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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落人口极少，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延续旧日的制度和生活。日本人侵华以后，因地处南北与东西的交通要道，额旗遂成为侵华日军及其附从者德王的蒙古军沿着长城地带西上和南下的战略要区。中国政府力求阻止，本地区逐步军事化，很多本地青年被抽调编入保安队，社会状况迅速改变，但底层平民仍是封建制度下信奉西藏佛教的游牧者，直到本旗和平解放和土改运动。
关键词： 长城地带 军事空间 军事专员 外蒙古 日本人
作者简介： 李勤璞，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地址：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
额济纳（ejen-e）地区土尔扈特人（turqud）清代编旗，清朝政治体制上属于外藩，
在清朝过了约200年的太平日子，沉浸于封建制度（旗主世袭）和西藏佛教信仰生活之中，到同治年间回民起事，广大西北省份和外藩地区遭受持久深重的涤荡和摧残，一切沉滞和衰落，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人也一样，但其旗自身在政治社会体制、佛教信仰风俗方面均是维持旧貌，这样进入了中华民国（dumdadu arad ulus）新的国民国家时代。
当清朝皇帝退位、民国建立之际，在俄罗斯人的主使之下，漠北蒙古（aru）喀尔喀（qalq-a）各部（ayimaγ）联合宣布独立，脱离中国，
[1]
这对中国国家政权和平过渡、民国的合法性，尤其是旧外藩地区人心的向背，影响很大。为了维系人心，凡是不附随外蒙古，而赞助民国、深明大义的王公台吉，政府均将其现有清代末期的爵位提高一级，相应地提高了俸禄和政治地位，以昭劝勉。额济纳旗北邻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落，南北官民一向互有往来，结有姻亲，
中央政府特别注意其动向，甘肃方面特派专员何厚申在民国元年前往调查，12月24日返回，报告说该旗贝勒及其所属旗，诸事均听从甘肃都督指示，决不附和库伦、科布多。
其后又致电兰州甘肃都督赵惟熙，曰“额济纳实心赞成共和，联合新邦。至库伦私约，不敢承认”，并申明在农历十月初起身东行，面谒大总统。
这样，民国伊始，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仍是一个世袭的蒙古游牧封建单位，曾有地方省政府欲改其为县制，但被中央政府否定。民国2年起隶属甘肃省管辖，民国17年宁夏省成立以后，改归宁夏省管辖。但因为是蒙旗，基本的事务一直归中央政府蒙藏机构直辖，具有不同于省县的特殊地位。
历来没有作者就民国时期额济纳旗的历史做整体探讨，本文则从地方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做一尝试性的观察。
表1 民国时期额济纳旗札萨克 *
*朝格图、白晓：《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阿拉善盟文史》第一辑（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6年版），第96页。嘎日布古德：《额济纳郡王塔旺扎布一生》，第32~34页。人名，各种资料上写法不同；达什、图布陛巴雅尔名字写法采自南京国民政府公文。
**民国北京《政府公报》第二〇二号（民国元年11月19日）记光绪二十六年袭职。民国15年时，年龄七十余岁，上一年目盲，见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第31页。
***民国北京《政府公报》第二一九号，民国元年12月6日。
****民国北京《政府公报》第二一九号，民国元年12月6日。生卒年据阿拉腾其其格、巴达拉虎《略谈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末代王爷塔旺嘉布的一生》，收入策仁扣主编《额济纳旗文史资料选编》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达什是经过激烈血腥的争夺，谋杀了他的哥哥而袭位札萨克的。
执政31年，目前看到的主要是马鹤天（1887～1962）民国15年（1926）11月、12月内外蒙古考察的时候，经过额旗的目击记录，尽管是外部一时的观察，但在没有本地记载的情况下，可借以窥见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额济纳旗的大概情况，
那是延续清代境况的政治和社会。
马鹤天从南往北行，在10月26日到了毛目县与额济纳旗交界地区黑河岸边，然后沿河北去，首先发觉本地区自然环境非常好，沿河两岸满目林木茂草，河水充足。“沿河岸行，草多且茂，和沙漠中风景，大不相同，但和内地的草也大异。有芨芨草，高五六尺，茎如麦秆，中空有节，但更细而又韧性，如有工艺家，可编制种种物品。又马蔺草，每丛大数方尺。”“黄昏时，忽见有似柳之树，依稀河边，岸旁崖间，也多杂草，牵马令食，许久始乘马追驼。又行十余里，忽遇大林，树木无数，杂草丛生，凹陷处有水深尺许，水草薪都便，为沿途第一佳境。”10月28日早晨，天晴风止，天气甚暖，马鹤天看到树林有数百亩，树数千株，最多的树有胡桐树，大者直径数尺；沙枣树，红柳树（柽柳）高者数丈；杂草无数，主要有苇，沙丘上下丛生无数，高三四尺；苦蒿，高者数尺；马蔺草，丛生无数。沿河胡桐树林绵延数十里长。马鹤天领悟到，额济纳河流域沃壤不少，而且沙漠中并非不宜植物，要看其是否有水。沿着河流，毛目县人、金塔县人和蒙古族妇女成群放牧骆驼、马、羊、牛。
