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妹尾达彦
摘要： 复都制，又称陪都制，指一个国家设置复数都城的制度，与单都制相对。复都制始于周代，诸都城地位平等，无核心都城和陪都的区别。到唐代，唐玄宗称洛阳为陪京，表示洛阳只是辅助长安的陪都，将核心都城和副都顺序化，形成了陪都制，北宋时陪都制固定下来。核心都城和陪都的序列化，反映了世界秩序的根源从天转向理。复都制在4—10世纪以北宋为界，从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东西复都制转变为以北京、南京为代表的南北复都制。这是由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政治权力形态来决定的。随着复都制类型转变，复都间的交通干线网络从西部内地转向东部沿海，从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陪都制的转变体现了唐宋变革论下农牧复合型国家解体以及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这是欧亚大陆共通的历史现象。
关键词： 复都制 核心都城 陪都 长安 洛阳 北京 南京
在论及8—12世纪的中国社会时，必然会遇到如何看待所谓“唐宋变革论”的问题。
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时期是将中国史一分为二的分水岭，其前后完全不同。具体表现在：（1）政治上，由贵族制转变为君主专制；（2）文化上，由贵族文化变为平民文化崛起；（3）军事、经济上，诞生了依靠募兵制设置的常备军，以及保障其运行的国家财政；（4）国际关系上，东亚诸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与之相呼应，中国也诞生了近代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原型；（5）思想、哲学上，诞生了被继承至今的各种宗教和思想，如新儒教、道教、中国式佛教禅宗及净土宗的兴起等。
不过，比起对唐宋之际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的关注，笔者这篇文章的重点，将放在对东汉末年混乱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直至宋、辽、金时期这长达1000年的变化过程的讨论。本文认为的唐宋变革，是农牧复合型国家解体以及向近代国家转变这一欧亚大陆共通的历史构造，在中国大陆的具体体现。
本文通过弄清隋、唐、宋、辽、金复都制的实际状况，论述8—12世纪东亚复都制与城市制度的变迁。
复都制是指同一国家设置复数都城的制度，与只设一个都城的单都制概念是相对的。以往的复都制研究强调了各都城选址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的不同，使复都制中各都城的机能和象征性存在差异。另外，复都制研究通常基于行政机能的轻重以及为政者停留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而把中心首都（都城、京师）和辅佐中心首都的副都（陪都、陪京）分开考察。所以，复都制也被称为陪都制、陪京制，而复都制研究实际上也可以称为陪都制（陪京制）研究。
然而，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一点是，“陪京”“陪都”成为一般化用语是在唐宋以后。
前近代都城有核心都城和作为副都的都城，但是陪都、陪京的名称，在唐宋以后诞生了。复都制本身被认为始于周代，而核心都城与有辅助核心都城含义而被称为陪京、陪都的副都所构成的复都制，则是唐宋以后的制度。考虑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家在考察唐代以前的复都时，对于陪京、陪都词语的运用必须慎重斟酌。
事实上，对于唐代以前的复都，严格地来说是不能把它们按照核心都城和陪都来进行分类的。西周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东汉、隋、唐初的长安和洛阳，虽然两地的政治活动的比重存在差异，但不能把它们看作核心都城和陪都的关系。它们都是同一王朝之都，一般被称为两京、两都。
而复都制，是把核心都城和辅助它的副都顺序化，陪京制（陪都制）的制度雏形始于8世纪的唐代，北宋固定下来。
唐宋时期“陪京”“陪都”成为一般用语，复都的顺序排列制度化，并被后代诸王朝所沿袭，那么这是否存在某种历史意义呢？另外，陪京、陪都之语的一般化，与以往都市史研究所论述的唐宋间都城的机能和认识的转变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系呢？对于此类问题，本文以陪京、陪都成为一般用语的唐宋时期为焦点，通过考察陪京、陪都成立的历史背景，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复都制。
首先，笔者把以往中国复都制的研究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前近代国家王权论的变化和复都制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个人的见解。下面，将论述“陪京”一词一般化的经过。笔者拟通过整理7—12世纪东亚复都制的变迁，来探讨“陪京”一词一般化的历史背景。
另外，还有与复都制意义相同的“多京制”、“多都制”以及“多重首都”等用语，本文统一使用复都制（the multi-capital system）。此外，本文把前近代国家之都，总称为都城（traditional capital city）。但“都城”一词并不限定于核心都城，而是把“陪都”“下都”“行都”等用语一并放入都城的范畴中来进行论述。
而近代国家之都，则称为首都（modern capital city），以区别于前近代国家的都城。
[1]
纵观中国复都制，已有泷川政次郎
、史念海
、赵中枢
、管维良
、杨宽
、朱士光、叶骁军
、吴松弟
、丁海斌
、陈文豪
等学者的研究。这些代表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今后中国复都制史研究的基础。笔者首先把以上学者的复都制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整理，作为本文立论的前提。
