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即使最坚定的“挺桉派”，中国桉树产业技术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谢耀坚教授也提到单一澳桉纯林的缺陷：“与其他的人工林一样，桉树人工林是一种人类直接干预和创造的森林生态系统……其物种多样性、生态稳定性差一些，总体生态功能弱一些。” 然而，“差一些”“弱一些”已经说明集约化纯林（plantation）与传统意义的原生森林（old-growth forest）的本质区别——人工生态体系的同质性与自然有机体的多样性。前一种看起来像是森林，“但是生态学家可能不会这样称呼它” ，后一种意味着乔木、灌木、藤、草参差百态，走兽、飞鸟、昆虫物竞自由的“林景”：文明从其诞生，诗歌从其萌发，哲学受其庇荫。

因此，原生森林不仅关乎一地一国之民的生活资料（食物、燃料、建筑用材、药物等），而且作用于集体意识、民族性格、文化认同等的塑造。也因此，从东方到西方，一国特有树种、特别林地（特指林区）往往被列入“国家文物”，而其他国家也将其视作是该国的文化渊薮和民族象征。这一方面的史料和分析，在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的第一部分“木（Wood）”中俯拾即是。例如，在德国，自中世纪以降，橡树神话、橡林崇拜和黑森林浪漫化就和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盘根错节为迷人而危险的民族植物史：“……德国的森林不只是一种经济资源，在某种神秘、不可确知的方面，它们就是‘德国之所以是德国的东西。’” 毫不奇怪，面对森林，哪怕是标明“木材储备，纸浆来源”的商业桉林，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审美状态，超越经济价值的计算（比如树龄5年的桉树每亩可得多少政府补贴，收入多少）。悖谬的是，在如此倚重人造桉林的中国，目前为止，近千篇相关论文中只有几篇稍稍涉及桉林的景观价值和美学维度，由此可见，在当代很多林业学者的思考体系里，林业与美学处于隔离甚至对立状态，以至于个别学者怀疑“倒桉”言论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审美效果” 。

终于有人提到了桉树的审美价值，尽管是以质疑的态度。但是悖谬再次出现：被当作观赏植物引入中国的澳桉随其经济价值上扬，面积激增，逐渐成为大煞本土风景的杀手。

广西桉树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业内素有“世界桉树看中国，中国桉树看广西”之说，因而桉林环境后效在广西最为明显，生态论战的多方都会采用广西案例，如中国林学会2016年发表的《桉树科学发展问题调研报告》。经过梳理散见于广西地方贴吧、论坛和个人公众号等的关联话题，笔者发现，在依赖桉树经济的林农或村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已超越政策因素和经济盈亏的考量，不仅具有清晰定位的环保诉求，还有一定的美学感知：他们回忆童年与森林的密切关系，对林景四季变化的细微感知，流露出失去原生林的感伤：

从前我们周围的山上全是原生竹林、松树林，松树普遍直径都有一米左右。山清水秀的。一年四季山里的溪流从未断过水，山上的小路都是湿漉漉的冒着水，随便看到的小洞都能抠出小螃蟹来。六七年前政府把山承包给外地人后，把山上的树全砍光了，看着一车车那树干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树被砍掉运走不知道多心痛，树砍完了一把火烧山后全种了桉树。到现在溪水断流了，村前美丽的河也干涸了。

广西自从大面积种植桉树，在桉树种植区，古树、清泉、山花、野果等森林带给人们的人文情怀已经被彻底消灭，即使现在开始全面铲除桉树，有数代人也只能通过书本和影视作品了解森林的作用和美丽。

也有逆向而行的个案。如容县寻阳村拒绝炼山种桉，拒绝“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砍个精光，然后开发种植速生桉”，坚持不懈保护自己的乡土古树：榕、楠、松、格木、橄榄树等，“使这里的山林从未受到所谓的开发和毁坏，一年四季苍翠欲滴……成为容县保护得最好的原生态林区和令人向往的乡村生态游景点。”