马鹤天观察的蒙古包（蒙ger，满boo），可以了解当时本地土尔扈特人各类社会生活情况。第一个蒙古包在黑河西岸茂草中。包为圆形，高四五尺，极似内地农家的麦草垛，柽木条构成，外围毛毡，木条粗细如手指，围墙各木条斜立，交叉成菱形。顶上突圆如伞，木条之一端集于中心的一小圈上，另一端在围墙木叉上。前有毡门帘，上有毡窗。包中心有一柱子，前置圆形的铁圈炉灶，上有铁锅。地下半铺毡子。迎门偏右有佛龛，前置小供桌。客人坐在佛龛左。再左下为女主人座位。佛龛右下为男主人座位。家中一男一妇，两个小孩。男系陕西榆林人，妇系蒙古人，一儿三四岁。妇女皮靴长衣，布裹头，热奶茶待客。
30日马鹤天二人早起，拜访露宿地附近的蒙古包。每人手提木棍一条，防其猛犬，至蒙古包时要把木棍立于门外，不能携带入内。主人闻犬吠，出门看犬。客人先入包，主人随后。揭门帘时，须自左入。入后，客右、主人左，恭敬时，跪而不坐，或一腿跪地；但高级喇嘛每居客人之上，不让座。马鹤天二人入包以后，见有一喇嘛盘腿坐，其余人左腿跪，右腿不敢坐。主人先双手递过玉石鼻烟壶，客人（马鹤天二人）接受，去塞子略嗅再奉还，依次及其他客人。接着给马鹤天二人煮奶茶，先从皮袋子取出茶叶，在木臼内捣成碎末，放入锅内加牛奶和盐煮。
蒙古包内，正面有佛像和许多经卷，还有班禅相片，因为该喇嘛曾由包头至北京拜见过班禅喇嘛，结了缘。佛像前有几排不同的小铜杯，各盛清水，据说水是每月一换。左面有一小床，高约五寸，铺毡子二层，有华美的枕头，屋中铜器很多，如铜壶、铜锅、铜盆、铜杯等等俱备，可知蒙古喇嘛之富有与荣耀。至于喇嘛的衣饰，一位喇嘛红皮袍黄边马蹄袖，有华丽对织花钱袋，坐于右上，系地位高的。主人居右下，蓝袍，有辫发。这二人衣着清洁，各带精致刀箸。又有一喇嘛跪于左下，赤袍破污，是前述喇嘛的奴仆。一位妇人，红袍，扣子在胸前正中，头有粗大的两条辫子，盛于布套，垂于胸前左右，戴有红缨的瓜皮便帽，皮靴上有云花，手指上有镶嵌红玉的戒指。屋子布置清洁，家有很多牛羊。出蒙古包时，主人先出，客人随之。
渡河到了黑河西岸，他们参观了第三个蒙古包。门外拴一头骆驼，栽绒鞍鞯，铜镫，非常华美。据说这是骑驼，每日可行二百余里。周围羊粪满地，可知养羊很多。包内有美洁床枕，枕头是一对儿，还有一顶帐子，系新婚夫妇之物。另有不少铁箱、漆木箱子、铜器之物。据说铁木箱子是买自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铜壶等买自西宁，木碗等买自包头。屋内一位女尼，七十余岁，红衣，在佛像前换水；男子也持念珠。屋内藏文经卷不少。
马鹤天11月3日晨起，见四周林密如堵，不辨咫尺，有一大沙堆，堆顶有一鄂博，蒙古人称作大喜鄂博（*bkra-shis oboγ，吉祥鄂博），每年四月中大祭。本鄂博，柽柳正中立一木杆，高三四丈，上绕许多方布（kei mori，风马旗），各书藏文，周围用木栏围住，上系以绳子，绳子上满满系着绸布、羊毛、铜钱等等。绸布有红黄蓝青各色，有的是哈达，有的是风马旗。有木板雕刻成花形，插立左右。前有泥制的驼、马、羊、鸟、螺、塔等小物。又有木杆上系布块儿，布块儿中间有龙凤马虎狮五兽图形，据说是祝福人一生精壮如五兽，并各事如意。马居中为主，故名其布曰风马。通往鄂博的道旁左右，有两棵树，树上有绳子，系很多羊前腿骨条，累累垂下，骨条写有六字真言。
蒙古人每一行政机关所在地必有一喇嘛庙，机关级别越高者，庙越大。东庙是额济纳贝勒府第一大庙，尚有西庙，规模次之。
庙东向，有山门，西正面有佛殿，柱子、门、椽子等全是五彩油饰，有金色印度字。左右廊壁绘四大金刚，正门红色，绘金花图案，窗户数层。外观好像数层楼房，实际只是一层，其余是墙壁与窗户，并无楼房（如承德普陀宗乘庙那样）。
殿内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天花板画许多圆形，内有图绘。从天花板垂下许多红黄色绸布，正中位置是一个大伞盖形的，周围有许多垂带。屋子正中有一个高高的座位，三尺许，前有栏杆，后有屏风，上铺黄缎垫子，顶上有花缎方形华盖，往下垂带子。据说这是活佛的座位，目前活佛在西庙。左面稍前又有一个座位靠着柱子，南向，上面铺着蓝色垫子，是本旗贝勒的座位。左面下方又有一个座位则是大喇嘛的，东向。地板上有座位两行，是僧众的座位。正中大座位之右，有一个桌子，上面供铜佛（勤璞按：应是弥勒佛）。壁上满悬数百佛画（唐卡），墙角有一顶轿子，清朝大官轿子的样式，蓝围，据说每年一次，铜佛乘坐一次，数人抬着转庙一周，抬者可以避免灾祸。又有日照伞、大鼓、大号等乐器，每年特别法会时使用。一般每季一次这样的法会。
再进一室，靠墙有许多玻璃柜，里面有大小各式铜佛数以百计，高至数尺，或仅数寸。有两个柜子，里面有《金刚经》120部，还有别的经典，均黄布包裹。有一佛龛，似石膏像，前供八行铜盏，里面供物不同。左第一行系炒面制成，尖形，据说系备佛食。第二行清水，系备佛漱口。第三行藏香，备佛闻嗅。夹有几个小羊油灯盏，使佛目明。第四行雪莲并其他花形，备佛美观。此外系各茶水，备佛饭后漱口或洗脸，应有尽有。墙壁挂布绘佛像数百，又有许多木箱，收藏藏经。
登至楼顶，前面平台两角，有钟式铜物，高约二尺，中有铜轮，高二三尺，左右各有一独角兽，马耳羊尾。平台后方的楼屋内有许多铜佛和佛画，有大画像三轴，高五六尺，宽一丈五六尺。铜佛内有欢喜佛，男女裸抱，各形毕现。
