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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论证，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其表现为从总体上提高办案速度，节省司法资源；同时，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有学者认为，“花钱买刑正在通过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由潜规则向明规则过渡。因为刑事和解的价值具有被害人取向，被害人大多倾向于获得赔偿，因此有可能沦为有钱人取向”。
这是附加值的负面效应，但它只是一种倾向，正如任何东西、事实等都可能走样一样。而执行者的作为可以避免这种异化。
笔者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适用在有些情况下提高了诉讼效率，如加害人与被害人刑事和解后不再进入国家司法程序，检察机关可以做不起诉处理，因此本案不进入审判程序，节省了国家审判资源，但有些案件并不一定减少诉讼的压力，提高诉讼效率，在第三方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加害人与被害人依然没有达成和解协议，那就意味着重回国家司法模式，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将会耗费更多的国家司法资源。因为，恢复性质的调解程序本身已耗用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人财物成本，一旦有过失，还可能发生证据没有及时收集或灭失的情况；如果和解未达成，不但浪费上述资源或存有司法上的风险，同时还要重新进入国家司法程序，非但没有节省资源，反倒更多地使用了司法资源。从根本上说，减少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是协商性司法的宗旨。恢复性司法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到目前为止，它是人类解决犯罪问题的进步，即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毕竟权利是需要成本的
，就像法治需要成本一样，社会一直在探索着前行。
许多学者论证刑事和解化解了社会矛盾，构建了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如果是这样，那也是该制度的一种附加值。因为它可以提升每一个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从而更多地实现自治权，并提升社会团体的自主意识，区别于国家及政府公权行为，实现团体自治权。在此过程中，国家分权，垄断集中的国家司法权减弱，将一部分公权让渡给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从而体现市民社会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如何处理国家干预主义与当事人处分主义的关系，在价值取向上应当加害人与被害人优先、国家在后。而我国传统上恰恰一直处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刑事法理念的支配下，犯罪由国家的代表机关来惩罚和矫正，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与犯罪人直接发生关系，而使被害人、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退居其次，很少在具体的犯罪处理中予以考虑，甚至忽视他们的存在。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就是将犯罪处理权交给被害人、加害人、社会上的第三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还需要国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机关的司法人员主持，在此框架内进行对话、沟通、协商、交涉，共同完成对犯罪的处理。