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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2017年4月23日，我们敬爱的沙知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2岁。沙先生遗嘱表示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所以我是过了“五一”之后才知道这一消息的。沙先生对我也是恩重如山的长辈，按惯例，我是要写一篇追悼文章的。正巧王静转达刘后滨先生的意思，希望我写的文章放到2018年编辑的《唐宋历史评论》中。我考虑这篇文章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刊物上最合适，因为沙知先生与人大历史系关系最为密切，从20世纪50年代人大历史系创建，到他退休为止，沙先生作为人大历史系的一名教员，对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贡献很多。只是因为退休较早，人大的很多年轻学子恐怕都不太熟悉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了。
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第一次见沙先生了，但印象深刻的是1983年8月下旬在兰州火车站的见面。兰州举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我们北京大学历史学隋唐史专业的几名研究生在一个大清早到了兰州火车站，张广达先生说唐长孺先生在即将离开的火车上，让我们去打个招呼，因为我们一行中的金锋和我在此前参加了唐先生在避暑山庄主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史》分册的审稿会，听唐先生“讲课”半个多月。当我走进车厢，唐门弟子从最中间唐先生所在的卧铺，两边一直排到车门，而陪唐先生坐在车厢里面的，就有清瘦而高雅的沙知先生。沙先生20世纪40年代末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与唐先生有师生之谊，虽然没有跟唐先生做研究生，但在唐门中应当属于最老的学生了，这一点与沙先生后来的治学方向显然是有很大关系的。
沙知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在“文革”以前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有关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的学者，此即《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参加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得以接触1959—1975年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大量公私文书。这个经历可能是促使他在80年代以后更多地投入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当中的原因。他先后发表《唐敦煌县寿昌城主小议——兼说城主》（载武汉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吐鲁番出土唐代契约文书述略》（载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还和孔祥星合作编辑了一本《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收集了1957年至1982年7月中国学者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并据照片或新录文核对了文中引用的文书资料，对于推动80年代初期国内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沙先生很早就关注敦煌吐鲁番中的社会经济文书，特别是对其中的契约文书做了系统的整理。只是他非常严谨，很少撰写文章，直接相关的就只有《跋唐天宝十三载便麦契（P.4053v）》一篇（载《敦煌学》第18辑，敦煌学会编印，1992；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他编纂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大多数文书都经过作者核对原文书，因此较山本达郎、池田温《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第3卷《契券》（东洋文库，1986—1987）和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更加精细。后来沙先生又有机会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访查敦煌写本，加以《俄藏敦煌文献》刊出新的写本图版，所以将俄藏敦煌契约文书校录补充一过，作为《补遗》，印入再版本中。他知道我手边的是初版本，所以特别复印《补遗》部分给我，可见其做学问认真仔细。
沙先生虽然恬静寡言，但遇到志同道合者，不论老少，也是讲个没完。我过去经常骑车进城买书，或有其他事情到东城去的时候，如果经过张自忠路，必然去他家请教，有时候还可以蹭顿饭吃。这时候他就会高谈阔论，无所不及，特别是在学问上，给我很多教导和启发。沙先生交游很广，对于流散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也十分关心，这是我们俩见面后常常讨论的共同话题。沙先生先后写过《跋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所论就是大家不容易注意到的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文书。他除了去英、法、俄调查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收集品外，也非常留意很多国内外的小收藏，记得他曾抄示给我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的简目，还一直强调江南的某个小图书馆有张謇的藏卷，督促我去调查。
正像郝春文教授《回忆沙知先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2017）已经指出的那样，沙知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英藏敦煌文献》三部著作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最主要的实际主持人，是宁可和沙知先生，而催稿人则主要是沙先生。这部辞典涉及方面极广，作者队伍也十分庞大，集体撰作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按期交稿。我是比较晚才进入《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队伍中，负责民族语文字和研究史方面，其间经常与沙先生接触，深知他对此付出的劳动。他也亲自撰写过很多条目，特别是比较偏门的方面，一旦没人撰写，他就自己上手。他发表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唐军府名掇拾》（《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应当就是编《大辞典》时的副产品。其他两部著作的编纂，他也做了很大贡献。除了上述《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外，他还是《英藏敦煌文献》第三、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1）的分卷主编，这套书里的文书定名也是非常耗费时日的工作，我参加过最后几卷的工作，知道沙知先生对此做出的贡献。
为了整理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沙先生曾经去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完成《英藏敦煌文献》后，沙先生又向英方提出整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世俗文书的要求，得到馆方的大力支持。此后沙先生几次赴英伦，一字一句地校录其中的敦煌、吐鲁番、黑城出土的文献，最终在2005年，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一起，共同编纂出版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下两巨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我们知道，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足迹广阔，在和田、吐鲁番、黑城等地都发掘不少汉文文书。这批文书比较凌乱破碎，涉及方面较广，整理起来十分不易。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受斯坦因委托，整理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文书断片，在1945年去世前完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一书，迟到1953年才由英国国家博物馆出版。此后郭锋先生去英国调查，据原件完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陈国灿先生在日本东洋文库见到这批照片，据以完成《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但前者没有图版，后者所见有限。沙知先生与吴芳思的这部著作，收录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非佛经）部分，而且有录文，并附全部图版，其录文准确，图版清晰，可以说是这批重要的吐鲁番、和田、黑城出土文书的“定本”。由于迄今为止英国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将这部分文书上传到IDP（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所以沙先生的书可谓嘉惠学林。
沙知先生尊敬师长，提携后辈。
对于师长，沙先生念念不忘所受学恩，思以报答。他在1949—1951年期间在北大读书，曾受业于向达先生。向达是中国敦煌学的前辈，后来被打成“右派”，不幸在“文革”中去世。沙先生一直鼓动我在北大为向达先生开一个纪念会，在向先生诞辰百年的2000年，他就极力鼓动，但当时受到一点阻碍，所以会议没有开成。到了接近2010年时，他又多次提起，而我当时正在编纂《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2010），他从美国友人那里，帮我找到曾昭燏先生的后人，获得向达敦煌考察期间致曾昭燏信的所有图版，我真是感激不尽。在此期间，沙先生收集有关向达先生的回忆文章，亲自编成《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拙文《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也被收入其中，十分荣幸。2010年，我们北大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研究院，三方共同举办了“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沙先生和许多同辈的老先生到会讲话，中青年学者提供精彩论文，使得这次会议圆满成功，会后我和樊锦诗、林世田主编出版了《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为此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了却了沙先生的一个心愿。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沙先生对于前辈的知恩知报，为弘扬向达先生的学术所做的努力。
我参加《敦煌学大辞典》《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其实都有沙先生的大力推荐。若干年前，我因为要整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和田出土文书，向他借阅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和田出土文书的彩色照片，用后也一直没有找机会归还。2016年“五一”期间，我和孟宪实、孟彦弘、朱玉麒一起去看望他，他说“这些照片对你有用，就留在你那里吧”，而且还把其他更大部分的吐鲁番、黑城文书彩色照片，通通送给我了。沙先生的高情厚谊，于此可见一斑。
沙知先生敬重前辈，爱护后辈，一生奉献学术，是一位真正的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