楼下偏门处有一高五六尺木转轮，旁悬小铃，每转一周，铃响一次。楼高六七丈，四面全砖，有一层石头。外涂粉红色，南北厢房各十余间。系清代末年建筑，可称新丽，与蒙古人居住的简单形成对比。
庙旁侧有一蒙古包形状的木屋，外系土墙，周围有十几个窗户，二三十位喇嘛在念经，穿红衣、披红布，口中喃喃。又有十一二岁的小孩也当小喇嘛。屋内有大铜塔，高二尺，也有高数寸的塔，外面贴金，内系活佛灵骨或骨灰。塔身有赤金美玉等图案。所有绘像据说是山西五台县或应县人画的。喇嘛每日念经两次，清早一次，11点一次，届时敲大鼓、摇小鼓，吹喇叭，打铜钹，摇铃，用孔雀翎洒水。
庙周围有土房数十户，形状像内地房屋，有大门、院落、正房厢房，但院子里各有蒙古包，土房存放肉物，蒙古包住人，是习惯使然。
王府驻地名威远营（按：阿拉善旗驻地曰定远营），额济纳旗公署仅土房数间，内无一人。旁边有一蒙古包，其主人即是供差衙署者。请其传达，“蒙人性缓，迟迟不去”。包内有一妇人，年四十余，以手捻驼毛线绳。进来一红衣喇嘛，似奴隶，进来后先向主人及周遭人一一行礼，然后半跪（一腿跪地一腿屈膝）再用两手展掌作上捧状，然后从怀里取出鼻烟壶，递于主人，一一换吸，最后递给妇人。主人令他喝奶茶、吃炒面。此家也吃面条。面条由甘肃毛目、酒泉等处买得或换来，夏天用牛羊换，冬天用银洋买，每斤约银一两。
贝勒府外一座蒙古包，住仆役。府内有五座蒙古包，其中一座如客厅，台吉在内招待来客。先用瓷碗，敬以奶茶，特别备有黑白糖，并有奶油、奶皮、炒面、面饼等物。奶油盛于木盒内，色极白为最上等。屋内不十分华丽，但架子上有翎顶辉煌的前清夏季官帽，红缨白顶，非常醒目。
贝勒达什年七十余岁，民国14年（1925）目盲。他的儿子称台吉，有两位，长者三十余岁，有二妻；次者一妻。府中职员十余人，奴婢三十余人，有骆驼、牛各千余头，马两千多匹，犬十余条。额济纳旗的阶级、礼节仍然是清代的，人民见贝勒，先跪，如赐坐，始敢起身。门前有拴马处，绳很长。但仆役之马则一定要拴在屋后。人民阶级森严，贫富悬殊，依然前清样子。
本旗南至苇坑即入其境内，南北约700里，东西约300里，大山大水有狼形山和大山，以及黑河（额济纳河），除了东岸一小段软沙，全境均可通车，但仅沿着河两岸有人居住，别处无人。全境属民120余家，400余人，喇嘛50余人。每年降雨雪不超过10次，农历十一月至正月最冷，二、三、四月有大风。大的庙宇仅有东西二庙，喇嘛皆通藏文，但很少通蒙古文，通汉文的更少。人民终年没有诉讼，所以旗衙门公事很少，祭鄂博大会便是旗内公事，与甘肃省政府的公文，送至毛目县转呈。人民纳税，每个蒙古包十元至四五十元不等，按牛羊多寡分配。本地临近居延海，土地肥沃，且可引水灌溉。数百年前有汉人曾来此地耕田，现在附近有水渠遗迹，并有磨盘等物。因蒙古人不许耕种，又成荒地。可知黑河两岸、居延海附近，都可耕种，一经灌溉，尽是沃壤。
达什民国19年（1930）2月去世，
额济纳旗政府咨报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称“郡王达什出缺，请以图布陞巴雅尔承袭札萨克爵职”
，第二年9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以图布陞巴雅尔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札萨克。
跟他的父亲达什时期一样，札萨克图布陞巴雅尔（简称图王）个人生活和统治本部落人民的情况，现在也缺乏资料。民国35年（1936），有历史涵养和开阔眼界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1909～1970）到达额济纳，其间曾直接与图王交往，根据他的见闻，沉重的花柳病妨碍了图王的行动，当时不太管事，政务多半由他的义子苏宝谦（1905～1948）主持。苏宝谦号剑啸
，八旗满洲，落户酒泉之北的金塔县，不知何故又入额济纳旗籍，机警能干，见信于图王，被收为义子，权倾全旗。苏氏的弟弟苏宝丰、苏斐然也在旗衙署为官。
图王有花柳病，原配太太发胖了，不能生育，因为急欲有后，图王听说旗内某家小姐未嫁人而生育多子，赶紧接来做夫人，就是当时范长江拜会的那位图王太太。但嫁给图王之后，也开始发胖，不能生育，
胖到她的粗腰一个人的双臂揽不过来，于是过继他的弟弟萨旺扎布的次子为子。
图王任札萨克当年（1931）遇日本人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东部与呼伦贝尔地区从中国分离；接着沿着长城地带向中国的西北地区渗透推进，企图继续动员非汉民族从中国独立，建立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将中国与外蒙古和苏联可能的联系切断，压制长城线南北双方，以备有朝一日与苏联开战。
这个局势深刻影响到额旗土尔扈特人的政治动向。这时察哈尔省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当时简称德王，1902～1966）趁日本侵华之机，联合王公与受新式教育的青年民族主义者，掀起以从中国独立为最终目标、建立蒙古国的所谓自治运动。
图王领导的额济纳旗响应号召，并参与了“自治运动”。
图王参与蒙古自治运动的原因，据说一方面是民国以来旗政受到临近省份马家军阀的压制，利益受到侵夺，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
另一方面可能是苏氏兄弟这类青年的推动，后者乐于参与当代政治以谋取地位。民国22年（1933）百灵庙蒙古自治成立大会，额济纳旗的代表苏宝丰以该旗驻京代表处代表身份从南京前往参加。