以上的研究已经网罗了复都制设置的诸原因。其原因大致有：辅助核心都城机能、分割统治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使统治均衡化、便于朝贡、便于军事防卫、作为紧急时的避难地等。总之，中国大陆前近代国家实行复都制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在一个都市中集中权力对复杂、广大的统治空间进行政治统治。一般来说，前近代国家的军事、行政、经济、交通、情报的效率和集权的程度明显不及近代国家。但是，中国却持续向近代国家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复都制的变迁或许可成为探讨中国漫长的向近代发展之路的一个线索。
另外，以往的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整个时期的概观上，对涉及的复都制如何形成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因此，今后的课题应具体分析实行复都制的原因的历史变化、时代特色以及复都制的空间性变迁特征等。除此之外，由于以往研究还欠缺对产生复都制的思想背景以及对复都制历史变化的考察，因此，从思想背景和复都制变迁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述的研究近乎为零。笔者将在下文中从复都制的空间类型与王权思想变化的关系入手，为今后研究做些许计划。
诸多学者已经指出，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至宋、辽、金时期（4—12世纪），中国大陆的复都制由东西延伸转变为南北延伸。但是，目前学界对复都制转变原因的分析及其在中国都市史中的评价还不够充分。为此，笔者将对复都制的空间类型进行更系统的分析并试图论述维持复都制的王权思想。
基于以往研究，笔者把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和复都制的变迁进行了整理，参看表1所示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和复都制的变迁。
关于中国大陆复都制的起源，有夏、殷（商）、周各说。
周的西京（镐京、酆京）和东京（洛邑）这两都的建置，成为以后复都制（两京制）的原型，被沿袭了两千年以上直至清的北京和盛京。
而周朝以后，各王朝的都城个数在2至6之间发生变动（见表1）。
如上所述，中国的复都制在4—10世纪，由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代表的东西复都制开始向以北京、南京两京为代表的南北复都制转换，至元明清时期南北复都制便固定下来。笔者认为这种转换是军事、经济、交通这三方面的原因相互关联而产生的结果。
（1）军事原因。主要游牧政权据点地由中国西北部向东北部移动，与农业地区的主要政权据点地的移动相关联，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政权交流（发生冲突）的主要舞台，便由中国大陆的西北部移向了东北部。（2）经济原因。主要谷仓地区由华北平原向长江下游地区的江南移动。（3）交通原因。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由内陆的陆路向沿海的水路、海路转变，与此同时历史的主要舞台也由农业—游牧边界地带向沿海地带移动。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1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2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3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4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5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6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7
表1 中国大陆主要都城和复都制变迁一览-续表8
图1《中国五大都城的变迁类型与军事、经济、交通要因》，是根据以上所述的军事、经济、交通原因的关联性绘制而成的概念图。图2《中国大陆复都制的累计年数》是基于表1和图1，把中国大陆主要朝代都城的复都关系及其年数进行图化的概念图。在图2中，通过线条的粗细程度区别同时期复都时间的长短。关于如图2所示长安—洛阳、北京—南京的线条变粗是因为，与其他有关复都相比，这两组复都关系的时间特别长久。
图1 中国五大都城的变迁类型与军事、经济、交通要因
【出处】妹尾达彦：《全球史》，中央大学出版部，2018，第53页图 22（有修改）。
【图1解说】如本图所示，中国大陆大体上可分为内中国（农业地区）与外中国（游牧地区）。内中国与外中国交界处为农牧交错带，内中国近海地区为海陆交叉的沿海地带。农牧交错带与沿海地带共同构成生态环境的境域（eco-tone）。中国大陆的历史便是由游牧地区、农牧交错带、农业地区和沿海地区这四种空间组合展开而来。
图2使以五大都城为例的图1所表示出的结果变得更加明了。即唐代以前，大半是在长安和洛阳设置复都，而到了五代以后，以开封、南京、北京为中心的复都数量激增。这种复都关系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在唐宋间中国大陆政治的主要舞台开始由西北向东北转换。
另外，图2也显示了10世纪以后游牧地区的都城增加，特别是东北游牧地区的复都与农业地区的复都产生了南北对峙的关系，而北京（辽中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则位于其中心位置。同时，图2还清楚地显示了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复都设置是相互关联的，其结果形成了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南北相连的复都制，中国大陆的都市网络逐渐由东西向南北扩大。
