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树、林及森林：一部社会文化史》（ Trees，Woods and Forests：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一书中，乡村地理教授查尔斯·沃金斯（Charles Watkins）写道：“树木和树林的寿命常常超过人，予人秩序、连续和安全的感觉。” ^[8]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文化语境里，人们一般是从本土树木、本土树木构成的林地或森林获取这种“秩序、连续和安全”的感觉。所谓杨柳依依，人世无常，但只要祖国白桦林、故乡菩提街、老村古槐树、故居十二棵橡树还在，个人或集体的记忆就有可靠的凭依，失去的时间就可以复得。

然而，一旦涉及外来植物，特别是澳桉这种兼具环境“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入侵性的优势树种，公众的感知会因人（或族群）而异、因时而异，这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有时“几乎深不可测”（almost unfathomable，沃金斯语）。尽管如此，看似歧见丛生的公众感知里，“异”在何处还是清晰可辨：作为经济作物（tree crop）的速生澳桉连片成海，而“成排、成行、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桉树林” 正是生态美学家、艺术家甚至公众厌恶的绿色沙漠，毕竟大自然从不拉直线。此外，急功近利的大林场业主和桉农，3～5年就会轮伐一次桉树，留下大片残桩，呈现出令人恐怖的景象。 然而，一旦澳桉树龄超过10年，再与其他林木杂错交织，出现在缓坡、丘陵、水滨，则优雅之美流露无遗，它就是植物学家、园艺师、艺术家、文学家为之迷醉的观赏树和风景林。晚清时期供职于宜昌、蒙自等地中国海关的爱尔兰植物猎人——奥古斯汀·亨利 ，遍阅北美、中国南方奇树异花，就对澳桉的“风致”（attractive features）赞美不已。毫不奇怪，在西方，桉属树种特有的“轮廓”、“肌理”、“叶型”和“气味”是景观设计师和园艺师特别青睐的“风景元素”。不少大地艺术杰作，如以葡萄园而著称的加州纳帕谷，桉林是当地的主要植物群落，叶片微微闪着银光在风中翻飞，挥发出的薄荷香味萦绕其间，构成清晰可辨的地景和清新可嗅的气味景观（smellscape）。

所以，1896年开始引入蓝桉（blue gum）到昆明 ，到了抗战时期，“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沈从文语）随处可见于滇池、翠湖、龙头村、北门坡、唐家花园、金殿后山等处。作为“植物界最高的树”（冯至语），昆明人俗称“洋草果树”，别名“灰柳树”的蓝桉木秀于林，一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出镜最高的柳树 ，不仅衬托出昆明漾碧环翠的风景气质，而且成为一代学者和作家的诗情哲思的酵素。这一时期流寓边城的北方学者和作家，如康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林徽因等，他们的昆明叙事和抒情与澳桉密切交织，以澳桉审美为中心的书写渐趋一派。通览以尤加利树（或桉树）为主题的咏物诗文、涉及澳桉的游记、日记、通信等散文创作，甚至林学研究论文，笔者发现，虽然不同作者笔下，同一种蓝桉撩起不同强度的情感（从感伤到崇高）和不同文统的联想（从美人到上帝），但依然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特征：仔细地观察澳桉的自然特征（physical features），精确地描摹它的生境和美学效果。笔者将这一特征称之为对植物学的热情（enthusiasm for botany）。因为这种对植物学的热情，沈从文等人自觉或下意识地成为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D.H.劳伦斯那样的“植物学家诗人（the poet as botanist）”，将求真的植物学与唯美的艺术结合起来。

丰富斑斓的中国植物文学，有很大部分取材于外来植物，如安石榴和印度菩提。晚清来华的澳桉自然也会吸引文人墨客的注意。据笔者考证，第一首有据可查的咏桉诗 应该是笔名为“浩”的作者于1935年发表在《外部周刊》上的古体诗《桉树歌赠筱珍》。虽然这首诗状物疏空，意蕴平平，但是林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作者推销澳桉的经济价值媲珍“龙脑沉檀”，贵超“椰子槟榔”，是优良的绿化树（“此邦荒壤可为林，种子更求菰米黑”）并点明西湖桉树的来历：“邵子昔年海外归，数株手种西湖侧。” 可以说，这首诗相当于韵体的《劝种桉树》。

最早传达植物的实用价值和艺术美且又扣合昆明澳桉的书写应该出自林学家康瀚。1939年，康瀚发表了一篇造林论文《桉树：云南林业之新富源》。他特辟一节“桉树的自然美”专论桉树的景观价值和如画美林景效果：