1934年蒙政会成立，图布陞巴雅尔同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一道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
苏宝丰在自治委员会实业处做一名科长，
这时阿、额二旗被列入蒙政会管辖的蒙古自治区域。
额济纳旗是新疆省与绥远省之间商务与交通的必经之道，故该旗境内过往商旅繁多，商队要在这有水草之地休息多日，牧放驼马，补充给养，再往前行，
过境税源是十分可观的。过去该旗没有这方面的见识，不收税，而商务过境税完全由甘肃省酒泉方面派人征收，本旗上下不置可否。
但是民国21年（1932）4月26日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复函表明，该旗札萨克认识到要自己收税了。该复函说：“准贵札萨克呈称：近有假借收税之官兵由肃州金塔等处擅入游牧，借收商税，扰害行人，请转呈发给驱逐是项奸恶官兵公文，并移咨甘肃宁夏两省，嗣后勿令擅入本旗，扰害民众等情前来，业经据情转呈京会，除俟复文到日，再行通知外，相应先行函复查照为荷。”
民国23年1月11日蒙藏委员会训令额旗公署又说，“案查前据该旗札萨克图布陞巴雅尔呈：请转咨甘肃省政府制止酒金百货局收税案，当经咨请甘肃省政府严行制止，并令知照各在案。兹准甘肃省政府军字第五一四号咨略称：‘查此案前准贵会咨请到府，当经分别电令遵办，并咨复各在案。准咨前因，除再令行财政厅严饬该局从速遵办外，相应咨复查照转饬为荷’等因，准此，合行令仰该旗知照。此令。”
显然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已经严令禁止甘肃省在额旗境内收税。
苏宝谦（剑啸）在兰州读完小学中学，在北平中国大学读外文系，北平有家，在内地有广泛经历，见识广，他建议旗札萨克在旗内征收过境鸦片商货等税，增加本旗地方收入，设立“草头税征收局”
，自己担任局长。这是民国23年（1934）的事儿。
看起来没有问题，但这是军阀割据时代，实际上触动了宁夏省主席马鸿逵（1892～1970）
在酒泉驻军的利益，民国24年夏，旅长马步康以非法征税的罪名将苏剑啸逮捕，押解酒泉，严刑拷打，勒索5000元，对中央则报苏剑啸是汉奸。几经斡旋营救，在年底才被释放。
这类事情引起本旗对回民的反感。
民国24年开始，占领东三省和漠南蒙古东部地区的日本人沿着长城向西、向华北推进，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方针，追求蒙古独立建国的德王势力开始投靠日本人，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1935年初，额旗进来日本特务。身为蒙政会科长的苏宝丰，在百灵庙受德王指派，以其蒙政会主席名义起草介绍信，交给日本特务乃日布、桑杰加布，叫他们直接找额旗札萨克联络。
另外的回忆文章则记，额旗驻百灵庙蒙政会代表苏宝丰，持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介绍信，引“西北旅游（旅行）团”先遣人员乃日布、桑杰加布到额旗，并特别注明他们是日本人。
这两个日本特务是否蒙古族？看名字是蒙古族，因此应该是日本人的先遣队。另外当时日本人在长城地带已经不用伪装了，那么这两人就是蒙古族，
为日本特务打前站的德王部下，或者是为日本人服务的蒙古族；范长江在额旗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苏尼特旗出身的德王民国24年6月迁公署至察哈尔省化德县，秘密成立蒙古军政府，7月与日本傀儡伪满缔结《满蒙互助条约》，这是德王主动的要求；条约缔结之后，德王立即纠集扩充军队，8月拜会关东军司令，相约互助，关东军决定给予经济援助。因此德王及其组织投敌早于民国25年（1936）。
这两个蒙古人日本特务骑着骆驼，从百灵庙出发，经过河套、阿拉善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到达额旗，与旗札萨克接洽之后，居住该旗，经常在喇嘛和牧民当中活动，调查了解兵要地志，给学生娃娃发糖果，煽动民族意识，说“我们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善骑精射，勇敢无比，和汉人不一样”
。日本人随后而至。
“西北旅行团”
头目江崎寿夫（少将军衔，机关长）、大西俊三和松本平八郎，这些日本人加上蒙奸汉奸陆续进来一共五十余人，住在旗公署驻地赛日川吉，在东庙设立机关部，有无线电台两部。他们的物资、武器先是由陆路用骆驼、汽车从百灵庙、化德运来，陆续在东庙建飞机场，开设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航线，运送特务和各种物资。日本特务不时出现在酒泉、武威、宁夏省城，敌人的威胁一下子到达抗战的后方。这日本特务组织来自日本关东军，
其任务是（1）在政治上，组织阿拉善、额济纳、青海的蒙古人，建立共和国，以与本地汉、回民族对立。（2）经济上，利用弱水河水，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发电灌溉，保证给养。（3）军事上，以东庙军事机场为轴心，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地区大小城市、农村。
图王和他的弟弟（协理札萨克）塔旺嘉布，有德王的行为示范，在日本人盘踞该地四五年时间威胁利诱之下，逐渐倾向日本，默认乃至协助日本特务的侵华工作，
