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诞生于哥伦布大交换。大交换时代，欧洲博物学家，或者说，植物猎人成为时代英雄。他们勘察那些所谓未知或处女疆域，“发现”欧洲感到陌生和不曾拥有的植物——从贵重的经济植物（如豆蔻、橡胶）到药用植物（如大黄、金鸡纳霜）再到观赏花卉（如热带兰花、云南高山杜鹃），甄别和命名植物属种、功用、价值等，确定它们与欧洲的归属关系（通过引种、归化、培育新品种、建立海外种植园等）——这种植物学的帝国野心源自并成就了克罗斯比所称的“生态扩张主义”。

英国邱（Kew）植物园的创始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是英雄中的英雄。1770年，他跟随库克船长登上“奋进号”首航太平洋，在澳大利亚植物湾一带收集到大量标本，这其中就包括他称之为黏胶树（gum tree）的桉树 ，后来被法国植物学家德·布吕泰勒（L'Héritier de Brutelle，1746—1800）根据其隔膜包裹花蕾（cap covers bud）的形态命名为eucalyptus。

班克斯是一位精明而有远见的贵族植物学家，毕生致力于将异域植物转化和开发成可让英国获暴利的经济作物，例如，“将南太平洋的面包果树引入西印度群岛，将茶从中国引入印度。” 然而，他并未预见桉树将作为澳洲唯一回馈旧世界的物种，会“全球化”世界林业体系及关联经济，更不会预料到这次“乍然相逢”的生态后效：自19世纪初开始，桉树凭借其生物优势，远播、扩散，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大规模入侵”120多个国家，包括距离澳洲万里之遥的晚清中国。

当速生易栽的桉树郁蓊于一度沦为“秃赭山地”的地中海沿岸国家， 成为意、法、西、葡诸国“食利不已”的新财富之源时，曾经排名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清朝正临近崩溃，内外交困、国弱民贫，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尽管此时的清朝政治制度已经积重难返，但一批有识之士依然对实业救国充满幻想。如果说，16世纪中期经由东南亚传入的美洲农作物引发了中国“粮食生产的革命”，帮助入关不久的清政府迅速巩固了远离传统麦稻产区的地方统治，那么，清朝末年，从洋务运动的领袖（如张之洞）到戊戌变法的中坚（如康有为），甚至力挺祖制的遗老（如罗振玉）则寄希望于“广兴艺植”，重振中国林业，进而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这一时期，时有《振兴林业策》（罗振玉，1900年）、《论林业》（佚名，1904年）、《林业宜推广说》（佚名，1904年）、《论我国急宜振兴林业》（佚名，1907年）之类的建言见于《农学报》《商务报》《广益丛报》《牖报》等，主旨不外“林业亦为生利之大端”“富民之政虽多，非先振兴林业不可”等。1906年，御史赵炳麟上奏清光绪皇帝：

近日英、美、日本列邦，其所以图富强者，事不一端，而尤以农林为先务。盖农林者工商之母，财富之源，故必设专学以研究之，立良法以维持之，使国无旷土，野无游民，悉合我国古时王政也。中国农林废弛久矣……皇上念本图，重民食，特立农工商部，意在举孟子所述王政，见之实行，且参用东西各国新法新理，我国转贫为富，化弱为强，此其关键。

赵氏颇能代表清末民初知识阶层的“时代情绪”：焦虑和乐观。焦虑于林政不修所带来的环境危机，森林资源枯竭，民生凋敝；乐观于造林十年即可获利，国运回春的前景。这种情绪甚至感染到负笈美国深造林学的陈焕镛（1890—1971）。1911年1月，陈焕镛在《中国留学生月报》发表《中国林业》一文，将中国林业的兴衰与文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面临的林业困境都不及中国的巨大。在危及她的繁荣、未来及生命的各种事务之中，林业困境最为紧迫也最具破坏性。然我国讲求林业者寥寥无几。造林不容耽误，毕竟焕然改变濯濯不是一日之功。” ^[3]

在此语境之下，有识之士逐渐达成“振兴林业、选种为先”（梁希语）的共识。他们一方面向外广求“繁殖易、生长速、用途广”的经济树种，如美国刺槐、楸树、英国梧桐、巴西橡胶树等，一方面向国内民众推介优良树种的性质、用途及栽培方法，诸如《劝种洋槐》《劝种梧桐浅说》《劝种杨树浅说》之类的科普文章风行一时，而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引种桉树的专著——吴宗濂辑译的《桉谱》由商务印书馆代印，附录的桉树照片首刊于1910年的《东方杂志》，并以“劝种桉树”的标题重刊于《广东劝业报》（1910年）和《安徽实业杂志》（1919年）。吴氏盛赞桉树是“嘉木珍品……树之十年高可参天，性质坚韧，与椐木相类，取材甚广，大者可备栋梁之选，小者堪应器具之需，利物卫生，与国脉民生大有裨益”。 从1910年到1947年，继《桉谱》之后的20多篇推广桉树的文章、两部专设有桉树章节的论著《造林学各论》及《科学知识》，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桉树“皆有莫大之利益”，不仅关乎中国林业前途，甚至关乎民族存亡，如袁汉邦的《种桉树为吾粤林业之先务》（1922年）和戴渊的《湘省倡造桉树林刍议》（1943年）等，特别是后一篇，写于中国抗战进入僵持的阶段。戴渊有感于大后方的铁道交通建设木材短缺的现状，而桉树七八年即可成材，故建议：“际此抗战时期，吾林界之育苗造林，宜以采植具有国防经济价值，而又能适合当地风土之特用树种为目标。故于湘省倡造桉树林，但有其迫切之需要在焉。” 显然，这篇刍议的价值已经超过林学范畴，其所透露出的务实态度与乐观精神成为一代林人的写照——坚信中国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并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细读《劝种桉树》的话语以及相关“软文”，我们发现，限于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最初作为庭院观赏树和行道树而引入的澳桉并未得到大面积推广，也未取得吴宗濂所展望的“倍蓰之利”，但其蕴藏的巨大价值还是逐渐得到民众的关注，并与剧变时期的诸多中国经济文化议题密切交织。 VgI8WA7H/JV+1nkr34lKWaA1Bu0vyfKMqS6KRk+hJvrr9GJ1VELXkHDpwxGSYu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