，北魏时期新筑了东城，同时加筑沿用了西城，为北魏戍城之一。
在北魏不断派兵打击并加强对参合陂地区的防御之后，柔然的主攻区域西移了。明元帝驾崩于泰常八年（423），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不久，便发生了柔然攻陷盛乐宫的大事。《魏书·世祖纪》记载：始光元年（424）“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赭阳子尉普文率轻骑讨之，虏乃退走。诏平阳王长孙翰等击蠕蠕别帅，破之，杀数千人，获马万余匹。”
自此之后，北魏皇帝将其夏天的巡幸地选择在盛乐北都及其以北的阴山之中，以巡幸阴山为常事，以至形成了固定的“阴山却霜”之俗。
从5世纪30年代开始，北魏王朝在阴山南北设置军镇，管理归降的高车部落，并防御柔然。从参合陂向北越过灰腾梁，北魏在建国之地牛川设置了柔玄镇，在长川之北设置了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哈拉沟土城子古城），均主要起到保卫平城的作用。配合以六镇为代表的北疆镇戍体系，太平真君七年至九年（446～448）期间，北魏修筑了畿上塞围。《魏书·世祖纪》记载：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
。九年二月，“罢塞围作”。
参合陂既为平城京畿北界，那么在参合陂外围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理所当然属于“畿上塞围”的组成部分。在灰腾梁等山地之上，调查发现了系列北魏烽戍，多修筑于山体的制高点之上，相互间可两两相望，但距离较远，从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这些烽戍中的大部分应属于“畿上塞围”遗迹，构成镇城、戍城之下的最基层军事单位。
太武帝拓跋焘及其之后历代的北魏皇帝，《魏书》中再不见巡幸参合陂的记载。拓跋焘以来的北魏皇帝巡幸阴山，不再走参合陂道路，而是由平城西行，在今天明长城二边上的杀虎口从山西进入内蒙古地区。从杀虎口转向北，经由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沟、石匣子沟进入呼和浩特平原。如上文所言，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北巡，从平城出发后，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石匣子沟当时即名为参合陉。
孝文帝出参合陉抵达朔州（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达赖营古城），又越过阴山，巡视重镇怀朔。最后，从怀朔一路向东，经由武川、抚冥、柔玄三镇返回平城。经考证，怀朔镇旧址为今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城圐圙古城，武川镇旧址为今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抚冥镇旧址为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柔玄镇旧址为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
。从柔玄镇到平城，可通过灰腾梁山间通道，抵达黄旗海盆地西北部的大土城古城附近，再经黄旗海抵达平城。从大土城古城向北，现今有四袁韩线公路翻越韩庆坝连接灰腾梁南北。这条山间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沟通黄旗海与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之间的一条重要线路，元代木怜驿道也途经此路。孝文帝从阴山返回平城的路线，与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北巡阴山的部分路线相契合。但遗憾的是，《魏书》对孝文帝从柔玄镇至平城之间的行程并未作详细记述，仅书“南还”二字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参合陂，对北魏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参合陂有描述，但此时的参合陂已不叫参合陂了，而是称作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虽隔越山阜，鸟道不远，云霞之间常有，” [3] 柔然南侵重心西移，漠南六镇防御体系不断完善，北魏皇帝的行宫移入阴山之中，参合陂不再是夏宫了，仅仅作为平城京畿的北界，地位陡降，甚至湖名亦发生了变化。南池“俗名乞伏袁池”，可能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鲜卑部落有关，降附北魏的乞伏鲜卑，驻牧于黄旗海以北一带，湖泊因而以部落为名。
北魏之后，今大同市虽然再未建都，但其行政功能一直很重要，黄旗海往往作为当时大同行政区的北界，发挥着农牧分界的作用。