图2 中国大陆复都制的累计年数
【出处】妹尾达彦：《全球史》，中央大学出版部，2018，第53页图23（有修改）。
【图2解说】本图据表1描绘复都制的复都关系。线的粗细根据复都关系年数的多少。复都关系最有年数的都城是长安（酆京·镐京·咸阳·大兴）和洛阳（洛邑·雒阳）的东西两京。据本图我们能确认10世纪后东西复都制转换成南北复都制。随着复都制转换，主要城市网也从内陆城市网转换成沿海城市网。
前近代中国大陆复都制的变迁是由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政治权力的形态来决定的。游牧势力为了确立稳定的政治权力，进入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中间地区农业-游牧边界地带（农牧复合地带），需要对此地带进行控制。而农业地区的政权在与游牧势力相对抗的过程中，为了在军事上处于优越地位，也同样不能缺少对既可养军马又容易收集游牧势力情报的农牧复合地带的掌控。
前近代中国大陆的历史，伴随着争夺农牧复合地带的掌控权而展开。
如长安和北京，是与农业和游牧相交的农牧复合地带相邻的都城，就会成为中国大陆复都制的核心都城。当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军事最前线在中国大陆西北部的时候，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复都制，而当军事最前线移到东北部时，复都制的核心都城也就随之移向了北京。关于这一点，本文拟结合中国复都制的历史做更具体的探讨。
西周至汉代的复都制是东西方向复都制的源头。这个时期中国西北部是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相接触、相冲突、相融合的主要舞台。在交通方面，当时的交通干线经过中国西北部向东西延伸；军事方面，游牧地区的主要军事势力沿着此交通干线分布于中国大陆西北部至青藏高原一带；经济方面，此交通干线沿线的关中平原和中国大陆西北部的绿洲都市一带，是东欧亚大陆财富最集聚的地域。
周朝被认为是以今陕西省至山西省一带为据点的游牧势力进入关中平原而建立的。周都镐京（宗周）被从西方进入关中平原的游牧民族西戎（犬戎）攻陷，皇室东迁至洛邑（成周）。战国时期，秦打败西戎，扩大了东西向的势力圈，以关中平原为据点统一了中国。秦与西戎相同，也是以青藏高原东部至今甘肃省的农牧复合地带为据点的游牧国家。而秦之所以可以统一中国，是因为在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中间地区（今甘肃省礼县附近被认为是秦的发祥地）建立了政权。
西周为了对抗西戎，需要把靠近游牧地区的镐京、酆京与作为农业地区据点的洛邑设置为都城，而秦也是向东沿着自己的发展路线把雍城—栎阳设置为东、西的政治据点。秦在统一了中国以后，于西周都城附近的咸阳定都，与西周相同，为了统治东部，也在洛阳设置了据点。汉代的长安和洛阳，就是继承了周、秦的传统。
但是，公元1世纪，在蒙古高原至中国大陆东北部一带，匈奴、柔然、鲜卑等新兴游牧民族抬头，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的最前线开始由东西方向移至南北方向。其结果是产生了南北方向的复都制（之前是东西方向）。东汉洛阳（北）、南阳（南）和曹魏邺（北）、洛阳（南）的关系，成为南北方向复都的开端。以游牧民族陆续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的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4—6世纪）为分界点，东西向复都开始向南北向发生转变。这段时期，由于占据北方游牧地区和南方农业地区的游牧国家相继建国，为了统治这两个地区，其政权就需要依靠南北都城制来维持。
后赵（邺和长安、洛阳）、代（盛乐和平城）、北魏（盛乐和平城、平城和洛阳）、东魏北齐（晋阳和邺）等4—6世纪的游牧国家都在南北设置都城，为政者应季往来于两个都城之间。这一时期产生的南北复都制为后代所沿袭，唐除了两京外，还设置了北都太原。8—11世纪，辽、金、宋设置了南北向的复都，一改4—6世纪时的东西向复都。
这种南北都城的设置方式，也被元、明、清所采用（见图2）。
这是因为，游牧势力侵入农业地区，需要对游牧地区、农业地区进行统治（辽、金、元、清），而与其相反，农业地区的政权则需要与北方游牧势力进行对峙（明）。
在生态环境存在差异的南北地区设置复数都城，需要庞大的费用和劳力，是一项大事，实属不易。由于同纬度生态环境不变，故东西向都城之间的移动相对比较容易，而不同纬度的南北向移动，则因生态环境的改变有所困难。
比如，夏的赫连勃勃反驳了臣下定都长安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主张定都于根据地统万城；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耗费了巨大的劳力，结果导致国家分裂；
元的忽必烈在从创业地的蒙古高原选择华北平原北端的大都定都时，由于臣下请愿，就把夏之都作为上都；
明初从南京迁都至北京，由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招来了南人的强烈反对；清代定都北京，仍需要把承德作为避暑地、狩猎地，等等。这些事例表明，统治生态环境存在差异的地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在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势力南北对峙时，跨越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国家就需要利用南北复都来维持其统治。
北宋的开封（东京）、洛阳（西京）、大名府（北京）、应天府（南京）的四京建置，也是为了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相对抗，这是以开封为核心的东西轴和南北轴交叉的复都制形式。北京大名府的设置是为了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是作为开封的军事防卫据点而设置的都城，
