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先民有着漫长的迁徙历史,这一段历史对纳西族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迁徙也是伴随着与水的关系不断展开。
关于纳西族的族源,较为多见的说法是“羌源说”,认为纳西族源于古羌人的一支。方国瑜先生对纳西族的族源以及迁徙有过这样的论述:“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 但是通过现今对纳西族迁徙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纳西族族源问题,我们认为“三源说”能够更客观地反映纳西族群体的形成。“根据现有的文献以及考古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初步推断纳西族先民大致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源于今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黄河流域和湟水流域一带的古羌人。这些游牧的羌人先是向南迁徙到岷江上游,又逐渐向西南迁徙至四川省西部的雅砻江及安宁河流域,再继续西迁至云南境内的金沙江上游沿岸一带及丽江等地,最后便在这一带定居了下来。另一部分则系古代我国西南民族中称之为‘旄牛夷’‘白狼夷’的夷人族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而渐成为纳西族先民中重要的一支。还有一部分便是较早时期就居住在当今云南省丽江县一带的土著居民,由于这部分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一地区,当为纳西族先民人口较多的部分。”
现今对于纳西族迁徙路线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各种考古、史料考证的方法溯源推论,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东巴经书中送魂路线的研究考证来反向追溯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和历程。对迁徙路线的细节探析,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迁徙历史的存在是肯定的,而且也认识到迁徙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多次迁徙并经历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迁徙的大方向,也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认为纳西族先民由北(西北)向南(西南)迁徙,并且在路途中皆是顺水而徙,沿途靠山靠水而居,最后到达丽江并长久聚居。在纳西族先民的迁徙历程中,诸如金沙江、无量河等由北向南奔流的大江大河给先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而形成“南”与“北”的方向感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他们以“水头”和“水尾”来表达和辨识对南北的认知,“水头”为“南方”,写作“ ”,“水尾”为“北方”,写作“ ”,二者合一即为“水”,写作“ ”。
纳西族的迁徙经历了漫长的空间历程和岁月,在东巴经书《迁徙记》中,记载了迁徙途中暂居的详细地名,“从恒英玉水河上游迁徙,来到恒英玉水河下游;从高地烂泥塘迁徙,来到高地涉水坡;从东渡口(金沙江)迁徙,来得夏渡口;从盘又打鼓(丽江县大具)迁徙,来到三道湾;从黑水迁徙,来到白水河;从三思渠村迁徙,来到塔本甸(祭祖台);从白沙迁徙,来到龙泉村,最后来到英古地(丽江)”, 这些暂居地的选择,多半是傍山或伴水而居。在迁徙的过程中,伴随的是纳西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尤其是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从游牧、采猎、刀耕火种到初步的锄耕农业,对水的依赖逐渐增强,加之民众生活也离不开水,故而选择暂居地的时候,水成为重要的考量指标。
纳西族先民在迁徙中对水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人死之后举行的送魂仪式中,明确地表示亡人灵魂要到达祖先故地,势必经过一条大河,同时,在纳西人的葬礼中,也为亡灵顺利渡过这条大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根据对鲁甸公社(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鲁甸乡)村民葬礼的调查记载:
人将断气时,孝子(如儿子不在家,由近亲)往死者口中放“含口”,“含口”是一个小红纸包,内放大米9粒(女性死者放7粒)、碎茶叶和银屑(从银器或银首饰上刮下一点粉末)少许,先分成三小包,再用红纸将3个小包包在一起。在放含口时,由族内长辈告诉死者三代祖先的名字,并嘱咐死者如何使用这3小包含口。大意是说,第一包作渡船的船费。在去阴间的路上,有一条大江阻隔,需乘坐船只才能过江,乘至江心时,拿一包做船费,付给船夫,否则会被丢在江中而不能超生。第二包送给守卫阎王殿的两个大将。过江以后到达阎王殿,殿前有两个威武而又吓人的将官手执兵器守卫着宫殿,对每一个进阎王殿的死者都要严厉盘查审问,给予刁难,第二包需送给这两个大将。第三包是带给死者三代祖先的。
这充分表明了纳西族先民在迁徙中顺水迁徙、渡过大江大河的事实经验已经印刻至其心理经验中,从而在死者魂归祖先的另一个世界的象征空间中,水成为不可或缺的意象,也是生界与死界的区隔,同时,能否顺利渡过水(大江)也成为能否顺利进入死后世界回归祖先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