隋代的黄旗海名为乞伏泊，可能来自北魏的乞伏袁池。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隋朝与突厥发生了乞伏泊之战。《隋书·赵仲卿传》记载：“其年，从高颎指白道以击达头。仲卿率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虏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悉众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经五日，会高颎大兵至，合击之，虏乃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
隋朝大将赵仲卿在统帅高颎的支援下，于乞伏泊打败突厥军队，突厥从白道（在今呼和浩特市市区北部的大青山蜈蚣坝）北逃漠南草原。突厥从黄旗海向白道的败退路线，可能与拓跋珪追击慕容宝、康熙第二次征伐噶尔丹的路线是部分重合的。
唐代，大同设有云州云中郡云中县。据《新唐书·地理志》，云中县有阴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
。黄旗海或为其中一道。
辽金时期，大同为五京之一的西京，黄旗海名为白水泊。黄旗海以北地区主要活动着一些部族军，如辽代有六院部部族军
，金代有“山后诸部族”
。辽朝末年，天祚帝为金军追迫，向西奔逃，往来于云中、白水泊、夹山（今呼和浩特市以北大青山）之间。保大三年（1123），金军在白水泊大败辽军
。保大四年（1124）秋七月，天祚帝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
。这一次，天祚帝没有走黄旗海，而是走岱海，结果也遭遇失败。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朝抚州之下有集宁县，设置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以春市场置，北至界270里
。金代集宁设县之前，是黄旗海以北的“山后诸部族”与黄旗海以南农耕区交易的春市场，集宁县是在春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代集宁县于元代升格为集宁路，为汪古部四路之一。金代集宁县、元代集宁路故址，为今黄旗海东北的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在对土城子古城的历次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元代市肆遗址，出土有丝织品、瓷器等中原及南方商品。元代，汪古部的领地主要在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其中德宁路（今包头市达茂联合旗敖伦苏木古城）位于艾不盖河流域，净州路（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位于希拉穆仁河流域，砂井总管府（今包头市达茂联合旗木胡儿索卜嘎古城）位于德宁路与净州路之间的金界壕沿线
，从汪古部领地向东有红城万户府（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广益隆古城）、三不剌行宫（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察汉不浪古城），集宁路西北还有大同路平地县（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大土城古城）及与平地县同治的燕只哥赤斤屯田千户所
。可见，集宁路与汪古部其他三路在地盘上并非连成一片，那么集宁路对于汪古部的作用就在于，是和包括大同路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商贸往来的一处重要城邑。从元上都至元大都的驿道西路在元中都附近向西分支出来的木怜驿道，通过集宁路、平地县，平地县附近设有燕只哥赤斤站赤，从燕只哥赤斤站赤向西北翻越灰腾梁韩庆坝进入漠南草原，直抵漠北。所以，在元代的驿道交通上，集宁路还发挥着东北连接元上都，西北连接红城万户府、净州路、砂井总管府、德宁路直至哈剌和林的枢纽作用。
明代，黄旗海名为威宁海子，为大同府北界。金元时期的威宁县，旧址为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台基庙古城。明代的黄旗海，如果以前朝行政辖区命名，应为集宁海子，但明朝人多误称其为威宁海子，个别也写作集宁海子
。明朝洪武年间，北边广置卫所，防御北元-蒙古。在黄旗海地区，明朝初年的防御线设置于黄旗海南侧，依托丰镇市隆盛庄镇周边一线山脉设防。在隆盛庄镇兰家沟村东北1.4公里处、双台山西北坡上，有一处摩崖石刻，记录了大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于此处最早修边的过程
。隆盛庄明长城属于明长城大边的组成部分，是明朝最靠北的一道长城防线。今天隆盛庄镇东侧的明长城大边沿线，仍可见《明史》中屡有提及的猫儿庄墩，墩台夯筑而成，形制高大，内有双层窑洞式居址，四周有围院。该墩台不同于普通的明代烽火台，其位于黄旗海东侧通道向南一线之上，防御性强，屯驻士兵多，而且能供南北往来之人临时顿宿。