南京应天府是作为开封的避难地而设置的。金军南下，攻陷了东京开封，徽宗、钦宗被带到金的都城以后，开封成为金的南京，被纳入金的都市网络的南端。开封被夺，宋把据点移到开封南部的南京应天府。在应天府，徽宗第九子赵构（1107—1187）作为第十代皇帝即位。赵构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赵构随后南下定都临安。南宋就是从南京应天府开始的。
如上所述，北宋以开封为核心，大名府和应天府为南北复都，是为了与游牧国家辽、金的南北复都制相对抗，但从东亚整个都市网络的观点来看，它们和辽、金的南北复都一起连接了南北交通路，构成了南北相连的交通网络。另外，北宋的四京（处于军事、交通的要冲位置且保持较近距离而建置）清楚地显示了以开封为核心相对完善的集权制国家北宋的历史地位。
本节将具体描述唐后期以后农业地区政权的核心都城和辅助它的陪京之间的关系，并探究陪京制（the sub-capital system）的历史意义。
陪，有“重叠、帮助、陪伴”的意思，与陪臣、陪从、陪乘、陪陵等词语一样，都是含有陪伴辅佐天子、贵人之意的熟语。“陪京”“陪都”，大概亦是参照了以上熟语，作为辅助核心都城之都的含义而被造出来，
主要是为了突出天子—皇帝都城的中心性。
“陪京”一词，早在东汉、西晋的辞赋之中就已经出现。南梁昭明太子所编选的《文选》卷四收载了东汉张衡（78—139）《南都赋》，其中有“陪京之南，居汉之阳”
之句。另同书卷一六收录的西晋潘岳（247—300）《闲居赋》中云：“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陪京溯伊，面郊后市。”
在以往的研究中，把以上史料中所见的“陪京”作为研究陪京制（陪都制）的最早史料。但是，此“陪”通“倍”，为动词，是背向、背离的含义，不同于唐宋以后所使用的“陪京”概念，唐宋以后的“陪京”是具有辅助（陪辅）含义的“陪”。因此，张衡和潘岳的赋文不能成为研究陪京制的史料。
在文献中表示“都”的常见词有：都城、京师、京城、京都、上都、上京、帝都、帝京、帝宅、皇都、王城等等。另外具有其他含义的“都”的古语有别都、别京、下都等等，
此外，迁都之后的原都称为留都，皇帝临时停留的都称作行都。
其中，别都、别京、下都的含义是指另一个都，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副都（陪同核心都城的另一个都）。
别都、下都等词的存在，表示了副都的分类从汉代便开始了。东汉时，把洛阳称为京师，把长安称为西京来进行区别。这种“下都”和区别于京师的“西京”，是基于把都分为核心都城和其他都城的思想，可以说是唐宋以后明确序列化的“陪京”“陪都”之词形成的前一阶段。
总之，具有辅助中心之都含义的“陪京”“陪都”，是到了唐宋时才被广泛使用的。
辅助核心都城（京师）的都被称为陪京，根据文献史料记载，“陪京”的称呼始于玄宗即位的翌年先天二年（713）七月十九日。
陪京，语出玄宗封张暐为邓国公时所拟的制书之中：“思弘赏典，用载盟书，惟邓乐郡，陪京奥壤，宜赐茅社，永旌采地。可封邓国公，赐实封三百户，余如故。”
张暐是玄宗为临淄王时去潞州赴任以来的心腹知己。国公是从一品的封爵，邓国属山南道的邓州（汉唐南阳郡）之地，位于东都洛阳南面的要冲地带。先天二年（713）七月，由于当时的都城是长安和洛阳两京，所以，本制书所说的陪京指的是洛阳。
先天二年（713）七月七日，玄宗（712—756在位）把姑母太平公主赐死于长安宅邸中，在武则天死后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玄宗把父亲睿宗幽闭于宫城内，并把左迁于岭南的张暐召回长安提升为大理寺卿，如上所述，张暐同年七月十九日被封为邓国公，实封三百户。
张暐，是玄宗为临淄王、担任潞州别驾时结交的旧友，在他拜大理寺卿被封为邓国公，实封三百户的第二个月，又兼任了雍州长史。同年十二月一日，玄宗把年号由先天改为开元，在州县制的基础上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设置二府制，雍州设京兆府，洛州设河南府，长史改称尹，司马称为少尹。张暐就从雍州长史成为第一位京兆尹。
玄宗在制书中把洛阳称为陪京，是为了明确表示洛阳只是辅助长安的一个陪都，大概是出于一种政治意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宗、武则天设置的神都（684—705），作为中央政治的舞台约有20年的时间，而玄宗却试图“还都”，也就是把统治据点从洛阳迁回唐初高祖、太宗时的政治据点长安。684年武则天设置神都以来，形成了以洛阳为据点的政治势力，之后玄宗为抑制其政治势力的发展，推行高祖、太宗以来的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政治，完成了被后代称为“开元之治”的长安复兴计划。
管见所及，唐代史料中可以看到指北京太原的“陪京”，出现于会昌二年（842）李德裕（787—849）的状文《论河东等道比远官加给俸料状》中：
右。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州县之职，人合为乐，只缘俸禄寡薄，官同比远。（中略）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为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伏望今日以后，户部却与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观察使奏取进止。
并州在武周的长寿元年（692）被升为北都，成为三都之一。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之时发生了宫廷政变，中宗复位，同年二月李唐王朝恢复后，立刻废除北都，复为并州。但玄宗又在开元十一年（723）再次立并州为北都，设太原府，创立了京兆、河南、太原府的三府制。太原府的长官称太原尹，与京兆府、河南府同等待遇（武则天的北都，长官为并州刺史
）。天宝元年（742），又改称北都为北京，直至唐末。
李德裕在上述会昌二年（842）二月的状文中叙述道：虽然增加俸料之事已定，可是由户部给出的俸料却被观察使和判官私吞，导致官僚们的加额俸料没有发放到手。李德裕对陪京太原附近的河东道官僚的俸料一事做了批判。其中，“右。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把河东道等记述为“陪京近地”。对于这私吞事件的解决方法，李德裕进言：用实物代替货币支付给河东道的官僚，对于贪污私吞之人给予严厉处罚。从李德裕的状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玄宗以来，“陪京”已经成了固定词语。