自昆明城，出小西门，沿大观马路，两旁树木森林，叶茂荫浓，策蹇驰骋，清风徐来，田畴广芜，沟渠萦回，小舟容与，西山在望，往来期间，诚足以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也。此种迷人之风景，虽天然之佳山水，故占首要之位置，而人工点缀之树木，实为之生色不少也。

在两旁翠葱茏之树木中，除昆明习见栽培以护堤之柏木外，有树杂生其间，躯干挺拔，长身玉立，叶条缠长，酷似杨柳，临风婀娜多姿，嫩枝含霜，如敷薄粉，揉叶闻香，味同兰麝，外皮若服罗裳，有健康美，富妩媚姿，仿佛西方美人，此是何树？即本文所欲讨论之桉树。

造林与造园本为姊妹学科，而园林又是贯通诗画的立体艺术。因此，作为林学家的康瀚走笔至此，脱下论文逻辑和论证的紧身衣，转用山水画家游动的目光勾画烽火之外的滇池，一处乱世的大地艺术，远山、中水、近林，又以景观设计师的空间感再现堤岸林地（wood）的尺度、比例和节奏，林木葱茏，柏桉杂生，叶茂荫浓，再以植物画家的严谨敷陈澳桉的生物学特征。一节“桉树的自然美”与其说这是隐于科学论文中的“澳桉赋”，不如说这是堪与《瓦尔登湖》某些章节对读的自然写作，更是一节植景设计（design with plants）范例介绍，濒水而植，长身玉立的澳桉与盘曲苍虬的中国柏树交相辉映，美在线条对比，色彩互补，层次错落。这一点，恰好是19世纪英国风景园林的一个“秘诀”：将东方植物混交间种于英国本地树丛之中。

在不足250字的“澳桉赋”里，康瀚遣词造句，无不带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暗记，结句笔锋一转，却将澳桉比喻有健康美的西方美人，留给读者联想的空间。果然，60年后，云南诗人于坚将这一比喻进一步性别化为性感情人：“哦/贴着那光滑的腹区/我听得见/青色的溪水在黑暗的胴体中流淌/我的赤条条地沐浴在光辉中的女人/……”

没有资料证明于坚读过隐于民国旧刊的康文，更没资料证明康文可能影响到另外几位写到桉树的作家。不过，即使他们先后、分别、独立书写，彼此的“共性”还是有迹可循：无论是林学家还是艺术家，都力图使“植物种属的属性（attributes）变成表达的元素”（罗斯金语）。

同样写于1939年，朱自清的《蒙自杂记》记叙了远离昆明的蒙自的日常风景的高光部分，即南湖桉堤，旁证澳桉固堤防风的优点已在云南广被利用。较之康文，朱文细节略逊：“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象惯于拂水的垂杨。” 耐人寻味的是，滇池桉堤令造林专家康瀚想到：天然山水也需人工林点缀；南湖桉堤却让散文家朱自清幽起故园之思：暂把蓝桉认作自辽以来就主导北平植景的柳树。实际上，中国柳树一如澳桉，用途甚广，易栽易生，伐而复萌，千百年来广植于大江南北水边路侧。“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雍裕之），“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杨万里）。这是中国城乡战前的寻常植景，而朱自清念兹在兹的北平什刹海，就有“柳堤春晓”之名胜，当时已陷日寇之手。笔者认为这才是故园之思的留白。

朱自清状物抒情，素来绵密，但写到桉树，却简笔化之。也许，把澳桉比作国树之一垂柳，自然就需省些笔墨。毕竟，我们的古典文学里存储了太多柳树的意象、象征和神话，一般读者会被联想的惯性拖进经典宝库，此柳彼柳，会心之处俯拾即是。

不过，转入下段，朱自清笔锋一跳，单挑澳桉与建筑的关系来描述。晚清留下来的蒙自海关前，“高大的尤加利”和“软软的绿草”搭配出这个紧邻法国前殖民地的边陲小城“浓得化不开”的异国情调，而这异国情调，确言之，就是澳洲风情。熟读麦卡洛《荆棘鸟》的读者应该记得书中的描述，在干旱燥热的德罗海达牧场府邸前，一排树干浅白高达70英尺的魔鬼桉（ghost gum tree），遮住了楼房，挡住无情的阳光。而蒙自干热的气候也特别适合并需要长于遮阴的澳桉。19世纪末期，设计小城寥寥可数的公共建筑（海关、领事馆、火车站等）和公共空间（南湖公园）的人一定充分考虑了澳桉的实用美学价值。

