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澳桉的“生态扩张”始于19世纪初，但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进入高速甚至失控的发展状态。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剧增、原始森林剧减，许多国家不得不选择集约高产的人造纯林来解决日趋严重的“木材危机”。桉树成为造林首选，并被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列为战略树种。对于澳桉的全球扩张路线、范围、功用，地理与环境教授Robin W.Doughty 在其开拓性专著《尤加利：黏胶树的自然商业史》（ The Eucalyptus： A Natur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Gum Tree ）中做了清晰而有画面感的描述：

当今，桉属到处发荣滋蔓，马赛克一般镶入新旧世界环境之中（a mosaic of environments），从海平面到海拔1000米的高山。桉树种植园、桉树森林、桉树林地、桉树墙篱、城市街区林荫大道占据了数以千万公顷的土地。桉树固定海岸和运河堤坝，美化庄园、公园、游乐园，屏护农田和果园。 ^[4]

这幅大到1000多万公顷的环境马赛克中包括中国的460多万公顷，分别由（不完全统计）广西3000万亩、广东1650万亩、云南400万亩、福建350万亩等构成。

如果数字是抽象的，那么媒体的描述、图像，民众的口述，自媒体的表达等也许能将数据“可视化”为浩大的暗绿林景、单一的桉树海洋：

“十一五”期末，广西桉树面积发展到2480万亩，占全区人工商品林面积30.5%，相当于每个广西人拥有半亩桉树。

10日上午，记者沿水官高速出关，高速路两边时而可见成片桉树林，灰绿色树叶成片、分布成型，与周边树木形成强烈对比。桉树枝叶主要集中在树顶，如帽子状，下面是光秃秃的树干，呈现白黄色。一棵20米高的桉树，树帽长占四五米，树干达到十五六米。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高明、三水等地，原产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在佛山正“疯狂”生长。林业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佛山桉树纯林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市林业用地面积的四成。

细读纸媒和互联网相关描述，就会发现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曾被吴宗濂视为“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的澳桉经过提速推广和大规模扩张之后，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全球环境史经典而反讽的剧情：

番薯，和另一种美洲迁入物种玉米一样，的确帮助中国走出了灾荒。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另一次灾难。传统的中国农业主要关注水稻，这种作物必须在湿润的河谷地带才能生长。番薯和玉米可以在中国干旱的高地上生长。成群结队的农民走出去，砍掉了这些高地上的森林。结果就是灾难性的水土流失。淤泥填塞了长江和黄河，引发了导致数以百万人丧生的大洪水。

在那些早于中国大规模种植桉树的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加州、葡萄牙、印度等，相似的剧情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屡屡上演，引发普遍的生态警觉和频繁的抗议，当然也催生出桉林专家的密集辩护。在中国，类似的生态焦虑延迟发作，20世纪80～90年代，相关争议主要在专业范围内进行。 但是，2009年始于云南的南方大旱使得澳桉高频曝光于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高清照片显示在“亚洲水塔”的云南，大江滞流，河溪干涸，池塘见底。一般公众认为连年大旱与失控发展的桉树林业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的观点或见于著名媒体的采访报道，或见于一些网站的讨论区：

我是云南人，大旱让人们揪心！树这几年真的砍多了，成片成片地砍光了保水固土的原生的灌木林，来种植单一的思茅松、桉树、橡胶树及茶树，使土地板结，土壤保水性很差！

近几年来，我们家乡大量种植桉树，虽然经济收入可观，造福农民，可是年复一年，水资源枯竭的很严重。以我的亲身体验为例，我们寨子十年前还没有人种植桉树，现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把土地种满桉树，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现在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类似这样的“事实描述”不胜枚举，而桉树专家一律将其归类为社会误解、媒体误导和民间传言的“桉树X 宗罪”。总体而言，大众新媒体的叙述和观点，倾向于支持“禁桉”的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挺桉”专家不断发表桉树耗水、耗肥、木材产能、扶贫效益等试验数据、图表和分析，认为桉区频发干旱、水土污染等应归咎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和林农不科学的密植、施肥、喷药、砍伐等，试图扳回“妖魔化”桉树的倾向。

显然，在凭借直觉和观察的“民间说法”与依靠试验和数据的“科学解释”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对决策部门的取舍造成一定的困扰，但也凸显了当代人的生态焦虑或意识，因而具有重要的环境史学价值。很难想象，在古典时代、前现代时期，甚至20世纪60年代，一种外来经济植物会在中国造成如此大的反应，激发这么多的学术、非学术争论，许多经验描述、情绪表达和环保诉求来自依赖桉树经济的草根阶层。比较之下，苜蓿、甘薯、橡胶树等几乎是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参与塑造中国的环境和历史，而大众对它们的环境后效及文化效应则是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

桉树生态争议持续有年，迄今没有平息，这一现象也许颠覆了一个世纪以前美籍藏学家劳费尔（1874—1934）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在那里都有栽培。当然这些植物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是一步步进行的。

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来自哥伦布大交换及后续势能。套用克罗斯比的话来说，中国南方广大地域的生态系统，已因澳洲桉树的到来和繁衍完全改观，通过多种媒体的跟进、聚焦和放大，裸呈于公众面前。因此，也可推论，颠覆旧结论的力量部分还来自媒体。这再次证明生态焦虑，或者说生态争议也是一种全球化症候。一如那些捣毁桉圃的泰国农民、要求“禁桉”的巴西种植园农工、清除公园桉树林的美国加州市民，对于澳桉，我们同样经历了“好奇、容受、讥诮、怀疑、敌视”， ^[5] 不同程度地卷入争议之中。

在“挺桉派”看来，生态学家、环保主义者、民众关于桉树的很多负面描述属于片面、非理性表达， 经不起科学数据的反驳。对此，世界农用林业中心首席科学家，昆明植物园研究员许建初博士提出相反的看法：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外来树种（exotic tree species），那里原来本来覆盖着多年生青草，它们蔓延的根系是地表土更好的保护者，单一种植（plantation monocultures）几乎无法涵养多样性，庇护本土濒危的森林物种。

他的看法与环境史学家曼恩在全球范围（包括云南西双版纳）展开的田野考察相契合。基于单一树种的经济林，无论是桉树林，还是橡胶树林，都是“最宁静的森林”，“没有鸟也没有昆虫”，因为它们都必须依靠高效肥料和杀虫剂降低劳动力成本，控制争夺水、肥和阳光的“无用的杂草”，而这就造成了蕾切尔·卡逊笔下“寂静的春天”：“然而当灭草剂降落在森林和田野，降落在沼泽和牧场的时候，它们给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了显著的变化，甚至是永久性的毁灭。” n+hRXSXjKanh8uk573FvTR1p3IYDN1/HLaWeGwKroqneIflldOd/ycvK73Up8/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