北宋以后，陪京、陪都之词出现的频率升高。北宋依次设置了四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东京开封以外的都称为陪京、陪都。建隆元年（960）建国时设置了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成为东、西两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设置了南京应天府，成为三京制。
之后庆历二年（1042）又设置了北京大名府变为了四京制。
徽宗政和三年（1113），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的邓洵武上言：“伏见陛下若稽古初，继述先志，出自睿断，肇新官名，中外洪纤，莫不完具。今则开封牧尹下逮六曹，率属分职，悉合古制，声明文物，光彼方来。臣窃以河南、应天、大名府实号陪京，故城则谓之皇城，库则谓之左藏，有国子监以掌学校之政，有御史台以典省官之仪。至于司局之称，多类天府，而知、通之号，尚同列郡，非所以尊天子之别都也。伏望明诏有司，依开封新制，正三京尹少之名，以仰副陛下推广先烈，董正治官之意。”
河南府、应天府、大名府虽号为陪京却不具备陪京的官制。根据开封的制度，三京的长官、副官亦应称为京兆尹、京兆少尹。邓洵武把三京称为陪京。实施四京制时，未必当时就已经具有完善的都城制度。在四京时代里，“三京”常用于指开封以外的三京，其用意是突出开封的中心性。
北宋的西京河南府自建国之初，就与东京开封府并列担任着东、西两京的重任。
天子的神御在西京亦有设置。
唐洛阳的都市构造，经过五代被北宋所继承。而唐长安（西京）和洛阳（东都）的关系，也被宋的开封（东京）和洛阳（西京）所代替。作为两京之一的北宋洛阳，在四京制中地位仅次于开封，成为陪都的冠首。
北宋洛阳，也是核心都城（开封）的避难地，这一点与唐也是相同的。
南京应天府，是北宋建立者赵匡胤在后周担任归德节度使之地，是他构筑军事基础的都市。关于南京应天府，叶梦得（1077—1148）记载“本朝王业所基，见奉三圣神御于离宫，夹辅京师，号为陪都”
。另外，北京大名府是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的邺都，作为开封的北方防卫据点，被称为“陪都之管籥”
。
当初，南宋把开封称为京师，临安作为行在所，建康作为行都。关于建康，如史料记载，“今此陪都国之重任，前以卫京师之根本，后以障边境之风寒”，是担任京师临安府军事防卫的基础陪都，
也被称为“陪都之重地”
。
南宋绍兴府也被称为“陪都之重”，被认为是古时三辅（京畿）之地。
绍兴在建炎四年（1130）由越州升为绍兴府成为陪都。由此，临安成为核心都城，建康和绍兴被称为陪都，南宋的三京制诞生。正如北宋的四京构筑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大范围都城圈，南宋的三京也是以临安为核心构筑了南宋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地域。
宋代以后，陪京、陪都的名称被金、明、清所沿袭。
金把据点设立在上京会宁府时，在辽的南京（今北京市）设置了中都析津府，作为上京会宁府的陪京。随着金的南下，便把核心都城从上京会宁府移到中都析津府，并把宋都开封设为南京开封府，作为中都析津府的陪都。
明代正统年间以后，同样把北京设为京师，南京作为陪都。
明初，曾商讨过关于京师的设置问题，即把南京和北京哪一个设为核心都城更为合适，把“京师”和辅助它的“陪都”做了细致的区别，这两个词是带有政治色彩且具有表示顺序化意义的用语。
让人感兴趣的是，明把兴业之地的南京比作西周的酆京、镐京（宗周），又把新都城的北京当作东周的成周即洛阳。
以北宋时期为界线，从东西两京制向南北两京制转移，东西两京制时代两京的象征性意义，为明代对南北两京的认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清代，作为王朝兴业地，盛京被称为陪都。
总之，周、汉至隋唐初的两京，被认为只是单纯的两京，不存在哪一个为陪都的思想观念。笔者认为，在玄宗把洛阳当作陪京进行顺序化，降至长安之下以后，具有辅助（陪辅）核心都城意义的“陪京”“陪都”的词语开始固定化，从而确立了把复数都城划分为核心都城（京师）和陪都（陪京）的制度（陪都制、陪京制）。
特别是北宋的开封，不同于之前的王朝都城，是由三个距离较近的陪都陪辅核心都城，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大泛围的都城圈。
[2]
据宋代文献记载，开封和其他三京被称为“在京及三京”“京畿及三京”“朝廷及三京”“开封府界及三京”
，用这样的称呼来突出开封的中心性。唐的复都制称为“两京及北都”，两京附加北都太原府这样的称呼与北宋的复都制称呼形成了对比。可以说这是充分展示北宋开封在复都制中成为行政、军事机能集中的核心都城的一种表现。
另外，在“陪都”“陪京”成为固定词语的唐宋以后，之前没有被称为“陪都”“陪京”的历代复都亦被附加上了这种称呼。比如，《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胡注：“自此至于高齐建国，遂以晋阳为陪都。”
文中所述北齐把晋阳作为陪都之事，在北齐至隋唐的文献中并无记述，这则记载里的称法是出自频繁使用“陪都”（陪京）词语的宋人之手。
从隋统一中国至宋代的6—13世纪，中国都城制度经历了从单都制到六京制的多样化复都制。这数世纪间，复都制的变迁有两个特点：
第一，8世纪产生了“陪京”的名称后，以中国大陆农业地域为据点建立的政权（宋、明、清），其核心都城和复都间产生顺序化。
第二，复都间的交通干线网络开始由中国大陆西部的东西线向大陆东部的南北线转换，南北排列的复都构成了欧亚大陆东部都市网络的中心都市群。后者的变迁，是由主要游牧势力的根据地从西北移到东北，主要谷仓地带从华北南移至江南，交通干线从内地向沿海的都市网络转换的多种原因引起的（参看图1、图2）。
把隋、唐、宋复都制的变迁整理如下。隋代，自从炀帝建造了洛阳，便从文帝的单都制（长安581—582、大兴583—605）变为两京制。到了唐代，由唐初的长安单都制（618—657）转变为与隋朝相同的长安—洛阳两京制（657—692），其间，武周时期（690—705），把并州升为北都开始实施三京制（692—705）。神龙元年（705）唐王朝复辟，便废除了北都把并州恢复为地方城市，中宗、睿宗时又恢复了两京制（705—721）。