网友的感受和寻阳村民的自发行为典型地呼应了历史上一次次“乡土植物VS外来植物”的美学战争。每当外来树种压倒乡土树种，哪怕它已完全适应移入地的气候和土壤，嵌入本地环境之中，依然会引起当地人的美学不适和感情疏离。例如，19世纪末期，为了重新绿化滥伐森林遗留的童山秃坡，英国林业部门在湖区、苏格兰高地大量引种速生耐寒的日本落叶松（Japaness larch），急剧甚至不可逆地改变了这一区域的景观。当全球游客来到如画的英国湖区时，几乎无人能识别由暗绿的针叶松林、青翠的牧场、绚丽的杜鹃灌木丛构成的英伦乡村风景中的东方元素 ，当地人和环保人士则认为落叶松弱化了湖区特有的英国气质，“破坏了神圣的国家遗产”，遂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保卫英格兰树”（Save England's Trees）组织，发起一系列恢复本土阔叶树的请愿活动。

无独有偶，美国澳桉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民众也曾动议清除澳桉。19世纪中期，加州人引种澳桉的动机与吴宗濂《桉谱》所宣传的如出一辙：解决木荒，提供燃料，降低疟疾等。因高度适应当地生境，1927年，“入籍”半个世纪的澳桉被《洛杉矶时报》宣布为“比许多本土树种更能代表加州”。即使如此，本土树种热爱者认为澳桉的“入侵性”（invasiveness）抑制其他本地树种的发展，遮蔽了本地植被原貌。

这里，再次出现一个悖谬：19世纪美国的西部开发，包括加州淘金热与大规模滥伐加州原始森林相伴相生。及至19世纪中期，当澳洲农民坐着蓝桉甲板的船只来加州拓垦时，他们发现，憧憬的应许之地已经变成无树的荒凉（bleak）之州，仅在少许砍伐不便的山地还残留一点当地的橡树、杨柳、月桂树丛。自然而然地，速生易栽的澳桉很快就遍植荒山海滨，最终演进为加州的主导性林景。1904年，美国农林学家Alfred McClatchie（1861—1906）写道：“没有尤加利，加州会完全不一样。一旦把它们从加州抹掉，市民就会明白它们存在的意义。没有它们（正是它们使得风景多变柔和起来），加州风景一定显得单调和乏味（monotonous and unattractive）……” ^[6]

百年之后，随着澳桉人工林生态弊端渐渐显露，加州人的感知也发生了分化。对部分加州人来说，澳桉犹如新写在旧羊皮纸卷上的故事，擦写替换了记忆深处的本土红杉、橡树、杨柳等，但在澳洲移民眼里，高耸（lofty）而庄严的（majestic）尤加利使故乡“栩栩可见”，童年歌谣“桉树上的笑翠鸟kookaburra in the gum tree”隐约可闻，慰藉着他们的乡愁。澳桉与澳大利亚乡愁的同构关系在两部著名的澳大利亚小说《荆棘鸟》和《桉树》（Eucalyptus） 中有生动的体现。

同一片土地上的澳桉引发截然不同的感知，就像一个错综无解的悖谬：“这些桉树很美，味道好闻，它们是猛禽栖息地，能够防止滑坡，但就是有些人，因为审美理由（for aesthetic reasons）不喜欢桉树。” 默里·鲍尔在其小说《桉树》里的一段议论也许能更生动地解释这种“不喜欢”：“太多的澳桉输出到世界各地，长大成材，挺拔醒目，污染了当地风景的‘纯粹（purity）’。一眼望去，意大利、葡萄牙、印度北方、加州的夏景与经典的澳大利亚风景毫无二致。再细细一看，就能感觉它们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仿佛在苏格兰或塔斯马尼亚看见长颈鹿。” ^[7]

无解的悖谬同样困扰着昆明市。2012年，生态争议达到峰值，昆明市五华区砍掉100多棵澳桉和澳洲银桦，“配合着目前正在进行的翠湖环路景观提升整治工程，替代逝去桉树、银桦树的将是滇朴、栾树、喜树、桂花、山茶、樱花等本地树种。” 这一行动引出的网友热议 与一些桉农和生态学者的反应南辕北辙，启人思考：谁的桉树？谁的记忆？谁的美感？ gk7LIWthjgpfrr6u5FERtODazZnQRdf9zOrn+QZsXOb9vIHFIJAE6vtjLBLzPx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