略使笔者遗憾的是，朱自清在小而美的蒙自借居5个月，熟悉并欣赏它的日常“静味”，却没前瞻性地意识到，远离战火的蒙自风景“绝非意味着稳定和传统，而是人类过去的漫游和交换的生物学记录”。 朱自清写进《蒙自杂记》里的澳桉、杧果、叶子花，和没写的蒙自名产石榴、番石榴、柠檬、红薯都是外来植物，或者外来的改良品种，如越南木瓜。

能与康瀚一较专精的要算沈从文。自幼生活在以植被多样性著称的湘西山地，一如英国乡村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沈从文无师自通地积累了丰富的植物学知识——他的虎耳草已如华兹华斯的黄水仙成为著名的文学植物。他自谦认识的“几十种树木”就包括昆明澳桉。同样写于1939年，沈从文的《昆明冬景》开头就锁定澳桉常青的生物特征，而这一特征更加突出昆明四季如春的物候：

新居移上了高处，名叫北门坡，从小晒台上可望见北门门楼上用虞世南体写的“望京楼”的匾额。上面常有武装同志向下望，过路人马多，可减去不少寂寞。住屋前面是个大敞坪，敞坪一角有杂树一林。尤加利树瘦而长，翠色带银的叶子，在微风中荡摇，如一面一面丝绸旗帜，被某种力量裹成一束，想展开，无形中受着某种束缚，无从展开。

沈从文一定仔细地观察过澳桉树叶革质蜡光和摇动的姿态，印象深刻，以至于9年之后，在《怀昆明》（1946年）一文中，他继续写道：“院子是个小小土坪，点缀有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两株，二十丈高摇摇树身，细小叶片在微风中绿浪翻银……” 从蔡锷故居的萧条和同街唐家花园“美轮美色”的鲜明对比延及推翻帝制的历史和两位护国英雄的命运。

如前所说，桉属树种的一大景观元素在于它的叶态（foliage），蓝桉就被列为优良观叶植物。历史悠久的昆明北门街有两处名人住宅，蔡锷旧居和唐继尧府邸都植有蓝桉，先后分别进入沈从文和林徽因的书写。凑巧的是，沈从文是在1938年初抵昆明租住蔡锷旧居，“老式的一楼一底”（沈从文语），林徽因则是在1946年重返昆明客居唐家花园，昆明最大的私家园林。两处蓝桉都有些年头，风姿足观。特别是西式风格的唐园，澳桉、日本樱花、云南茶花、兰菊等混交间种的花境更是冠绝西南诸省。更凑巧的是，作为林徽因沙龙常客又有文字图绘天赋 的沈从文和林徽因的赏桉趣味相当接近。不同于康瀚、朱自清（他们的澳桉描写兼顾它的生境、混交桉林的美感和实用效果），沈从文、林徽因则侧重孤桉的细部特征和神韵，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受到西方18、19世纪以孤树为表现对象的风景画影响。

来看林徽因“图绘”给汉学家费慰梅的唐园澳桉：“……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

建筑师林徽因也是室内设计高手。罹患肺结核，静卧养病的她一定长久地观察着天花板上桉树枝丫的光影变化。无论是沈从文发现的“翠色带银”还是令林徽因迷醉的“幻觉般……缓缓移动的影子”，都指向观叶植物桉树神秘的特质。云南高亮度的亚热带阳光就像舞台设计师克雷擅长控制的灯光，把桉树枝的半透明、飘忽、似有若无展现得介于实存与幻影之间。参看书信原文“splashes of faint moving shadows”，似译“虚影浮动溅光”更佳。根据笔者对林徽因装饰趣味的观察，她是一个没来得及达成（achieved）的现代主义装置艺术家。

至此，笔者可以总结如下。以上四位的澳桉描写，各有植物学侧重，也各怀桉外之意：康瀚的田园牧歌、朱自清的故园之思、沈从文的历史观察和林徽因的虚灵（illusive）美学。然而，真正将澳桉升华到宗教地位，且与西方神话中“世界之树”产生呼应的则是冯至的《尤加利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冯至的这首十四行诗，历来多有方家各抒己见，现有成果甚至可以单列出冯至研究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还有新的空间潜藏在宗教植物学和德国植物哲学交叠之处留待“启封”。最重要的是，作为外来植物的澳桉，先于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实现之前，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美的一笔财富。 VBaXzmg4d9lhPUC/2quv4SJusF9yxJT4lv/L2q4lpjTa8Y0ruBVNL6dpEmoKb/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