玄宗的即位为复都制带来了新气象。玄宗于开元元年（713）把雍州改为京兆府，把洛州改为河南府，开始实施两府制，开元四年（716）把京官和畿内州县放入御史台和吏部长官的监管下直属中央，
开元九年（721）正月，把蒲州立为中都升为河中府，实行三府制（同年六月废止中都）。开元二十一年（733），改10道为15道时，新设了以京兆府为核心的京畿道和以河南府为核心的都畿道这两个都城的特别行政区。
玄宗又在开元中设立了以近畿为核心的四辅制（同、华、岐、蒲州）和以都畿为核心的六雄制（陕、怀、郑、汴、魏、绛州）。
这些政策，在都城改编的过程中始终都坚持着以长安为主、洛阳为从的原则。
在这样的形势当中，玄宗在开元十一年（723）再次把并州升为北都，设立了太原府，实行了新的三府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恢复了与武则天时期相同都城构成的三京制。
其后发生的安史之乱（755—763）使得都城陷落、玄宗蒙尘，其间肃宗突然即位，夺回了两京回到长安，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实行了五京制（五府制）（757—760年为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成都，760—762年为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江陵）。五京，笔者认为是未经玄宗认可而属于即位的肃宗对皇帝权威的创造，是在安史之乱尚未结束的临战情况下，为收揽人心而建置的。
自玄宗的三府制和肃宗的五府制实行以后，地方行政区划中的州升为府继而成为都城的情况仍然持续。建中年间（780—783），藩镇之乱时从京畿奉天县再次退避梁州的德宗，在回到长安后的兴元元年（784），把奉天县升为兴元府。昭宗为了躲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攻击逃到华州，乾宁五年（898），把华州升为兴德府，光化三年（900）废。天复六年（904），昭宗又受到朱全忠的逼迫从长安迁都洛阳，途中停留于陕州，把陕州设立为兴唐府。如此一来，开元元年玄宗首置的二府，到了唐末变为十府。
府，被看作以州为基础，但又是天子—皇帝所在的特别的州。府本属地方官制，是中央直辖的特别行政区。都城是基于州制而诞生的。州一旦升为府，属县、赤县乃至畿县都将升格。三府（京兆、河南、太原府）的长官为牧（从二品），三府以外为尹（从三品），府内政务由尹和少尹分掌，由于州的判司变为府曹后品秩有所升高，不仅官僚就连吏员、杂职的俸禄及地位也会提高。
因此，府制是在特定的地域展示天子—皇帝权威的制度。只是，同样被称为府，三府与其他的府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三府、五府（五京）时代，府被附以上都的名称（中京、东京、西京、北京、南京等等），但上述的兴元府、兴德府、兴唐府，只是以三府为基准实行了都城制，而并没有都（京）的称号。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复都制，后梁采取了开封和洛阳的两京制，后唐、后晋、后汉采取了四京制（四京从洛阳、开封、太原、邺都、北京、长安中选出，因时期而发生变化），后周是开封和洛阳的两京制，南唐是三京制（金陵江宁府、东都广陵府、南都南昌府）。宋代最初采用了后梁以来的开封—洛阳的两京制（960—1014），后来加置南京应天府变为三京制（1014—1042），又加置大名府变为四京制（1042—1127）。
南宋把临安设为行在所，把建康设为行都，采取实际上的两京制，后又加设绍兴采取了复都制。两宋复都制的设置，与同时期的辽、金复都制的设置是相对应的。两宋的复都与辽、金的复都在南北交通路线上相连接。宋与辽、金的复都位于中国大陆东部纵贯南北的交通路上，既是军事之路同时又是经济、外交、文化交流的干线，彼此相互影响。宋、辽、金的复都，并不是各自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交通干线上相互连接，构成了东亚都城网络中的中心都市群。宋、辽、金复都的设立与连接复都间的都市网络的扩大，与10世纪以后东亚商业交通网络的发展和扩大是对应的。
纵观中国大陆的复都变迁情况，始于长安（宗周）—洛阳（成周）东西两京制的复都，到了10—12世纪的宋、辽、金时期发生了变化，复都的交通网络从中国大陆西部向东部逐渐扩大，形成蒙古高原至大兴安岭东部的游牧地区和华北、华南农业地区南北相连接的复都制（见图3）。
图3 前近代中国空间构成与复都制的变迁（7—19世纪）
※图①—⑥斜线部分为南北统一时期历代中国政权（唐、北宋、元、明、清）的统治空间
内中国统一时期的都城（
核心都城）
外中国政权的都城（
核心都城）
内中国的据点都市
【出处】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四—十世纪》，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第103页，图11。有修改。
【解说】唐于公元630年灭东突厥（突厥第一可汗国），遂成为中国大陆上最早统一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农牧复合型大帝国。中国历代政权统治空间的规模由此开始了在大中国（大统一时期）和小中国（分裂时期）之间的反复循环。换言之，那些兼并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国家（大中国，大统一时期），是①7世纪中叶的唐、④元、⑥清，而所谓以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国家和游牧型国家（小中国，分裂期），是指②9世纪唐、渤海、回鹘、吐蕃，③北宋、辽、西夏、金，⑤明、北元等国家产生实质性的分裂时期。
东亚历代复都都设在欧亚非大陆历史上最重要的区域，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交界的农牧交错地带和陆域与海域交界的沿海地带。这两种区域，由于物产、财货、劳役各不相同，人流往来频繁，因此成为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的据点，形成边界都市（交界城市）成串相连的地区。