明代的大同府，设有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明代大同镇的军事作用，明人有着明确认识，“国朝复置大同府，东连上谷，西北迫虏，西南捍畿辅、晋阳，自昔华夷互争之区，而在我朝为京师陵寝右翼，尤称要害，迄今遂为雄镇焉。”
威宁海子作为大同镇的北塞，明、蒙双方在此的冲突不可避免。明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决战地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但首战是在黄旗海。当时，瓦剌权臣也先兵分四路大举向明朝进攻，其中第四路由也先亲自统率，兵锋直指大同。大同镇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迎战，被瓦剌军击败，吴浩战死，大同镇长城防线土崩瓦解。在这种危急情形之下，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由于指挥失当，导致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明史·英宗本纪》记载曰：“辛未，帝至威宁海子。甲戌，至黑河。”
为尊者讳，这实际上是明英宗作为俘虏，随瓦剌军的北退路线。明英宗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灰腾梁地区待了一年之后，被也先放回了明朝
。
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30年后发生的“威宁海子之战”，则是明朝对蒙古的一次突袭之战，明军取得了胜利。 《明史·王越传》记载此战较为详细，成化十六年（1480）春天，“延绥守臣奏寇潜渡河入靖虏，越乃说直出师。诏拜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直监军，而越提督军务。越说直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循塞垣而西，俱会榆林。越至大同，闻敌帐在威宁海子，则尽选宣、大两镇兵二万，出孤店，潜行至猫儿庄，分数道。值大风雨雪晦冥，进至威宁，寇犹不觉，掩击大破之。斩首四百三十余级，获马驼牛羊六千，师不至榆林而还。永所出道迂，不见敌，无功。由是封越威宁伯，世袭，岁禄千二百石。”
这段记载中的越，为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王越，袭击的是长途迁移的蒙古可汗达延汗的汗帐。威宁海子之战，是明朝对蒙古之战中一次重要的胜利，达延汗与太师亦思马因侥幸逃脱。
威宁海子之战后不久，达延汗杀死权臣亦思马因，结束了东蒙古历史上异姓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形成了由达延汗子孙直接管领的六万户。明朝大同边外，为土默特万户。土默特万户在俺答汗（1508～1582年）时期，势力最为强盛。据《明史·鞑靼传》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夏，犯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
明长城大边始筑于洪武年间，弘治十四年（1501）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趋于荒废。时人尹耕形容为：“大同为京师藩蔽，其北无亭障，又长城岁久浸坏，虏入即至城下。”
俺答汗移驻威宁海子之时，明长城防线已退缩至明长城二边，黄旗海完全成为土默特万户的游牧地。此后，隆庆五年（1571），俺答汗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双方建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共处关系，明朝为土默特部开设的的互市场所均位于明长城二边一线。
清代，察哈尔蒙古左翼四旗驻宣化边外，察哈尔蒙古右翼四旗驻大同边外，其中黄旗海以北一带为正黄旗游牧地，这也是今天黄旗海一名的由来。黄旗海以南的今丰镇市饮马河流域，为太仆寺右翼牧厂。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牧厂东移，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开荒垦种，渐成聚落，乾隆十五年（1750）在衙门口设置丰镇厅管理汉民事务。每年，有大量的蒙古人南下，经黄旗海至五台山朝拜，黄旗海南岸的隆盛庄发展成为路人添置物品、落脚歇息、农畜产品交易之地，蒙古人称隆盛庄为“隆兴浩特”。今天的隆盛庄镇古貌犹存，已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北魏时期黄旗海一湖三名的现象，在清代也存在。清代最初称黄旗海为奇尔泊，后来改称黄旗海，又因黄旗海属于正黄旗二苏木牧地，牧民俗称其为二苏木海子。