经常威胁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1909～1951）
，迫使其离开额旗。民国26年（1937）7月7日中央政府派遣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将日本人全部逮捕，押解至酒泉，然后再押解至兰州枪决。
当初日本人在额旗的时节，图王曾百般优待，让日本人住大而新的蒙古包，派专人伺候，每日供给全羊一只，每人送骏马一匹，王爷以下重要官员常往陪谈。而对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员王德淦，则叫他住一个小蒙古包，四面旧毡墙，好几处漏风，自雇汉人通蒙语者为翻译兼听差；食物，则除了自己当初来时所带的，则视蒙人厨房所有而共食之；如果出门，则托旗衙门值班者临时抓民马一匹。
民国25年9月中旬，额旗蒙古人不很安稳。日本人用“反回”和“反苏”的口号，有效地煽动起全旗的人心。以百灵庙为中心，日本人的蒙古工作切实推进，汉人势力消沉。日本人宣传绥远方面日军已经开始攻击国军，额旗“蒙人心益活”。
9月14日晚传来消息，说满载军用物资的日本军用车九辆，已从百灵庙开往额济纳。果然，15日，日本人在乌兰爱里根设立帐幕，专候兵车，刺目的太阳旗高高树立在幕顶上，随风飘荡，图王则已经派人备好羊、酒，携带最贵重的哈达，献给率车西来的日本人。
日本人运来这些军火武装蒙古人，旗内领袖们已定23日在东庙开会，讨论政治问题，日军某武官就在东庙办公，将于26日开始召集蒙古兵训练，并将组织蒙古常备队。此车到后，额旗将正式成立日本人特务机关，安装无线电台。图王在22日由此电台拍电报到酒泉马家驻军，措辞极为强硬，而电文则是日本人代为起草的。
民国26年7月7日额旗日本人及蒙汉汉奸的速灭下场，想必给予图王深刻的刺激，他把部分财产和牲畜向本旗东部转移，要去百灵庙投靠德王，据说是要移居日本。不久以赴磴口阿贵庙拜佛为名，带领其弟弟塔旺嘉布、喀尔喀流亡喇嘛察干乔尔吉、云登章京以及侍从离乡出走。旗里的人极为关注图王出走的事儿，几名旗里官员前往劝阻，没有效果，塔王当时没有极力反对，而是顺从其兄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旗军事专员公署发觉图王投敌，专员李才桂带兵追赶，拦截回旗。图王又转而以举家前往青海塔尔寺朝佛为名，仍欲逃离本旗。一番周折到达塔尔寺，仍想从那里投奔德王，派人回旗，叫属下把86峰骆驼送到阿拉善旗图库木庙，面交在那里等候的云登章京，取道南路会合投靠锡林郭勒盟德王。军事委员会第八战区了解图王的心思与行踪，将其就地软禁，接着又以“和日特同流合污”为由，将塔旺嘉布软禁于兰州五泉山。民国27年3月图王客死塔尔寺。
图王在旗内外剧烈动乱中去世，民国28年9月10日国民政府荐派塔旺嘉布（简称塔王）为札萨克。
宁夏省政府民国27年10月3日就此事以公文通知额旗政府：
额济纳特旗旗政府公鉴：
案查前据贵旗呈请本旗札萨克及防守司令遗缺，请由本旗协理台吉塔旺嘉布继任等由，准此，当经本府呈转军事委员会、行政院暨咨转蒙藏委员会核委去后，兹准蒙藏委员会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渝蒙字第二五六四号咨复开：案准贵省政府本年八月九日秘三字第六九四号咨，以据额济纳旗政府呈据本旗官民呈为额旗札萨克及防守司令遗缺，请由本旗协理台吉塔旺嘉布继任等情，嘱为查照办理见复等由，准此，经即呈请行政院转呈荐派塔旺嘉布为额济纳旗札萨克，业奉明令发表在案，准咨前由，相应咨复查照等由，准此，特电查照。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秘三江印。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三日发。
据此可知，旗札萨克职务的继任并不是当然的，而是经由旗民向政府推戴，经省政府转呈，中央政府审查任命，以前两任也是这样。
在日本侵华、深入长城地带、德王呼应日本人进行“自治”名义的蒙古独立运动时期，
塔旺嘉布开始总管旗政。但是早在民国22年12月，中央政府就应旗札萨克图王的请求，派任他署理该旗协理，
从那时开始，他就辅助他的哥哥治理额旗了。
因为额济纳旗是国家边防前沿，塔王时代因为敌人的入侵变得军事上更加重要。大约民国22年蒙藏委员会向绥远、宁夏、甘肃三省分别派出调查组，为了解决省、旗之间的纠纷，
在宁夏省的叫作“蒙藏委员会派驻宁夏调查员办事处”，主任刘抡英（刘柏石），民国25年5月20日该调查员办事处向额旗派驻调查员王德淦，这就是在艰难危险的额旗孤军独战、默默调查上报日本人和蒙奸汉奸入侵情况的人，范长江称之为近代班超。
关于调查员的职责和角色，当时派遣王德淦驻扎额旗的公函只是说“本组为熟悉边情，敦睦情谊起见，拟于所任调查区域，遴派妥员，分驻各旗，以资联络”
。其任务并不明确，也可以说非常广泛。由于王德淦及时上报情报，以及范长江的协助，使得中央采取行动，民国26年7月份除掉了额旗日本人的特务机关。
日本人在东北、绥远和华北的全面占领和德王等蒙奸汉奸的配合，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北部边疆采取预防的措施。民国26年3月10日，蒙藏委员会重新拟定派驻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的专员，《训令》陈述派驻的意图：“本会因应地方需要，拟于阿、额两旗各设专员，协助旗政府办理各项事务”
，相应制定《蒙藏委员会驻阿额两旗专员暂行规则》。