东亚的边界都市，比如与农牧交错地带接壤，由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北京—太原—长安—成都—大理—拉萨的都市群；以及与沿海地带相接，从北向南伸展的北京—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广州—河内的都市群。这些都市中的大部分是历代王朝之都。农牧交错地带的边界都市群向沿海地带边界都市群的转移，与前近代向近代的发展相对应。
边界都市，与共同体内部都市和城镇市场（特别是平原农业地区的都市和城镇市场）基于中心地机能所建构的具有财货、劳役性质的阶层构造的都市不同，它们位于连接共同体的外部和内部的枢纽地区，是军事、行政机能突出的都市。另外，边界都市还起到连接外部经济圈和内部经济圈的作用，是在共同体内部使用的内部货币与从共同体外部流入的外来货币进行交换的场所。具有国家核心机能的都城，为了能在世界体系中运作，不得不建立在承载国家内外交流的地区及其附近，因此，就必然成为边界都市。
在考察如上中国大陆复都制的历史时，需要注意武则天把洛阳定为神都，将特定都城的中心性进行明确化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玄宗效仿武则天的神都加强长安的集权化，把神都设为长安的陪都。武则天和玄宗所实行的都城集权化，成为宋代确立陪京制的契机，并被历代王朝所沿袭直至清朝。
武则天的洛阳集权化政策，需要构筑完善的交通制度和有效的行政体系，这一做法被玄宗的长安乃至以后历代都城所沿袭，最终诞生了具有近代国家特色的单都制。在中国大陆，武则天的洛阳和玄宗的长安，可以说是迈出了由前近代的复都制向近代的首都单都制转换的第一步。图4表示中国都城演变的一个类型。
图4 中国都城演变类型
前近代国家的王权思想通常把秩序根源放在超自然界（天、神）及超越性价值（佛法等）上。但是，具体影响国家形态和都城建筑构造的王权思想（地域、时代）却是多样化的。就中国大陆而言，是以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为代表的王权思想为核心，互相融合而成的都城形态。
儒、佛、道的王权思想同样超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具有普遍性。
以西汉末以后确立的儒教王权论为例，前近代国家正统性的依据在于为政者作为统治者要被具有超越性存在的天所承认（受命）。正统性的标准，是以接受天命的天子—皇帝的身体为标准，为政者不受特定空间的束缚，因此，都城的选址并不是本质上的问题。
在儒教经典中把都城看作天子居住的场所，是很多人聚居的大规模都市。例如，《春秋公羊传》中桓公九年（公元前703）春中记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为政者的居住地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特定的神圣空间，可以说这样的王权思想为前近代中国的都城变迁提供了理论性的依据。同样，君主所在的场所才是都城，这样的思想，为复都制（把为政者过去停留的场所以及将来所在的场所都设为都城）的形成起了引导的作用。
从其他观点来看，这样的王权思想和都城思想，是在统治者行幸及都城陷落蒙尘离京时，为了其统治的正统性不被损害而存在的。在超越性价值（儒教中指天）的范围中，整个地域都成为天下，从这一点来说是平等的，只是存在超越性价值观所渗透的地域和尚未完全渗透的地域的差异（化内和化外）。
但是，随着合理化、世俗化的发展，近代社会开始形成，世界的主人由超自然界移向人类。不再是由超自然的天帝、神来为地上的执政者赋予权力，而是逐渐变为通过得到人们的支持，世俗的执政者来建构世界的秩序。
以上所述的对世界认识的转换，以儒教思想的变迁为例，宋代以后，随着合理性思想的发展和世俗化的渗透，外在性概念的“天”向内在性概念的“理”，这一世界原理—超越性价值的转换加速，使都城由模仿天体的宇宙之都向执行理想政治的理念之都转换。理被认为是异于外在的天，是人们心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且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世界由不可知开始向可知且合理的世界发生转换。
中国大陆的农业地域国家，从天到理的转换，也为都城制和复都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唐后半期的长安至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变化显著，都城的王权仪礼有许多民众参加，这被认为是仅依靠人们的支持而构成的理想政治，是王权思想变化的视觉性的表现。
同样，笔者认为复都制核心都城和陪都序列化的发展，也是世俗化、合理化、集权化同时发展而形成的对当时政治社会形势的一个反映。世界秩序的根源从天向理的转换，使政权支配的正当性发生改变，政权以百姓的支持为基础，其结果诞生了前所未有的集权制国家。最终形成了20世纪的近代国家。
中国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后（1912年建国，当初定都北京，1927年迁都南京），才取消了复都制而只设置了一个首都。中华民国废除了皇帝制采取共和制，成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国家。而近代国家的“首都”这一用语，就是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开始使用的。
