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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的绪论里，曼恩交代他读到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突兀起句给予了他的方法论启发。随后，曼恩一路追踪包括动物在内的新旧世界物种如何跟随欧洲殖民者的足迹传播扩张到地球最偏僻的角落，并造成一系列环境后效和文化反应。同样地，受曼恩的启发，尤其是他的点题之句“我的花园里有世界各地的植物，……”的启发，笔者开始以全球植物交换史的眼光细察桉树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注意到当代云南诗人于坚和浙江诗人李浔笔下的桉树。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两人的桉树书写发生于生态争议漩涡时期，公众的生态焦虑却像桉树皮一样自动从他们的文本脱落。笔者不由得思考个人创作是不是必然地与新历史学家强调的“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发生意识形态交换？研究过程中收集的文献牵引笔者思考更大的问题，比如，进入中国120年的澳桉，为什么只在生态利弊争议话语体系里起伏，或止步于祁述雄主编的《中国桉树》这种专业而孤立的技术总结里，却从未进入中国环境史、社会文化史学家的视野，像人类学家敏茨（Mintz）的“土豆”、史学家贝克特（Beckert）的“棉花”一样，显露出历史主演之一的浩大的文化影响？凡此种种，值得笔者继续追踪下去。
[1] 有关中国桉树逐年超速扩种的数据，笔者参考了王震洪等《我国桉树林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探讨》，《生态学杂志》1998年第17期；Yang Minsheng，“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Eucalyptus Plantation in China ，”in J.W.Turnbull（ed.）， Eucalypts in Asia， Clarus Design Pty Ltd，Canberra，2003，p.8；谢耀坚：《中国桉树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战略初探》，《世界林业研究》2003年第5期；《桉树喊冤：密植快砍才是病根》，《羊城晚报》2015年5月18日，第A07版；《桉树：生态的杀手还是卫士？》，《经济日报》2016年2月1日，第12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查询的桉树种植面积，属于“不完全统计”，围绕“限桉”“禁桉”的激烈争议和利益博弈必然影响统计的真实性。
[2] 这一概念来自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 书名，描述生态扩张的现象：在哥伦布之后，亿万年来互相分离的生态系统开始相遇融合。
[3] Woon Young Chun of Amherst，“ Forestry in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Jan，1911，p.274.
[4] Robin W.Doughty， The Eucalyptus： A Natur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Gum Tre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X.
[5] Robin W.Doughty， The Eucalyptus： A Natur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Gum Tree， p.xi.
[6] 转引自Robert L.Santos， The Eucalyptus of California： Seeds of Good or Seeds of Evil， Denair，California： Alley-Cass Publications，1997，p.14。
[7] Murry Bail， Eucalyptus， Melbourne： Th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VIC，1999，p.32.
[8] Charles Watkins， Trees，Woods and Forests：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2014，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