第一条蒙藏委员会因地方需要，特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各设专员一人，协助旗政府办理关于各该旗地方建设及防务等一切事宜。
第二条原属旗政府经管之蒙旗旗务及地方岁收，仍由各该旗政府依照旧章办理。
第三条专员由蒙藏委员会商承军事委员会遴选适当人员呈请荐派之。
第四条专员处理政务，除秉承蒙藏委员会外，并应就近受地方上级官厅之监督指导。
第五条专员办事处设左（下）列各职员，承专员之支配指挥，分办各项事务：
一、秘书一人（标准荐任待遇）。
二、办事员三人至五人（标准科员待遇）。
三、雇员及录事二人至四人。
前项办事员以下人员得分股办事。
第六条秘书及办事员由专员遴派，呈报蒙藏委员会加委并转呈备案。
第七条专员办事处薪俸及办公等费合计每处每月不得逾三千元。
第八条专员办事处与旗政府往复公文，以函行之。
第九条专员办事处办事细则另订之。
第十条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由蒙藏委员会商承军事委员会呈请行政院修正之。
第十一条本规则由蒙藏委员会商承军事委员会拟定后，呈经行政院核准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暂行规则》，阿、额两旗派驻专员各一人，协助旗政府办理关于各该旗地方建设及防务等一切事宜。设立专员办事处，人员最多十人，整个派驻专员之事是蒙藏委员会商承中央军事委员会
进行的。跟王德淦时代比，这一次职务是协助旗政府办理防务，由军事委员会遴选恰当人员担任专员，都显示中央意图是加强阿额两旗的国防能力。
这项专员制度上报行政院，尚未得到实施的时候，由于日本侵华愈加疯狂，行政院7月2日决定这两旗派驻专员改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并已另行订立规则
，专员必须是军人，职责更明确地定在军事防务，以及民众自觉对敌斗争上。
一年以后，民国27年7月因应战争的形势，中央将专员办事处的职责和人数装备更加扩大，
在专员、秘书之外，设立军事股、总务股、实业股，以及保安大队，使得专员的业务扩大到地方生产运输与治安上来，这是战时所必需，人数显然大大增加了。总务股职员办事细则中，看到“苏副官”
就是苏子勤，系管旗章京，苏宝谦、苏宝丰的叔叔。
民国28年7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
修正规则和官佐士兵薪饷给予表：
修正军事委员会派驻阿额两旗军事专员暂行规则（二十八年五月）
第一条 为适应环境需要，特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各设专员一人，协助各该旗办理关于防务、宣传、情报及其他攸关军事、外交之紧急事项。
第二条 原属旗政府经管之蒙旗旗务及地方税收仍由各该旗政府照旧章办理。
第三条 专员任选由军事委员会遴选适当人员委派之。
第四条 专员处理事务，除分别秉承军委会及军政部、蒙藏委员会、外交部外，并应就近受省政府及当地高级军政长官之指导监督。
第五条 专员办事处设左（下）列人员：
（一）副专员一人（上校）
（二）秘书一人（同中校）
（三）办事员四人（同上、中尉）
（四）雇员四人（同少、准尉）
（五）卫士卫兵一班（十二名）
（六）炊事兵二名
（七）公役四名
第六条 副专员、秘书及办事员，由专员遴派呈报军委会加委并分报备案。
第七条 专员办事处经临各费，合计每处每月不得超过二千元，此项经费由财政部按月拨发，如有特殊开支，得专案报请中央核发，余款即作为公积金实报实销。
第八条 专员办事处与旗政府往复公文，以函行之，副专员应副署。
第九条 专员执行职务，必要时得呈请配派军队协助，或拨归指挥。
第十条 专员办事处应将工作情形按月呈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考核。
第十一条 专员因公离职时，得由副专员代行职务。
第十二条 专员办事处办事细则由专员另订呈核。
第十三条 此项专员，如情况不需要时，军事委员会得以命令裁撤之。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专员的职责是防务、宣传、情报及其他攸关军事、外交之紧急事项，人员29名。
军事专员及其办事处在日本投降以后归国防部直属，民国36年5月又因应时局变迁修订了一次军事专员暂行规则和编制，
直到本地和平解放。
军事专员的派驻，使得额旗由边疆穷乡僻壤变成军事外交的重镇，人员、驻军人数多起来，与外界的物资和信息的流动增加了，旗政也起了变化。最突出的方面是，军事边防各方面，旗政府要接受专员领导，杜绝了日本人和喀尔喀蒙古政权的渗透，加强了边防的检查，人民动员起来，使得额旗社会纳入现代中国的主流生活。
额旗军事专员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前述民国26年成功制止了图王向日本叛逃。其后，制订了额旗人民联保条例（1939年9月5日）、额旗商民联保条例（1939年10月4日），民国29年（1940）年1月扣获据称是前红军“残部”四川巴县人朱增木，递解兰州，
民国29年6月抓获外蒙古负有政治任务的来人科吐丁德布，审问后连同携带物品解送酒泉（1940年8月29日）。
以中央发来的宣传品作抗战宣传（1940年1月7日）。民国30年6月，为防止敌奸活动、敌货输入及内地货物资敌，经呈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批准，在额旗境内设立三个检查所（据检查所暂行条例，此时建国营有驻军新十八旅）。
总之阻止了日寇的西进与外蒙古的渗透，对本地人民作了抗日爱国动员。