平绥铁路（北平—绥远）通车之后，隆盛庄的商贸地位逐渐为集宁所取代。在平绥铁路通车以前，这里叫老鸹嘴子，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1920年，从大同经黄旗海而来的平绥铁路通至老鸹嘴子，设立了平地泉车站。以火车站为依托，一个小的商贸城镇迅速崛起。1921年设平地泉设治局，1924年升为集宁县，属察哈尔省，1929年改隶绥远省。解放战争时期，集宁—黄旗海—大同南北一线发生了集宁争夺战、大同集宁战役和解放集宁战役等三次较大规模战役，统称为集宁战役。乌兰察布市现建有集宁战役纪念馆，位于集宁区老虎山生态公园内，介绍三次战役具体过程，内容详尽。支撑着集宁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源，在于四通八达的地理交通优势。当然，作为传统的农牧商贸枢纽之地，今天的集宁依然拥有皮毛制造业、牛羊肉加工业等优势产业。
从大的轮廓上观察，阴山山脉作为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重要分界线，战国秦汉长城主要依托于阴山山脉而修筑。秦汉王朝的首都均在今陕西西安，所以对位于首都正北方的河套地区的军事控制极为重视，将阴山防线不断向北扩展，西汉时期的光禄塞甚至延伸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南缘。而到了明代，政治中心东移至今北京，河套地区的国防重要性锐减，明长城修筑于河套之南的黄土丘陵区，河套地区成为蒙古部落的游牧地。在河套地区，战国秦汉长城与明长城分列河套南北，相互之间的跨度很大。但从河套向东进入乌兰察布丘陵区之后，由于地形的变化，战国秦汉长城与明长城呈逐步并拢之势，在黄旗海地区则集中分布于黄旗海南北两岸。
黄旗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具有阻隔与沟通的两面性。首先，阴山山脉本身延伸至黄旗海地区，山势低缓，难以构成屏障，于是黄旗海作为水险起到阻隔南北的作用。其次，黄旗海作为一个山间湖泊，其地理阻隔性要弱于高峻的山地，而且湖泊东、西两侧与山地之间的间隙，成为沟通南北的通道。这样的两面性，使黄旗海在农、牧对抗时期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在农、牧和平共处时期又成为双方交流的节点。黄旗海的历史，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对抗走向融合的过程，本文只能择其大要予以论述，难免挂一漏万。
拓跋鲜卑及其建立的代国、北魏王朝，与黄旗海的联系最为紧密。代国及北魏早期，黄旗海名为叁合陂。其中叁合一名，为汉代对黄旗海的称谓，陂则为源于楚语的对湖泊的称呼。叁合陂一度为代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北魏早期在此发生的叁合陂之战，是北魏王朝奠定进军中原的重要一战。北魏中期以来，皇帝形成固定的“阴山却霜”之俗，从平城至阴山不再北经叁合陂，而是向西走参合陉一线。叁合陂作为平城京畿代郡的北界，逐渐被世人所忽视，以至于《水经注》将其与参合陉混为一谈了。
本文对叁合陂的考证，不仅仅着眼于黄旗海在代魏时期的名称，更期冀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构建其文化地位。元代的集宁路遗址，是黄旗海地区商贸繁荣、民族融合的见证，今天的集宁区借用了历史的地名，但在元代集宁路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黄旗海，黄旗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今天乌兰察布市市政府所在地集宁区的母亲湖。黄旗海蕴含着集宁的历史文脉，交通四通八达，农耕与游牧于此交融，形成了发达的农牧业产品的商贸流通，今天集宁的这些特点都有着历史的影子。
最后，如果本文的观点能够成立，则《史记》《汉书》中西汉将军柴武斩韩王信的“参合”，应统改为“叁合”；《魏书》《北史》中与黄旗海相关的“参合”“参合陂”，应统改为“叁合”“叁合陂”。从黄旗海周边汉长城的分布约略可知，当时叁合陂水域方圆约20公里，《水经注》谓其“云霞之间常有”，一派烟波浩渺的景象。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就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的繁衍生息之地。今天，以黄旗海为中心的黄旗海保护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北方生态功能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对黄旗海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一处自然景观，更为重要的是在保护一座“历史文化名湖”。
[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十三《
水》，第312页。
[2]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十三《
水》，第320页。
[3]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十三《
水》，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