前近代国家的君主之都向近代国家的国民之都的转换，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伴随着地域性的差异而缓慢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在探讨中国政治制度变化时，陪京的形成就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Abstract： The Plural-Capital System，also called the multi-capital system，referri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establishing multiple capitals，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single-capital system. The multi-capital system started from the Zhou Dynasty. At that time，all capitals were equal，with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re capital and sub-capitals. In the Tang period，Emperor Xuanzong named Luoyang as an sub-capital which indicated that Luoyang was merely the alternative capital for supplementing Chang’an. Consequently the core capital and sub-capital were in order. This development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and it was solidifi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ordering of the core capital and sub-capitals reflects that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order transformed from Heaven to the principle. The multi-capital system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Song in the fourth to tenth centuries，which means that the East-West multi-capital system represented by Chang’an and Luoyang transformed into the North-South multi-capital system centered on Beijing and Nanj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s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power forms in the nomadic region and sedentary region. With this type of change，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between the multi-capitals shifted from the western inland to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and from the east-west direction to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In light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theory，this transformation also shows the collapse of the sedentary-nomadic hybrid n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ation. This might be a common historical phenomenon across the Eurasian continent.
Keywords： Plural-Capital Institution，Core Capital，Accompanying Capitals，Chang’an，Luoyang，Beijing，Nanjing
[1] 关于前近代国家都城（王都）的特色，参见〔日〕妹尾达彦《前近代中国王都论》，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的社会和国家》，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第183—227页；Seo，Tatsuhiko，“Trends i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Traditional Capitals in East Asia：Origins of ‘the Traditional Capitals Epoch’”，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No.8 （2013），The Toyo Bunko，pp.43-83。关于近代国家首都的特色，参见〔日〕妹尾达彦《首都和国民广场——现代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建造》，〔日〕关根康正编《所谓都市的现状——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第269—312页。
[2] 郝若贝通过对铁的生产、流通的分析，论述了北宋时期以开封为核心的黄河下游至江苏省北部的地域，在经济、产业、军事方面上形成了超越于其他地域的都城市场圈（metoropolitan market area）。参见Robert Hartwell，“Markets，Technology，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1，1966，pp.29-58。北宋时期设置的四京地域，形成了以开封为核心都市的水运、陆运交叉的广域经济圈。现在我们所说的首都经济圈，其实已经于北宋的开封和三个陪都构成的地域中诞生，我们认为这就是首都经济圈的原型。关于这一点，参见〔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汲古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