在派驻军事专员的同时，民国26年8月24日，军事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额旗防守司令部关防正式启用，塔王兼任少将防守司令官。
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防守司令部领导地方军事行动，大大动员了旗内平民参与国家事业。
清代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制度上是一个军事单位，男子在一定年龄里都是兵丁；额旗人口少，更是这样。但清后期长期的太平，信仰佛教沉溺于来生，导致人民散漫，没有军事能力；经过同治八年（1869）西北回民起事者马化龙一支的扫荡，额旗人口更少，没有可供调动的武力。
民国24年，额旗受中央之命建立本旗保安队，
队员40余人，训练两个月，四五个兵丁一组轮流派往边卡与税务所（所谓收草头税）驻防执勤，因为是旗丁，当兵是尽义务，没有军饷，而且同清代一样自备军器。
民国25年，国民政府决定在额旗成立“军事委员会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图王被任命为旗长兼任少将司令，苏宝谦被任命为参谋长。拟订呈报司令部编制人员12名。民国26年8月24日呈报蒙藏委员会启用防守司令关防。
至迟至此日，额旗防守部队正式成立。
上报编制是110名官兵，实际远远低于此数。开始的时候，旗原有的保安队官兵，以及个别的王府卫兵编为防守司令部之下的官兵，共有40名，队长巴音贺什格，队副达什策林。士兵穿着旗自制黄洋布军装，编为四个小队，每队十名，小队长达里格道尔吉、嘎林代、德勒格尔、东如布。接着分两期轮训官兵，每期两个月。士兵无军饷，武器自备，旗政府供应口粮与肉食。夏天，旗政府以旗内征收的100峰骟驼跟宁夏省长马鸿逵换取100支七九式步枪和1万发子弹。后来又派遣人员前往宁夏省办理给养，省政府按防守司令部所报110名军人的编制供应军粮，从高台（地名，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军粮库领取。上级发放夏季军装，还申请过军需费。军官轮流在司令部执勤，领军饷（粮食）。
防守司令部成员：旗长塔旺嘉布兼任少将司令官，参谋长苏斐然，参谋牛顿（旗政府里职务是梅林章京），副官处主任张宏林，副官桑杰、贡古尔扎布，军需处主任达瓦，军需官塔斯木，秘书赛伯英、噶瓦、周仁山。
这是民国27年（1938）的情况。后来兵员一直不足110名编制员额，但一直虚报以多领军饷和装备。次年或者再次年在高台设立军需办事处，张宏林负责；从建国营驻军调来胡瑞生担任专管运输的军需官，德勒格尔、达什策林协助。从民间征集军用骆驼100峰，交给士兵彭次格达尔吉雅家里牧放；但从高台运粮不用这些骆驼，而是另再征用旗民的骆驼和工具。
额旗北边与喀尔喀蒙古接壤，但是外蒙古早已自行非法宣布独立，且已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地区之后，国民政府对红色外蒙古及其交界地带自然要加倍注意，额旗地区在军事上是既要阻止日本人和德王蒙古独立势力的西来，又要阻断额旗与喀尔喀蒙古的往来。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机关在额旗班定陶鲁盖设立一部电台，此地挨近传统南北两旗边界线，军事委员会派驻额旗军事专员命令其防守司令部派兵担任保卫。五名卫兵随电台迁至紧挨边界线的沙堤阿门之后不久，被外蒙古边防军偷袭，电台和人员被掳去。这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塔王十分焦虑，允诺谁能要回电台和人就封官。他命令道尔吉、贡古尔去交涉此事，不久果真要回了电台和人。接着额旗军事专员命令防守司令部在与外蒙交界地带增设哨卡，防范敌方人员进出，但常常有外蒙军事间谍和民众进入额旗，也有先前被掳汉人逃回事件。苏斐然担任司令部参谋长期间，均能严肃处理这类事件，本地区国防得以加强。
为提高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军事能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两旗防守部队军官前赴军事学校受训，民国29年初夏司令官塔王和参谋牛顿亲自把受训军人罗虎等12名送到兰州，然后这些军人转到西安，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学习了三年。民国32年结业之后，均挂排长职务回到本旗，先后受到任用。罗虎、马德宝任司令部参谋，达木丁扎布任十八旅副官，大吉米德任军需官，小吉米德任保安大队长，确吉嘎瓦任副官，贡其格罗对任司令官随从副官，嘎林代、道尔吉任保安大队中队长。民国33年巴音吉日格勒任军需处主任。
民国32年选派扎那、道尔吉拉布登等六人到酒泉，进入特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又转往兰州受训三年。回来后被委任为防守部队中队正副队长，杜古尔则供职于军事专员办事处（地点在老西庙）。通过接受军事委员会安排的训练活动，明显提高了本旗军事人员的素养，加强了防务。
民国34年日本投降以后，塔王带领随从官员嘎瓦、塔斯木、苏宝丰，
应召前往重庆拜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本旗防务。蒋介石听取汇报之后，讲了一些嘉勉的话，给每人赠送左轮手枪一支，当时又给电台一部，美国造十轮卡车两辆。许诺三件事：派遣一名军官担任防守司令部参谋长，协助地方军务；防守部队改编为骑兵大队；旗防务所需武器装备中央如数拨发。
