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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迥异于西方，社会价值观尤其是权利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也不具备欧美国家尤其是北美族际关系环境，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仍然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绝非偶然，这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后，国家就以王朝的形式存在（是典型的王朝国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国并没有内生地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形成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演变，在中国广阔的疆域内出现了众多的族类群体，但这些族类群体与现代意义的民族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在王朝国家的框架之内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朝着一体化的方向演化。王朝国家走向终结的时候，由诸多族类群体凝聚而成的一个庞大民族实体已经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将西方的民族概念引入了中国。为适应已初具雏形的庞大民族实体，以及虽然逐渐凝聚成为新的更大的民族实体却仍保持相当独立性的各种族类群体对族称的迫切需求，梁启超创制了“中华民族”与“国内诸族”这样两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促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现代民族。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民族构建进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构建，为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造就了国家主体，即国族，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并最终建立了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各民族的构建，使历史文化性质的多种族类群体成为56个民族，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在新的民族国家中，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单位尤其是少数民族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维护少数民族权益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逐渐形成。这样的理论和政策，又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的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同时也塑造了重视少数民族权益的政治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逐渐打开。随着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赫然显现。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以及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的落后境地，让一些中国人“迷信”西方。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于一般社会生活领域，也出现于思想领域和知识界。那些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不仅对于西方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十分新颖和富有启发性，对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触及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迷茫、渴望对其做出合理解释的柔软的内心，也促成了一些国人对西方知识、学术和思想的盲目相信。在理论资源、学术资源匮乏以及学界和知识分子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缺失的情况下，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便成为时髦。“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几乎都成了‘留学生’，要么亲自到美国读书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生，要么潜心研读外来作品而成为‘精神上’的留学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知识和思想很容易被不加选择地全盘接收。
在现代化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并迅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复杂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被激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并更加复杂，少数民族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行动日渐凸显。这样的现实催生了对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进行解释的理论需求。在此条件下，引入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并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式来探索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成为民族问题研究和相关理论回应现实的重要方式。而且，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刚形成完整的体系，传播的势头很猛，对西方社会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校正的功能正在彰显，其所包含的负面影响却尚未显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族群政治研究迅速兴起并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的族群政治研究把西方理论中的“族群”概念转变为“民族”，而且更多关注族际关系和族际关系的调整，因而常常以“族际政治”来冠名。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调整，总体上是提升少数民族的权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保障和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取向，就是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自然对西方的族群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甚至以欣喜的态度来拥抱这一新的理论，不仅积极地将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介绍到中国，并主张按照西方族群政治理论来开展族群政治或族际政治研究。按照这样的要求，“族际政治研究把民族作为各种利益载体和单位，承认群体的存在，承认群体的差异，承认个人对群体的认同和归依心理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能量，探讨群体沟通和群体权利保障，把保障民族政治权利提高到与尊重公民政治权利和党派政治权利同等的地位，给予个人政治权利、党派政治权利和民族政治权利同样的尊重关注。”
在具体的族际政治研究中，他们不满足于现行政治体制给予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实现“族际政治民主”，使“各民族在政治平等和权利共享的前提下分享国家的公共权力”
，并对少数民族权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保障概念”
，“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不能只是限于自治权，还应包括共治权”，从而实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进一步扩展和提升”
。
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用差异政治、身份政治的理论来阐述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他们提出：“承认并不是政治行为的终点。在承认的背后，还需要相应的协调和处理差异的政治行为。这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创造对族裔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对差异的尊重。”
要求“在承认构成多民族国家的所有民族都是国家权力主体、拥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前提下，针对多民族存在的情况进行特殊的政治设计，制定一套符合多民族社会特殊要求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程序”，并认为这样的“制度性的安排”是对“多数原则基础上的传统民主手段的改造和超越”，须能满足“少数民族由于自我意识的增长而提出的集体权利要求”。
从总体上看，主张在中国实行身份政治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的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以及承认和尊重族群权利的要求，他们还要求调整国家的宪政体制，构建起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机制。
此外，在西方族群政治理论广泛传播的条件下，国内也有学者以一种学术化的方式来对待在国内盛行已久的族际政治理论，主张把西方的族群政治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来加以借鉴和利用，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对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做出更为恰当的解释。但是，没有必要照搬西方族群政治理论中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观，也没有必要将体现西方政治权利价值观的权利秩序架构搬到中国，而是要以新的视角来构建中国自己的解释理论。笔者就曾提出：“对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盲目推崇的态度并不可取。科学的态度是，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剥离其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体制的价值诉求，将族际政治转变为一个描述多民族国家族际的政治互动，分析族际政治关系的概念，即将其转变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转变成一个有效的概念工具，以弥补现有政治学、民族学在相关研究中概念工具的不足。”
上述情形表明，族群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在具体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杈：一杈是全面地接受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并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阐述在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要求在中国实行族群政治理论，强化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进而构建维护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机制，而且，他们还常常以少数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表观点或意见，要求对现有的制度按照族群政治或族际政治理论的要求进行改造。从总体上看，“这些学者通常转述西方的理论，而不是直接对理论作出贡献”
。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就是西方族群政治理论的翻版。另一杈是把族群政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研究范式，对中国的族际关系以及其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分析和论述，强调国家的立场和整体利益，要求根据中国的经验以及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智慧，以及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也包括苏联解体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的族际关系，构建了族际政治整合概念并开展相关的研究。
很显然，两种族际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研究路径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常常被称为族际政治理论，后者则被称为族际政治整合理论。
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尤其是在族际关系问题上几乎一边倒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西方族群政治理论来论述少数民族权利差异、提升和维护问题，既能满足权利意识日渐突出的少数民族的期待并得到他们的拥护，也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而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因此，族际政治理论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
以西方族群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族际政治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被学界和学者所接受，也得到各民族精英的支持，并在民族意识增强以及民族意识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身也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中国族际政治理论的兴起，在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增添了新的因素，犹如播种下了新种子，增加了新的变量，从而使中国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首先，在原有的民族政策理论中添加了阐释方式，形成了以差异政治理论来论述民族权益的路径，改变了传统的民族问题的认知方式，从而使民族政策理论更加复杂；其次，族际政治理论激发和促进了各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理论化，改变了传统的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现实又反过来影响到现实的民族关系，从而使民族关系更加复杂；最后，使各民族精英的思想更加复杂，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论述本民族利益诉求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