由重庆回来后，旗司令部从民间征用120峰骟驼作为军用，移交防守部队大队长罗虎，组建骑兵大队，申报编制兵员115名，分两个中队，开始在陶尔查、策克（čege）等十处设立边卡营房驻防。
民国35年（1946）春国民政府派遣三名军事官员前来额旗防守司令部任职，徐汉襄任参谋长，王海泉任副官，杜子明任秘书。
经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核准拨给武器装备和军饷，着美式军服，军粮和马料改由建国营军粮库供给，年末军需处从高台迁移至酒泉。这时至和平解放，额旗防守司令部情况是：司令官1名，副司令官1名，秘书处5人，参谋7人，副官处7人，医务室5人，政工室5人，电台4人。骑兵大队军官4人，中队军官6人，士兵呈报为135人，合计180人。实际上官兵不足80人，其余为虚报的，以多领给养装备。
民国34～36年之间，有14名蒙古族官兵陆续投奔外蒙古。据称是“国民党方面对旗保安队中蒙古族官兵的压迫和歧视日益加深”，实情待考。民国37年军队沿边巡逻，与外蒙古军队在呼仁包敏冲突，打死一名外蒙古哨兵。年末参谋长徐汉襄等提拔塔王儿子塔建军（额尔敦格日勒）担任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7日，塔王以额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的身份，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为了迎接新的胜利，为了适应国情，为了促成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早成立，今代表额济纳特别旗全体人民，即日起与广州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衷愿接受北京人民政府领导，请速派员亲临指导，并祝毛主席健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1949年9月额旗解放，防守司令部解散，把旧有军队改编为一支60人的旗保安队，隶属于旗人民政府，指定原军官贡其格罗对、班子、扎那三人负责。这时正有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的属部从东来，哈萨克乌斯满属部由西来，进入额旗地面烧杀劫掠，旗人民政府下令现有保安队和遣散回乡的旧军队人员、青壮年牧民，组织了布防警戒，同乌斯满残匪两次交火，同德、李残部三次交火，一些匪徒投降，另有随同流入额旗的东北地区布里亚特人50余户、200多人自动解除武装，在本旗落户。
1951年保安队整编为解放军额旗保安大队，编制为75人，达瓦任大队长，罗布生任指导员，张施新任会计。旗行政人员定编制为31人，两者合计106人，旗里对这些人实行供给制。1955年保安队改为旗公安大队，隶属于旗公安局，40名，分4个班。
旗保安部队的官员除了三名中央派任军官，其余全是本旗属民子弟。官兵上下，经过训练、战事的长期磨炼，使额旗社会完成了一次政治军事国防观念的洗礼，脱离了本旗民间同时存在的传统佛教的、放牧的社会秩序。
土尔扈特人所在额济纳旗的地理位置如下。它的北边是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外蒙古地区，后者前清末年在俄国人的支持下追求独立，民国13年（1924）红色革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其后它对中国的关系，是看中苏关系的状态，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边境是紧张的。额济纳旗的西侧新疆，也是苏联人政治军事影响下多事的边疆地区。额旗东边则是德王闹独立自治的绥远省直到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地区，日本人意图是从长城地带非汉民族地区包抄抗日后方和进攻苏联。因此额旗清末以来一直是一个边疆的军事空间。
额旗属下人民人口极少，很多青年抽调上来参加保安队，固然依旧过着封建制度之下分散牧业、信奉西藏佛教的生活，但在日本人侵占东北之后，日本人主动从绥远方向渗透进来，德王的自治独立运动的鼓动，引起额旗蒙古人心理上的改变。眼看着中国的衰弱，旗札萨克开始想效仿伪满和德王，投靠日本，对中国离心离德。日本侵略者是从东往西推进的，
实际上西北地区成了中国的后方，中央军政领袖了解到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地理上的重要性，于是命令建立本旗的保卫部队，又派驻军事专员公署，本旗急剧地成为一个军事化的危险的社会空间，旗政、人口构成、交通通信、外部联系全部快速改变了，成为沙漠军事关隘地区，渐渐脱去蒙旗固有的封闭游牧特点。
[1]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弘文堂书房1935年版），第308～438页；李毓澍：《蒙事论丛》（台北，自刊本1990年版），第255～333页。C.R.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9），pp.18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